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明理
儿时，常听母亲训诫我们诸兄弟“读书明理”。但怎样读书，才能明理，读什么书明什么理，她老人家可就没有细说的了。
及长，读了许多书，结识了许多朋友，也经历了许多事，也就渐渐地明白了家母说的意思原来是“多读书，就能明事理”。
这话怎么说？
从广义上来说，书本上载有不少的知识，不少的道理。多读书，确实能使人知道得很多，并且还懂得很多道理。也就是说“开卷有益”。
但从狭义上来说，每一本书，每一类书都是作者为了说明某一件事物或某一个道理而写的，他写的目的是希望读者能接受他所叙述的事物或道理。因此，他在选用材料时必须选用那些对他有利有用的，而抛弃那些对他无利或无用的。因此说，无论那一本书，那一类书，他要阐述的也只是客观世界的一个片面或一个侧面。
因此，多读些书，多读些不同类型的书，是会增强我们对事物，道理的辨识能力的。不至于在遇到挫折时，动辄以“上当受骗”之类的说话去欺骗自己和欺骗别人。
十年前，我和朋友看了纪录片《毛 在中南海》时，就其中一组镜头“毛 的卧床上打开了一套线装本《资治通鉴》”作了一些议论。我说《资治通鉴》是宋代司马光编写的一部供帝王统治时借鉴前朝的统治经验的中国古代史的通史，前人评述该书时用了两个字“权术”两个字。什么叫“权术”，就是政治家运用权力的手腕玩弄政治，怎样成功地运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法。毛泽东是中国土生土长的革命家，综观毛泽东的一生，其根本还是离不开中国农民革命的社会局限性，他要借鉴《资治通鉴》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也接受了一些现代的社会革命的思想观点。在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中，出现了与过去农民革命有所不同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是螺旋式前进的理论来分析这段历史，从纵的来看，任何一种社会阶段都是过去的某一种社会阶段的重复；从横的来看，任何后来的社会阶段都比前一个社会阶段上升了的论说。弄懂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就会明白了新中国和旧中国必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毛泽东受到一定的局限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明白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灾难在中国出现有其历史性和必然性，以及将来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出现的可能性（尽管名称、形式、规模或许会有不同）。认识这点，我们就可以有目的地去努力阻止其再现或使其对我们社会的危害性减少到最小的限度。
鲁迅说：“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的明白了。”这也是一种“读书明理”的方法罢
当然，多读书，多读些不同类型的书还要和个人的社会实践结合去思考，分析，才能真正明白事理，才不至于得出“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庄周梦蝴
耶，蝴蝶化庄周耶”的糊涂事理。如果这样，那就“尽信书不如无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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