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医家李时珍（1518-1593），是在全世界享有盛誉的中国学者。其著作《本草纲目》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海外亦有十多种语言的译本，是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影响最大的中医古籍之一，知名度和影响力甚至超过了《黄帝内经》。当代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曾说，李时珍是与近代物理学家伽利略、生理学家维萨里同样伟大的科学家，其《本草纲目》不仅是明代最伟大的成就，也体现了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的最高水平。达尔文高度评价《本草纲目》是“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一 李时珍其人
李时珍出身于医学世家，他的祖父就是当地名医，父亲更是医术精湛，曾在太医院供职。李时珍出生后，家人希望他能够走科举的道路，然而，十四岁就通过童生试的李时珍，在考举人的乡试中，却多次落第，在功名路上近十年无所成就。少年时代的李时珍酷爱读书，对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等都有浓厚的兴趣。《白茅堂集》记载他读书极为刻苦，十年足不出户。《蕲州志》也谈到他痴迷读书，遍览经史百家。名儒顾日岩在给《奇经八脉考》作序时也谈到，李时珍的家庭具有较强的文化修养，父子家人不但热爱读书，而且多有著述。
大量阅读的经历，让青年李时珍具有了广阔的视野，在弃儒从医以后，他敏锐地发现，前代本草著作的撰述存在诸多弊病。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把药物按照功效和毒性分为上中下三品，基本忽略了药物本身的自然属性。又受到当时服食丹药的风气影响，有毒的朱砂被列为上品。此后，历代本草著作虽然不断补入新的药物，增添不同的分类方法，但直到李时珍生活的时代，以南宋唐慎微所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为代表，通行的本草学著作仍然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主要问题有药物分类混乱、药物记载混淆、药物功用收录不全等。尤其是许多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记载，造成“名不副实”现象，严重干扰了临床医生处方用药的准确性。因此，三十四岁的李时珍决心重新编撰一部本草专著，以正视听。
李时珍曾在楚王府担任医官“奉祠正”，后又被推荐到太医院，医官的经历，使他有机会读到很多珍贵的本草文献。在分析本草著作分类、编排、体例等方面的不足之后，他花费数十年亲自翻检文献、田野调查，积累丰富的经验和材料，“奋编摩之志，僭纂述之权，岁历三十稔”，耗时二十七年，终于完成了《本草纲目》的编撰。完稿后，为慎重起见，他又“稿凡三易”，进行多次修订。
二 《本草纲目》其书
《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190万字，共分为16部60类，“标名为纲，列事为目”，收载药物1892种，其中新增374种；附方11096篇；插图1109幅。这部巨著内容丰富，卷帙浩繁，“上自坟典，下及传奇，凡有相关，靡不备采。如入金谷之园，种色夺目；如登龙君之宫，宝藏悉陈”。不但是中医本草领域的里程碑著作，也是世界科技史上的煌煌巨著。
然而，年逾花甲的李时珍没想到的是，这部精彩纷呈的巨著，因其卷帙浩繁，销路难料，各大书商都不肯捐资付梓。为了能让毕生心血刊刻出版，李时珍耗费十馀年，先后奔波于各大图书机构，还曾两度远赴江苏太仓，请求文坛领袖王世贞为此书作序，以期提高社会影响。1590年，王世贞终于应允作序，并高度评价此书“博而不繁，详而有要，综核究竟，直窥渊海，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有了这样的名家背书，金陵书商胡承龙决定出版《本草纲目》，李时珍时年七十二岁。1593年，《本草纲目》在南京面世时，李时珍已于三年前去世。胡承龙刻印的《本草纲目》，最大程度地保留了李时珍手稿原貌，世称“金陵版”，极为珍贵，目前存世7部，分别藏于中日德美。八年后（1601），江西巡抚夏良心偶尔见到此书，认为“大有裨于生人，非特多识资也”，捐资重印，由张鼎思主持重刻，形成了图文精美的“江西本”。此后，随着此书的影响力不断增加，各种新版本逐渐涌现，明末迄今，各色版本逾百种，各类简编三百馀家。
三 博文约礼，纲举目张
李时珍和《本草纲目》的伟大之处，很难进行全面、完整的表述。拨开四百多年的历史迷雾，当我们以现代的眼光审视这部巨著时，会发现其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各种“不经之谈”的咒语、匪夷所思的药方，也一应收录。很多海外学者推崇此书，主要是对其丰富的内容和严谨的分类叹为观止，认为该书是我国古代博物学的集大成之作。
