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究竟在哪里？反正我看完华东师大博士导师周山的演讲文章后感觉并不明确。问题在哪里呢？可能还是周山并没有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世界诸多文化中的层次地位有一个整体的认知有关了。而站到这样的认识高立点显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轻而易举的事情。原因就在于人们从来就是被其生长环境里的文化所熏陶着的，因此久而久之就养成了那种文化的既有视角，看问题想问题如何一下子跳得出来呢。周山更是比较一般的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接受，所以只能以这种思想体系来看世论事。
如果真能够跳出传统文化的束缚来看，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应该就可以知晓了。从思想性这个角度来讲，因为传统文化通过几千年的流传灌输，已经成为中国人入血入骨的客观存在，所以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集中讲就在于维系社会的稳定。而从大体上保持这种文化的稳定持续的环境或者局面，就能够避免社会的动荡，因此一定要反对过去那种动辄“砸烂”、“不破不立”等愚昧粗暴下作的思想做派，而要对应着实行“维持”、“不立不破”等理性文明智慧的思想做派。这里，关键是如何“立”，“立”的一个根本还是要清楚认识掌握运用好传统文化的各种内在规律。
“立”另一个根本重要方面则是明确认识清楚传统文化的优劣或者高下的问题。我国现在很多学有专长的学者都不认为文化有什么高下优劣的区别。周山也不例外。然而这些人所陈述的道理却很难有点说服力。比如周山这篇文章所列举的传统文化的优长方面就实在没有什么嚼味。那个“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还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貌似高深得不得了，其实扮开来看，又有什么现代意义呀。“自强不息”的本质无非一般动植物等生物的本性本能所在，未必即使哪个最落后的非洲部落住民，还会去颓废厌生吧。我很怀疑现代科学能够靠这种自强不息发展起来。“厚德载物”强调了精神道德的作用不错，然而世界上又有哪个民族没有道德伦理要求呢。说到底的要害还是靠这种道德要求的高下优劣来决定（生存发展）呀。中国传统道德伦理根本不具现代进步性质，集中讲，就在于其最终追求的狭私性（如颜如玉、黄金屋、千锺黍等器物利益）和道德伦理的等级性（如三纲五常），所以单纯依靠中国这种落后的道德伦理是建立不起现代化的中国来的。
读昨天的《参考消息》，看到法国内政部长克洛德·盖昂讲，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是平等的，其中一些文明更先进。“在我们看来，那些维护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文明似乎优于那些接受暴政、压制妇女、社会和种族仇恨的文明”，他的这番话引发了一场政治论战。是呀，从历史的现代的系统的比较的整体文化视角观察，盖昂的话就显得再客观平实不过了的，可是为什么却引起了政治论战了呢。当然，对于法国政治运作现实里的所谓讨好某些派别可以另作他论，但也有一些反对者是用种族主义来批评的。我看，盖昂这种文明文化的视角应该是与种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的，因为种族主义是以诸如肤色、人种、基因等不同去歧视对付人的，其思想本原上缺乏了盖昂所推崇的博爱精神。由这里我又联想到亨廷顿讲到的文明的冲突观点，他事实上可能与盖昂的思路是一样的，我们检点人类历史和现实的各种事件后都是可以从中得到印证的。这些情况应该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研究思想文化特别需要一个高企的立点呀。
附周山《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
——在上海理工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山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作了明确阐述，并号召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使优秀民族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但是，在具体的 “挖掘”与“阐发”实践中，出现了某些偏颇甚至误将糟粕当精华的现象。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传统是儒家的文化价值体系，小传统是 “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传统文化在今天的意义就在于 “重构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和谐”。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极具多元性，其文化重心在现代出现了转移，传统文化及其精神在当代也有一个推陈出新的过程。
传统文化的多元性
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
今人讲传统文化，往往只讲儒家文化，讲传统文化思想价值，也往往只讲儒家文化价值体系。固然，儒家文化在漫长的2000年封建社会里，一直担当着主流文化的重任，主导着人们的思想与实践。但是，早在中国文化的第一个轴心时代，就曾演绎过一场历时300年之久的 “百家争鸣”文化盛典，儒家只是其中一家。
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可归为二元结构。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往往与“水”结缘。例如，中东地区古文化以“两河文明”标识。中国人习惯以 “华夏文化”一统中国文化，淡化以致磨没了中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及其发展脉络。事实上，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与黄河、长江息息相关，经过近万年的积淀，形成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两大系统。
