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说说《资治通鉴》诞生背景、编写过程和历史、文学意义。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中唐以后持续不断的战乱局面，再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但是，当时北宋的帝王和主要的大臣心里都非常清楚，内外形势紧张、不容乐观。在内，国家政治积弊很多；在外，边疆地区尤其是北边的契丹蠢蠢欲动。在这种情况下，司马光等一些大臣心急如焚，这些文人希望通过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来找到问题的解决路径。
在1066年时，司马光就给宋英宗献上了一本书，叫《通志》，就是《资治通鉴》的前身。这本书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涵盖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战国七雄的兴亡历史。司马光这些大臣希望宋英宗能够从前朝历史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得到治世启发。
宋英宗对《通志》这本书非常感兴趣，就命令司马光等人按照《通志》的体例，写作《历代君臣事迹》，宋英宗还专门颁布诏书，设立书局，拨发专款，而且让司马光自己挑选编写人员，专门从事编书工作。而且，宋英宗还给了司马光等人一个特权，就是允许他们阅览皇室藏书。
司马光等人不负众望，用了十九年的时间，到宋神宗七年（1084年），终于将该书编写完成。成书后，宋神宗并没有按照当年宋英宗确定的书名，来为该书命名，而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涵义，为该书定名为《资治通鉴》。这就是《资治通鉴》的编写过程和书名由来。
《资治通鉴》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文学史，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很多历史学家将其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史学双壁”。史学家胡三省评价它“为人君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宋代以后的很多史学家、思想家王阳明、梁启超等人，都对《资治通鉴》给予过很高的评价。
每天更新，敬请关注，本期到此，下期梳理讲述《资治通鉴》的编写时间为何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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