《本草纲目》最重要的贡献，是创造了“古代最完美的分类法”（李约瑟语）。通过“以纲挈目”的体例，对众多药物分门别类加以编排，做到“博而不繁，详而有要”。全书遵循先非生物后生物、先植物后动物、先简单后复杂、先低级生命后高级生命的排列顺序，共分为16部，即“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相当于大纲。其下分60目，是对“部”的二次细分，如草部分为山草、芳草、隰草、毒草、水草、蔓草、石草等10目，木部分香木、乔木、灌木等6目，禽部分水禽、原禽、林禽、山禽4目。其中“金石”部收载矿物275种，归为金、玉、石、卤石四类，每一类的化合物排列顺序，基本符合现代药物化学无机药物分类基本原则。而对植物和动物的分类方法，更是与达尔文的进化论理念不谋而合，比1735年林奈提出的自然系统理论早150多年，内容也比后者丰富得多。
《本草纲目》具有较严密的分类体系，这是它能跻身于世界科学之林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析族区类，振纲分目”的手段，使药物物以类从、目随纲举。由于应用了纲目体，药物的相似特征和亲缘关系被阶梯式的等级条目区别开来，使药物从品系、形态、鉴别、归类到分析比较等，眉目清楚，纲举目张，科学的药物分类法由此诞生。
在每种药物的具体记载上，一个部类中的每一味药，用大字记载其“气味、主治”；用小字记载该药的“释名、集解、发明，辨疑、正误、附录、附方”等，前者为“纲”，后者为“目”。这样的记录结构体用兼备，几乎囊括了明代以前药物学的发展，尤其是药学理论方面的发展，其中的附方也为药学与临床医学的发展搭起了一座桥梁。这种“杂而互之”“条而理之”的做法，既保证了内容丰富，又做到了有条不紊。
《本草纲目》的分类和体例，显然借鉴了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中所使用的“纲目体”结构。“纲目体”是朱熹在改写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时形成的体例，在“大纲既举、众目毕张”的原则指导下，以“表岁以首年，因年以著统，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的形式组织材料，以《左传》扩充、注释《春秋》的模式，按年为单位归并资料，大字记载事件梗概，小字分注详细经过，前者为“纲”、后者为“目”，使得庞杂的历史事件变得纲举目张，便于阅读。李时珍不但完全继承了这种纲目体的编撰形式，还扩展了“纲”和“目”标准的多样性和层次性，发展了纲目体例。
应当提及的是，李时珍博览群书，编撰《本草纲目》所借鉴的远不只是一部《资治通鉴纲目》，我国古代的类书分类体系传承，对李时珍分类思想的确立也有帮助。宋代的《太平御览》中涉及医药、动物和植物方面的十四部，如疾病部、百谷部、饮食部、兽部、羽族部、鳞介部、虫豸部、木部、竹部、果部、菜茹部、香部、药部、百卉部，部以下分类，类下又分有若干细目。这种类书的编撰对分类方式的探讨，为李时珍“完美的分类法”提供了深厚的积淀。
四 格物通典，远播海外
《本草纲目》成书不久，就远播海外，在东瀛和西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金陵版”《本草纲目》面世不足十年，就已经由长崎传入了日本。1607年，德川幕府掌权第五年，日本著名学者林道春（1583-1657）就将此书进献给德川家康（1543-1616）将军。德川家康对此异常珍视，常置于座位右侧，以备翻阅。因此，《本草纲目》在日本又称为“神君御前本”。林道春是日本江户时代声名显赫的鸿儒，精研朱子学，同时也是德川幕府的高级幕僚，曾先后做了四代德川幕府的讲学先生。他为《本草纲目》精深的学术和丰富的文化倾倒，欣然为《本草纲目》作跋，并且节译《本草纲目》为日语，撰成《多识篇》五卷。书名来源于朱熹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并以之为教材，为德川将军和当时的日本儒生讲学。
在德川家康文治策略的主导下，由于林道春对《本草纲目》的推崇，在江户时代，研究《本草纲目》在日本蔚然成风，医家中形成了不同的学派精研本草，学术水平空前，在翻刻和全文翻译《本草纲目》的基础上，日本医家对其消化吸收，撰写《大和本草》，从单纯学习模仿，到强调本土特色，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本草学。在医学领域之外，《本草纲目》体现出超越学术价值的影响力，从而成为整个江户时代思想文化界所崇尚的经典之作，其中所体现出的“格物致知”的儒学特色、以名物认知来实践朱子学术思想等，都成为江户幕府治国的基本理论。而《本草纲目》本身的科学性、思想性和文化内涵，不仅江户时代二百多年间独领风骚，其影响更远及19世纪末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对西方科学的认识和接受，也深深打上了《本草纲目》精神的烙印。
《本草纲目》传入欧洲，主要是由于各国来华传教士的介绍。1656年，波兰籍耶稣会士卜弥格的《中国植物志》在维也纳出版，书中向欧洲介绍了若干中国动植物及其药用功效。有学者认为，他是将《本草纲目》的内容翻译为拉丁文的第一人，开创了欧洲人关注、研究该书的先河。后世德国、英国许多学者，都在卜弥格的介绍下，关注中国的博物学研究，尤其对《本草纲目》推崇备至。
