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孙中山讨袁最坚定，唯独少了最关键一环

袁世凯称帝后，逃出北京的蔡锷于1915年12月25日在云南举起讨袁义旗，一场反对帝制、捍卫共和的护国战争在南方爆发。讨袁护国的主力虽是西南几省的实力派，但战争期间，中华革命党也在各省进行暗杀、暴动、策反等活动，积极响应蔡锷的护国义举。全国形势风云聚变，孙中山开始积极联络多年的老战友黄兴，希望修补他们之间的分歧与裂痕，邀其共举大计。护国烽火一起，几乎整个南方都举起反袁大旗，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做了83天的洪宪迷梦后，被迫取消帝制，但仍占着大总统之位，自然不能平息已蔓延全国的讨袁怒潮。5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揭露袁世凯“伪造民意，强迫劝进”。同时，孙中山又致电各省讨贼联军协同作战，呼吁“各方同志，取一致行动”。

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孙中山讨袁的意志无疑是最为坚定、贯彻始终的。但他仍然没能摆脱自辛亥以来的困境——没有枪杆子。尽管组织中华革命军时，孙中山已经意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但直到护国战争后期，孙中山都没能掌握一支真正绝对服从自己领导、属于自己的军队。也正因如此，护国讨袁期间，孙中山虽然积极联络各省军队，组织暴动，但力量有限的中华革命党终究只能进行一些辅助性的军事冒险活动，前线战场的主力还是靠唐继尧、刘显世、王文华等西南实力派的军队来与北洋军对抗。随着护国军节节胜利，1916年6月6日，气病交加的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总统由黎元洪继任。

图为护国军出师前部分将领合影，左起依次为 ：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瓛、李烈钧

“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指示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这时的他似乎又回到了1912年时的乐观心态，认为“推翻专制，重造民国”之目的已达到，下令各地起事的中华革命军就地结束一切军事行动，不保留一点军事力量。在孙中山看来，袁氏暴毙，旧国会与民元约法（《临时约法》）都得到恢复，他三民主义理想中，“现在民族、民权已达到目的”，又可以安心去搞国家建设，实现民生主义了。无论形势如何变化，无论受过多少挫折，这位先行者仍旧不恋权位，不改初心，只为缔造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奋斗。

然而民初纷乱的时局让孙中山的实业建国梦困难重重。国内军阀林立，各自为政；国外列强虎视，觊觎河山。这就注定了在以后的岁月中，孙中山必然要走上一条艰难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再来看看革命的两大拦路虎，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孙中山一直宗旨明确，反对帝制、反对伪造民意的假共和。但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他的反帝思想具有局限性，在面对列强问题上，孙中山长期处于迷惘和游移之中，直到护国战争结束，孙中山在反帝这一方面的思想都表现得不明显。反帝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废除晚清以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由于帝国主义实力强大，孙中山的确不具备反帝的力量，担心与彼决裂，故而长期以来，他的反帝废约思想都没有形成实际纲领。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期待的和平并没有到来，全国反而进入了军阀混战的黑暗时期。袁氏暴毙不到一年的时间，西南川、黔、滇三省爆发了民国以来最为酷烈的军阀战争。北洋系也发生裂变，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明争暗斗，爆发府院之争。这场缠斗甚至引发了1917年7月1日的张勋复辟事件，各路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袁后中国的时局何以愈发混乱？帝国主义作祟是核心原因。列强为了争夺在华利益，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各自扶持一部分代理人，直接导致中国政治陷入了极端的军阀割据局面。

标签： 孙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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