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之存在主义之父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是怎么转向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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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精神几乎接近崩溃的原弗莱堡大学校长、著名的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神情沮丧地坐在被告席上,倾听着“清除纳粹化委员会”提交 的一份有关他在纳粹期间所作所为的总结报告。经过一系列长时间的听证会,弗莱堡大学最终作出了一个严厉的裁决:剥夺海德格尔在大学授课的权利,取消名誉教授的头衔,但仍允许参加大学的其他活动。从根本上说,海德格尔的教学生涯从此结束了,连同他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纳粹思想一起,被尘封到历史的记忆之中。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海德格尔(1889—1976年)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位有独创性的、影响广泛的思想家。在20世纪上半期,他的名字几乎就是哲学的代名词。

海德格尔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他从小就对哲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表现出了在哲学上的早熟和天赋。在18岁的一天,海德格尔从一个乡村牧师手中借到了一本题为《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重含义》的书,立刻迷上了它。由此,便产生了20世纪以来最激动人心的思想。这个让年轻的海德格尔如此着迷的问题,就是“存在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困扰了不知多少位哲学家,但海德格尔希望自己能给它一个解答。

1909年,海德格尔来到了弗莱堡大学学习 神学。他马上发现神学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学问,而哲学对他却有无比强烈的吸引力。当时,胡 塞尔的现象学正在学术界兴起,海德格尔马上对它产生了很浓的兴趣。胡 塞尔的两卷本哲学巨著《逻辑研究》也成了他反复阅读的案头必备书。不久,海德格尔决定放弃神学学习 ,转攻哲学。

在以后的日子里,海德格尔大量阅读了尼采、克尔凯戈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谢林、黑格尔、狄尔泰等哲学家的著作;广泛地了解了当时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在此过程中,海德格尔受到了李凯尔特、舍勒等人的影响,并完全接受了胡 塞尔的现象学。1913年,海德格尔获得了弗莱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做了母校的讲师。

1916年4月,享有盛名的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 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担任哲学讲座教授。这时海德格尔得以有和胡 塞尔直接交 流的机会,这对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思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相互的学术交 流中,他们两人都得到了思想的发展,以至于胡 塞尔说出了“现象学,这就是海德格尔和我”的话。

1925年冬,马堡大学提名海德格尔担任该校的教授,但教育部没有批准,理由是他没有正式的著作出版。于是,海德格尔便将他对存在的多年思考所得,选其中成熟的部分写了出来,整理发表了。这就是使海德格尔一举成名的、20世纪划时代的哲学巨著——《存在与时间》。在这本书中,海德格尔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和存在与时间的关系问题。这本书在出版时有40多万字,但只是原写作计划的1/3。由于种种原因,后面的部分没有续补。但海德格尔宣称他后来发表的一些研究成果,已基本展现了他哲学思想的全貌。由于这本书,海德格尔被视为现象学学派的发展者、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随着《存在与时间》的发表,海德格尔声名大振。在胡 塞尔的力荐下,1928年,海德格尔接替了老师,任弗莱堡大学哲学讲座教授。在这段时间,海德格尔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和讲演,对存在与时间的问题进行诠释和展开。正在此时,海德格尔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影响他一生的大事。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取得了政权。而差不多就在同时,风华正茂的海德格尔当选为了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和许多正直科学家不同的是,海德格尔采取了和纳粹政权合作的态度,并在公开场合为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鼓吹。这直接导致了文章开头一幕的发生。

海德格尔的这些行为,虽然与他的种族主义情结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也同他的哲学思想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因为他的哲学思想中一个最为核心的因素,便是宣称存在与时间的密不可分,存在本身就包含了一个无法剔除的时间维度。作为一种“生存哲学”,它意味着人的戏剧性——此在的“现实的”到达在场——不只是出现在历史中,它本身就是历史。“历史性”是海德格尔创造的一个术语,用以描述人生在世的固有历史特征。然而,如果真的是这样,这种纯粹的生存哲学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就变得彼此远离,或者说变成了一种无足轻重的“理论哲学”。但这种结论却非常适合于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因为在他的哲学中,克服“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这两者在传统哲学上的划分,已转化为一个有计划的理论目标。所以,海德格尔总是不断地告诫我们,在慎重地面对世界时,“此在”就已经是哲学性的了,而“思”本身也已是实践性的了。著名思想家哈贝马斯一针见血地指出,从海德格尔1933年校长就职演说开始,他的哲学本身就经历了重要的转变:这一哲学不再是一种原来的“第一哲学”,而是变成为一种真正的世界观。至此以后,人们就越发难以为海德格尔那种假定的纯粹性或“哲学自足”加以辩护,相反,这些思想却逐渐与某些意识形态和历史哲学的考虑融合起来了。

众所周知,哲学和生活行为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必须借助于某些中介性因素。在海德格尔这一个案中,它的中介性因素便是由他的“政治哲学”所提供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的那种纳粹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思想”,为他对这个世界的政治形势的理解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托。在他的“西方——日耳曼历史此在”的单一性理论中,海德格尔的哲学信念是,只有日耳曼人“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一信念不仅很快灰飞烟灭,而且还给全人类的存在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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