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读书誓言：“40岁前学遍中国学问；40岁后吸收西学精华。”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前两年，他花了很多时间用在读古文和中国古典经史子集上面。
这同他那时候崇拜的偶像康有为、梁启超和杨昌济先生耳提面命的影响有关。
加上儒家四书五经，青年毛泽东自幼就大多数能背诵，也便于钻研。
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青年毛泽东和其他有志青年一样，读书的热情就被《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思潮吸引过去。
而这时候杨昌济先生也开始讲解与东方思想哲学迥然不同的《伦理学原理》二元论思想哲学，进一步把青年毛泽东的目光吸引过去。
青年毛泽东的目光开始转向西学，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排斥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直到“五四运动”后组织学生赶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仍然认为“略通国学大要”是自己读书学习方面和研究社会基本国情方面应当做到的基础之一。
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知识的重要，以及如何获得这种知识，在当时青年毛泽东跟老师、友人们的通信中有不少反映。
在他1915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这样说：“如言自修，吾举两人闻君。其一康有为，康尝言：吾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岁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其一梁启超。梁固早慧，观其自述，亦是先业经史词章，后治西学各科。……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足下幸无暴弃。”
这里表达了青年毛泽东读书求学的座右铭，那就是40岁前，大力学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40岁后才可以学习西学，吸收西学中思想文化的精华，然后融会贯通，如此才可以说学问学通了。
而且青年毛泽东也认为，要救国必须出现“奇杰”般的人物，而“奇杰”般的人物必定是一个融会贯通中西思想文化的人物，单单只精通中国思想文化或是只精通西方思想文化都是不可取的。
1915年9月6日写给好友萧子升的信中也说过：“仆读《中庸》，曰博学之。读《大学》，曰：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至乎其极。表里精粗无不到，全体大用无不明矣。读《论语》，其上孔子之言，谓博学于文；读《孟子》，曰博学而详说。窃以为是天经地义，学者之所宜遵循。”
这是一封篇幅很长的信，信中洋洋洒洒几千字，青年毛泽东给萧子升详细介绍了自己的读书求学经历和方式方法，他先介绍萧子升读《群学肆言•缮性篇》，谈论专与全，渊与博的先后关系，还有自己对各学科的研究法等。
然后又谈到“尚有其要者，国学是也”，再一次强调了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青年毛泽东认为经史子集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要写好中国思想文化，就必须精通。为此他写了“四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几何，......顾吾人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昔人有言，欲通一经，早通群经。......首贵择书，其书必能孕群籍而抱万有，干振则枝披，将麾则卒舞。曾氏《杂钞》其庶几焉。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青年毛泽东认为精通传统思想文化首要原则就是精通一本认真挑选过的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书籍，一本作为学习纲领性的书籍。
他挑选的是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在青年毛泽东眼里这本书比《古文辞类纂》、《古文观止》、《昭明文选》都要好，因为后者这几部书虽然是古代著名的综合性书籍，却只侧重于文化辞章，而《经史百家杂钞》里面增加了经世济民的经济类文章，对历朝历代治乱兴衰的原委都能有所触及。
青年毛泽东则如此写道：“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古文辞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
其实不仅仅《古文辞类纂》过多的挑选文化辞章，《古文观止》《昭明文选》都有这种问题，《古文观止》篇幅较少，还没有比较清晰的暴露这个问题，《古文辞类纂》和《昭明文选》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
曾国藩一生标榜自己重视思想义理而主张经世致用，在北京做翰林的时候，就很是重视经济之学。
“经济不外看史”，这是曾国藩的老师唐鉴的格言。
因此曾国藩对史学极为爱好，每天都花时间读一读史书，即使后来曾国藩开始领军打仗，事务繁忙，依然在军营中每天要读10页史书，几十年来风雨无阻，坚持不懈，而作为回报，曾国藩史学功底极其深厚。
怎样获得传统思想文化的基本常识呢?信中继续说道：“为之之法，如《吕刑》一篇出自《书》，吾读此篇而及于《书》，乃加详究焉出于《书》者若干篇，吾遂及于《书》全体矣。他经亦然。《伯夷列传》一篇出于《史记》，......吾遂及于《史记》之全体矣。他史亦然。出于‘子’者，自一‘子’至他‘子’。出于‘集’者，自一‘集’至他‘集’。于是而国学常识罗于胸中矣。此其大略也。为学最忌一陋字。......观曾文正为学，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其它亦然。”
从一部分内容类推到一本书所有内容，然后以一二本中心书籍类推到所有相关书籍，这样类推下去，传统思想文化无所不知也。
青年毛泽东还归纳总结了相应的读书方法：“其法曰‘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又曰‘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其大者也，施于内而遍于外者也。各科皆可行之，不独此科也。”
几个月之后的1916年2月29日，青年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另一封信中，列出了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多达77种的阅读书目：“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子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然读之非十年莫完，购之非二百金莫办。”
可以看出，这77种关于传统思想文化的书籍目录，必定是综合了前人（比如曾国藩、姚鼐等学者）和师友的各种意见，并根据自己的读书经验而进行严格筛选过的，能够代表他自己对“国学大要”的见解。
非常可惜的是，这封信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已经残缺了很大一部分，青年毛泽东所列出来的书籍目录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
而且青年毛泽东也没有完整的读过这些书，因为当时的他“身无半文”，买不起书。
为此萧子升还答应过青年毛泽东，准备送他一些书，被他拒绝了：“大不敢当，一则赠而下读，读而无得，有负盛心；一则吾兄经济未裕，不可徒耗。”
看来，青年毛泽东对自己列出来的书籍目录也感觉太过庞大，所需要的时间与金钱都很成问题，他自己也感到遍读这77种书是很难办到的。
在1917年8月23日写给老师兼好友黎锦熙的长信中，虽然青年毛泽东读书治学济世的思想已经开始转向“大本大源”的哲学和伦理学：“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人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然而从未放弃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课程则以略通国学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
看来，青年毛泽东曾经也准备在学术研究上有番作为，可惜造化弄人，梦想成为“教员”的青年毛泽东最后却成为了一位革命家。
然而就算如此，毛泽东身上依旧有着浓厚的“教员”风范，对世人孜孜不倦的进行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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