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承德，很多人便会联想到“避暑山庄”这四个字，这主要源于人们印象中，清朝皇帝会在每年暑期到来的时候，前往承德的离宫居住一段时间。
不过清朝皇帝去承德可不是单纯的为了避暑，这背后还有很多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源自游牧民族的习俗
我们知道元朝统一中原以后，保留了很多游牧民族的习俗，比如元朝皇帝每年都会根据季节变化进行迁徙，所以元朝的首都实际上不是一个，而是有三个，分别是元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元中都(位今河北省张北县馒头营乡)和元大都(今北京)。
游牧民族的这种习俗早在元朝以前便已经存在了，最近热播的以辽国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燕云台》，便对这种逐草而居的迁都方式有所描写。
虽然清朝满族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游牧民族，而是更符合渔猎民族的定位，但在明朝末年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清太宗皇太极在原有蒙古族牛录(军事单位)的基础上，建立了蒙八旗，后来干脆吞并了蒙古地区，这就让清朝皇帝不单单是满族人的首领，同时还是蒙古人的大汗。
明白了这个背景，我们便会发现在清朝建立以后，也建立了类似元朝的多个首都，位于东北的盛京(今沈阳)相当于满族人崛起历史的圣地，北京则是对中原汉文化的继承，至于位于承德的避暑山庄，则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包括西藏在内少数民族的宗教之都。
为了更好的扮演宗教之都的角色，清朝皇帝还特地在承德周边建了十多座喇嘛庙，除此之外，如果我们将承德避暑山庄与拉萨布达拉宫的建筑布局进行对比，便会发现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
假设一位从未走出过雪域高原的藏族人来到承德避暑山庄，相信会发自内心的生出一种亲近感，这就是为何清朝皇帝接见少数民族代表，往往会选择在这里的重要原因。
避暑山庄的历史
早期清军更入关的时候，当时执掌大权的摄政王多尔衮，便开始筹划在北京之外寻找一个较近的避暑胜地，用以延续非汉族王朝每年离开北京避暑的习惯，并最终确定了承德的选址，只可惜多尔衮英年早逝，修建避暑山庄的工程便一下子停顿了下来。
一直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以后，才逐渐恢复避暑山庄的建设(1702年)，不过康熙虽然在位时间很长却并没有修建完毕，这倒不是工匠们不上心，而是康熙本人更喜欢是在木兰围场与前来觐见的蒙古王爷们狩猎，对于避暑山庄则兴趣寥寥。
雍正继位后，虽然没有像康熙那样钟情于木兰围场，却也对承德避暑山庄不大在意，真正将其修好的是“十全老人”乾隆皇帝。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武烈河南岸，占地约5.64平方公里，而我们熟悉的圆明园占地只有3.5平方公里，二者差距还是蛮大的。
之所以面积更大，是因为山庄除了假山湖泊和宫殿，还有山地和草场，目的是为了方便皇帝检阅部队。
乾隆时期的避暑山庄十分繁华热闹，正是在这里乾隆皇帝庆贺了杜尔伯特蒙古的归顺，并接见了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1793年，英国勋爵乔治·马戛尔尼率领使团来到中国，乾隆皇帝也是在承德避暑山庄接见了他。
虽然当时的乾隆皇帝十分志得意满，但他或许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860年，他的曾孙咸丰皇帝，会在英法联军面前仓皇逃到了承德避暑山庄，将祖辈们用来炫耀武力和强大的主场当作了临时避难所，曾经古老帝国的荣耀被彻彻底底打碎。
和一直困居于紫禁城的明朝皇帝不同，清朝皇帝经常离开北京，除了巡幸边疆要塞和富庶的江南，更多的便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处理公务，同时接见少数民族的代表。
承德避暑山庄虽然隶属于直隶总督，却被清朝的理藩院所掌管，因为在接见蒙古族、维吾尔族和藏族的代表时，承德避暑山庄已经不再仅仅是一所行宫那么简单了，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群和奔腾的战马，承德避暑山庄俨然成为清帝国实际上的另一个都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