1735年出版的四卷本法文版《中华帝国全志》，收录了《本草纲目》部分译文，这是欧洲第一次提供了明确出处的《本草纲目》节译。该书作者为巴黎耶稣会士杜哈德（1674-1743），此书是他收集了27位来华传教士所撰写的中国资料编撰而成，其中卫匡国(1614-1661）、南怀仁(1623-1688）、巴多明(1665-1741）等，不但通晓中文，在中国多年，而且与宫廷多有往来，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较深入的了解。该书第111卷有个醒目标题：《节录〈本草纲目〉，即中国本草学或中国医药用博物学》，节录了《本草纲目》书首部分，即序例中《神农本经名例》《名医别录合药分剂》，附李时珍小传，又有一些中药条目，包括人参、茶、冬虫夏草、三七、当归、阿胶等。
当时，启蒙运动的泰斗伏尔泰等人对中国文化十分推崇，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的潮流。由于《中华帝国全志》全面记述了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科学等多方面内容，出版后引起很大反响，首版当年售罄，次年在荷兰海牙第二版发行的同时，还在伦敦发行了英文版，名为《中国通史》。十馀年后，又译成德文出版，书名为《中华帝国及鞑靼全志》。这样，在这本书风靡欧洲的时候，《本草纲目》的大概情况和一些内容也受到了欧洲知识界的广泛重视。此后，随着启蒙运动中一些汉学家致力于对中国古代科学文化书籍的翻译和介绍，更进一步促进了欧洲学界了解和运用《本草纲目》。达尔文（1809-1882）就曾在其进化论著作中多次引用《本草纲目》的内容，以中国的乌鸡作为例子来探讨鸡的变种；把宋代金鱼的驯养历史作为动物被驯养的案例等。
1882年，俄国驻北京使馆医师布米希德详细研究了《本草纲目》，并把其中的植物药358种全部收入他的著作《中国植物》，对该书在俄国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今天，《本草纲目》拥有日、韩、英、法、德、俄、意、荷、比等十馀种译文，堪称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古籍。
明代是一个辉煌而伟大的时代，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丰富而灿烂的博物学成就。明末四大科技名著《农政全书》《本草纲目》《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都是世界科技史上辉煌的著作，这些书无一例外地“墙里开花墙外香”，通过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到西方，在欧洲掀起了追捧中国科学技术、崇拜中国文化的“中国热”；通过商贸流入日本、韩国，对其科技进步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宋应星的手工业巨著《天工开物》，没能收入《四库全书》里，反而是巴黎皇家文库18世纪就将其收藏，被赞为“技术百科全书”，法国汉学家儒莲曾赞叹，这本书中的好些技术，比如野生树皮造纸、制墨、制铜、活塞风箱、提花机，都要远强于当时欧洲。
徐光启的农业巨著《农政全书》，由于参加编撰刊印者多为反清志士，清朝初年长期被禁毁，直到收入《四库全书》后，才得以艰难留存。而在欧洲，则和《本草纲目》一同被《中华帝国全志》节译，其中养蚕和种植棉花的章节，引起了法国和整个欧洲的轰动，甚至直接促进了叶卡捷琳娜时代俄国棉花产业与蚕丝纺织业的起飞。
而崇祯年间成书的《徐霞客游记》，作为珍贵的地理科学报告，长期以手稿形态辗转流传，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有了第一个校勘本问世。科技史学界公认其为世界上最早记载石灰岩地貌的著作，其中对石灰地貌的描述和考察，对石灰岩进行系统分类的记载，比欧洲早了一两个世纪。
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与另外几本辉煌的科学巨著，在海外作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代表著作，受到空前的欢迎和好评。那是一个辉煌的时代，名著辈出如群星璀璨；那是东西方交流频繁的时代，人类社会走向现代科技文明的曙光，已经在地平线上闪现。然而，与工业革命以来西方科技不断发展形成对比的是，我国士人空谈性理，鄙视技艺，传统价值观对于技术的轻视，导致对科技的追求过早没落，也带来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这些辉煌的巨著，在那个短暂的群星闪耀时代之后，陷入了数百年的沉寂。直至复兴号角响起，“文化中国”的建设方兴未艾，这些辉煌而美好的历史财富，或将在新的时代大放异彩。
（作者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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