远在新石器时代，黄河流域从上游到下游，形成了大溪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等代表性的古文化圈。现代田野考古工作显示，一度被视为南蛮之地的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也相继产生了位于上游地区的大溪文化、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其沛然底气，不逊于黄河文化。青铜时代，中国文化进入成熟期。黄河文化加速发展的同时，其重心由西往东移，即由岐西、河套一直东移，最后止步于齐鲁，成为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长江文化也在三大古文化的基础上，分别形成了巴蜀文化、荆（湘）楚文化、吴越文化，而以居中的荆楚文化为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最近几十年接连不断出土的简帛古籍，也有力地表达了长江文化轴心区域的文化底气。
两种文化既有相融相长的一面，也有差异的一面。例如，在文化标帜上，黄河文化以龙为代表。在濮阳地区一座距今7000年前的古墓中，墓主人的上位以贝壳堆塑着一条龙，下位则堆塑了一只虎。黄河流域出土的青铜器，多以龙头为饰件，古墓壁画人物的双目多为圆形 “龙眼”。以致建都于黄河流域的皇帝，也自诩龙种，甚至衣服、器用也要饰之以龙。长江文化则以鸟为代表。巴蜀文化区的 “三星堆”遗址，满目皆鸟：十几米高的青铜神树，十三个树杈上各立一鸟，一条小龙头下尾上贴于树根处，龙与鸟的地位在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铜人像，既有人身鸟首，也有人首鸟足；人的双眼细长，“凤目”替换了 “龙眼”。成都市内的“金沙滩”遗址，同样充满着鸟文化气息，一幅金光灿烂的 “太阳神鸟”，已经成为长江文化独一无二的形象代表。长江下游，早在河姆渡古文化遗址中，就有玉鸟遗存；青铜时代更有“鸟文”成俗，即在青铜器铭文旁刻有相应数量的单线鸟形图。鸟文化在楚地终于上升到了精神层面，《庄子》首篇 《逍遥游》，以寓言形式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 “大鹏展翅”。由此展示了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
青铜时代晚期，在黄河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一个儒家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圣人、亚圣的孔子、孟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仁义”。在长江文化的轴心之地形成了另一个形式松散、思想深邃的学术群体，被后人尊为道家始祖的老子、庄子是这一群体的思想代表，核心价值观是 “自然”。 《庄子》中有一则寓言故事：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是孔子向老子 “语仁义”时，老子给孔子讲的故事。短短二十三个字，道明了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在思想价值层面上的差异。黄河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濡以沫”：当灭顶之灾来临时，将一线生之希望留给他人， “仁义”关怀可谓极至。长江文化主张的生存愿景是 “相忘于江湖”：忘掉仁义，毋须关怀，是因为人人都生活在最适合生存的环境里。前者是被动地应对生存环境，后者是主动地开拓生存环境。汉武帝看中了 “相濡以沫”对于维持社会稳定、保护既得利益的功能作用，遂决定 “独尊儒术”。 “相濡以沫”，无疑是最最核心之术。矛盾的一方既已占居了主导地位，矛盾的另一方即 “相忘于江湖”的思想价值观被边缘化也就成为必然。黄河文化，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重心。
二十世纪初，长江文化借助于西方文化的涌入浪潮，拉开了中国文化重心转移的帷幕。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鲁迅、瞿秋白等人，皆为长江文化圈中人。新文化运动，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华丽转身。而儒学因 “与现代化无缘”，注定了其在新文化运动中被 “打”的命运，而长江文化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应运崛起便成为历史的必然。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文化重心的现代转移已经完成。主张开拓进取，以个体发展基础上的群体提升为生存目标，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在长江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今天，我们并不否认黄河文化在稳定社会、修养人性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这是一个龙凤呈祥的时代，而非有凤无龙的局面。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社会构建，既是长江文化的呼唤，也是中国新文化思想价值的核心。
今天的中国文化是昨天的中国文化的延伸，所以我们将昨天的文化称为传统文化；文化重心的转移只是文化自身的调适与更新，而非外来文化的替换。西方文化激活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潜在的另一方，并赋予了她顺应时代的新形式新生命。中国文化重心的顺利转换表明，二十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圆满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传统文化的精神
要遵循自然法则，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才会无往而不利。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才会朋友遍天下。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结果必然是称霸；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
