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过去对于商周时代的认识，也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发源一元论的看法。
1986年，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的珍贵文物，海内外学者无不惊异于其文化的独特和文明的高度。人们难以想象在相当于中原殷商的年代，成都平原竟然存在如此发达的青铜文明。
当所有人尚未从三星堆的震撼中回过神来的时候，2001年2月，成都市青羊区西郊的金沙村遗址被发现。
金沙遗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同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一样，其鲜明的文化个性，与中原文明截然不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特别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饰，其中采用镂空方式刻画的太阳神鸟金箔光芒四射，简洁洗练的表现手法精湛绝伦，堪称是世界古代艺术史的瑰宝。
几千年来，一直在各种古典文献中若隐若现，云山雾绕的古蜀族和古蜀国，在这两次的发掘中横空出世了。
从出土文物和礼器来看，三星堆文化要早于金沙文化。
三星堆的玉璋有57件，远多于金沙玉璋，但是金沙出土的两件玉崇，制作工艺之精和崇体之大都是前所未见的，被誉为“旷世精品”。
据《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崇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唬礼西方，以玄磺礼北方。”
由此可见礼地之黄崇，除天子外，其下侯、伯之君是不能用以礼地的。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金沙出土之崇为礼地之黄崇，这也说明在金沙时段里的蜀王可能已经称帝，不再受周朝的制约了。
而《华阳国志·蜀志》也有类似的记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郸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
三星堆和金沙时代的社会政治关系也许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但是两处遗址的发现，颠覆了过去我们总认为中原地区是中国文化的发源地，殷周的文明水平高于周边地区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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