由于中国文字由象形文字到象意文字的自然递进等因素，中国文化自古至今从未中断。由于作为传统文化思想价值坐标的《周易》完整流传3000年而不易，熏陶了一代又一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文化巨擘，展示天道与地道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不仅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同时也是这个具有多元特征的文化大国共有的文化精神。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自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对 《周易》中的 《乾》《坤》两卦的义理阐发。由六个阳爻构成的乾卦象征刚健的天道：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六个阴爻构成的坤卦象征柔顺的地道：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然而，乾、坤两卦的卦爻辞所披露的信息，非仅刚健与柔顺之性，其间蕴含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四个重要支撑点。
在 “自强不息”的天道中，蕴含着三个支撑点。第一个支撑点是 “忍”。这虽然是自强的起点，却包含着两种状态。一是 “潜”的状态，就像一颗种子，埋在地下，吸水分，伸根系。这是积聚力量的初始阶段，忍得住寂寞，是一种理性的表达。二是 “见”的状态，就像一枝新苗，刚刚破土而出、迎风而立。这是积聚力量的第二阶段，争取一切帮助，才能茁壮成长。寻求帮助，难免忍辱负重，却是一种智慧的表达。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采取主动的 “忍”而争取时间积聚力量成就事业者，屡见不鲜，如越王勾践。第二个支撑点是“忧”。已经步入自强，如何继续前行而“不熄火”？忧患意识无疑是确保自强不息的重要支撑。忧患意识又因状态不同而有程度上的差异。第一种状态是 “夕惕若厉”：刚刚步入自强，保持 “朝乾夕惕”的状态，即白天勤奋工作，晚上惕怵自省，就不会失误而能继续前行。第二种状态是 “或跃在渊”：事业的兴盛发达、社会地位的升高，有如登上高山之巅，抬头举手可触天，低头面临万丈深渊，所以，一定要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方能在自强之路上继续前行。第三个支撑点是 “悔”。已达自强顶峰，如何仍然保持 “不息”？犹如一个人已登社会最高位，保持头脑清醒最为重要；增强 “自悔”意识，是持盈保泰的不二法门。 “悔”也有两种状态，一是刚刚跃升事业顶峰，不可因功成而自负、独断专行，仍需任贤用能，发挥众人之力；二是久居高位，总会有决策失误，所以更要有 “自悔”之心。惟如此，在自强的顶点才能保持“不息”、避免走向反面。
在 “厚德载物”的地道中，蕴含着传统文化精神的第四个重要支撑点：“后”。坤卦的卦辞中，用了三个类比以明地道：一曰 “牝马之贞”，二曰 “先迷，后得”，三曰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三个例子讲同一个道理：要遵循自然法则，如同地道安居于天道之后，才会无往而不利。人际交往要注意用柔谦让，才会朋友遍天下。大地承载万物生生不息，却总是将功劳归于天道，从不夸耀自己。地道的这种 “厚德”，核心在 “谦后”。用柔怀谦的“后”意，在春秋末期的老子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张扬。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两个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讲自强不息不讲厚德载物，结果必然是称霸，如越王勾践；只讲厚德载物不讲自强不息，结果必然是深陷困境，如“相濡以沫”的涸泉之鱼。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正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三十年。但是，如果只注重于 “自强不息”的成果宣传和经验总结，而忽视了对 “厚德载物”这一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和有力宣传，难免会导致国际社会的误解，形成大国忌之、小国畏之的不利局面。
传统文化的现代阐发
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既要尊重 “鞠躬尽瘁”之类的传统美德，更要拥有 “顺应自然”这样的现代理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当然要在文化重心转移的背景下解读，要在传统文化精神的阐发中出新，更要在当代社会的现实境遇中展开。因此，传统文化现代意义的挖掘与阐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开拓进取。长期以来，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刻意挤兑道家，以致长江文化的代表人物老子、庄子的思想一度遭到曲解，甚至其身份也受到怀疑，老子成了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老子》一书为秦汉年间的杂凑作品，庄子也成了不思进取的隐士文化代表，等等。今天，当我们摈弃偏见，重新挖掘其思想价值时，看到的恰恰是陈见的对立面，开拓进取是老、庄思想的主旋律。老子理想中的 “圣人”，应该具有方正、廉洁、正直、透明的品性，而又能把握 “不割”、 “不刿”、 “不肆”、“不耀”的分寸。他主张 “无为”，是为了实现 “无不为”。庄子给世人讲的第一个故事，是由鲲化生的大鹏鸟 “扶摇直上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徙于南溟”。胸无大志的燕雀在树丛中跳跃，讥笑大鹏的高瞻远瞩、开拓进取。庄子开拓进取的鸿鹄之志，被满腹经纶的儒士们曲解了2000多年，反而是后世的农民领袖陈胜将之引为知音：“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种开拓进取的思想，正是我们首先需要挖掘和阐发的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之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
二、顺应自然。自然，是长江文化的最高范畴。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地之道，都要遵循自然，何况人类的行为举事？“治大国若烹小鲜”，说的正是顺应自然之理：小鱼肉嫩易碎，油烹时必须小心翼翼，切忌频繁翻动；大国人众，尾大难调，政策稳定为第一要务。一大一小，顺应自然的原则却一样。《庄子·养生主》是从养生角度讲顺应自然的好处。首先讲了一个厨师解剖牛的故事：庖丁解牛，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彼节气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正因为遵顺自然之理解剖牛，所以他手中那把牛刀，历时十九年、解牛数千头， “刀刃若新发于硎”。庖丁解牛的本意是顺应自然，此为养生的最高境界。
顺应自然作为长江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理念，庖丁解牛的现代意义不仅在养生之道，也在为人之道、为政之道。例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相互间的矛盾、摩擦难免发生。如果能从矛盾中找到化解矛盾的空间，全神贯注，以 “无厚入有间”的方式予以解决，既维持了社会环境的和谐，又避免了人与人之间相摩擦所引起的心理伤害。就工作、事业而言，顺应自然，游刃有余，是人人都企盼的理想状态。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鞠躬尽瘁”却被作为典范提倡，自诸葛亮始，几乎成为身居高位者的座右铭。而在历史上，鞠躬尽瘁的结果往往是悲剧；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结果是三足鼎立中的蜀国第一个出局。我们并不否认鞠躬尽瘁精神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作用，但是与举重若轻、游刃有余的工作效率相比较，后者更可取。因此，当我们在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的时候，理应优先选取 “庖丁解牛”这一类 “顺应自然”的文化元素，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改变观念。既要尊重 “鞠躬尽瘁”的传统美德，更要注重选拔那些具有 “顺应自然”的理念、能够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地开展工作的人才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这是新时代的呼唤，也是改革开放的现实需要。
三、和谐社会。和谐的本义是指不同音阶之间的协调。引申到人类社会，指人与人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在有着多元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和谐社会的目标一致，实现和谐社会的途径与方法则有不同。
老子主张通过 “柔”与 “后”的途径和方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他为人处世的原则是：方正而要自然，廉洁而不伤人，正直但不能无所顾忌，光明但要内敛。人的刚性有了柔性配合，人际关系才能和谐。用柔的目的，不仅在协调关系，更在成就事业。例如，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性的善用，又往往表现为 “后”或 “下”，用另一个词表达叫作 “不争”。他用至柔之水作譬：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与世无争不是消极退避，而是追求和谐，也是 “厚德载物”的一种表达。在国家之间关系的协调中，他主张通过“下”即谦下的途径实现和谐：大国对小国谦下，便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便可取得大国的信任。在大、小国关系中，主动权在大国，所以， “大者宜为下”。老子这种协调国际关系、营造和谐世界的理念和方法，在国际关系普遍紧张、少数大国强国任意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小国政权的今天，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名为墨家的学术群体，创立过一种平民政治学说，提出过一个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及其运作方法：尚贤-节用-兼爱。对贤能之士，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丰厚的薪水报酬、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节约资源、去除奢侈浪费，确保每个人必需的生活资料；如同关爱父母兄弟那样关爱每一个社会成员。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和谐构想必然被视为异类，因而一时的 “显学”很快就变成 “绝学”。但是在今天，这一文化遗产理应受到重视，深度挖掘并加以必要的阐发，使之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一处源头活水。
以 “相濡以沫”为价值取向的儒家所主张的和谐模式，便是 “仁、义、礼、智、信”为伦理基础的 “三纲五常”社会结构。这种价值理念和社会结构，早在上世纪初就被新文化所抛弃，但是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其他思想，仍然可以阐发并融入进今天的和谐社会理论之中。例如，孟子关于“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阶层关系分析；荀子关于“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等阶层利益分配中的损益警示，都是值得贫富差距日渐加大的当代社会参考的济世良言。
思想者小传
周山 1949年生，上海市崇明县人。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终身研究员、周易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 “双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逻辑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逻辑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代表著作有 《中国逻辑史论》、《近现代的先秦名家研究》、 《周易解读》、 《中国学术思潮史》等。近年来注重于中国文化重心当代转移的研究，发表有《从黄河文化到长江文化》、《中国文化重心的转移》等多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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