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帝王（崇祯除外）怠政，朝纲颓败，乱像丛生，让明迅速走向衰退以至灭亡。不过，历史的吊诡在于，皇权的式微却刺激了民间或底层的活力。明末后期商业的繁荣是这一活力的表现，而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科技著作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划时代的四部科技著作是《农政全书》（徐光启，成书于万历）、《本草纲目》（李时珍，成书于万历）、《徐霞客游记》（徐霞客，成书于崇祯）和本文要说的宋应星（1587-1661）的《天工开物》（下简称《天》）。《天》初刻于崇祯十年即公元1637年，但此书命运多舛。在清一代，清初尚在印行，后因书中“北虏”等疑似反清字样列为禁书，从此销声匿迹，直到民初才偶然发现。初刻的真容，终见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不过，民初之前，《天》已经有了多个外文译本，尤其是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地位。据说，连一向以欧洲中心主义自居的欧洲学者也称《天》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这本“工艺百科全书”，分为上篇（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耕作及成品制作制度、以及相关工具和技艺）、中篇（包括土、陶等的采用、生产工具与艺术品的制作工艺）和下篇（包括采矿、冶金以及与此相关的武器制作工艺）。书中详细这些器物的发明、使用、功用，特别是技术上的革新相关，不过，在读这些17世纪的中国人的工艺百科全书时，我却读到它里面丰润的人文精神。
这得先从朱熹（1130—1200）说起。朱子不仅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远接孔孟后启明清的儒学的继承者和革新者，正如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宗明义地指出“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大约现在的人们对朱子的认识，是因为朱子的“修齐治平”的世界观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无论“修齐治平”还是“格物致知”，实际上是“内圣外王”的朱子的“圣人”说法而已。这样的说法让孔子里还有许多鲜活的东西也成了高不可攀内心历练和朝圣迷信。不过，朱子也是人，而且是两宋时的人。两宋时的知识分子，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上是活得轻松的士人（两宋三百余年几乎无人因言被戮，当然流放与贬官是常有的事）。读书、教书、做官、游冶、朝佛、问道……或混于市井山野，或混于酒肆勾栏，或混于庙堂朝会，即使像苏东坡等一生数贬，也一样生活得有滋有味。
即使如朱子这样一门心思读圣贤注圣贤言圣贤倡圣贤扬圣贤的人，一样与当时的所有士人那样，面对日常生活，生发出许多精彩。《次刘秀野蔬食十三首诗韵》（见《朱熹集/卷三》，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即是。十三首均是五言四句，共计：乳饼、新笋、紫蕈、子薑、荚荀、南芥、蔊菜、木耳、萝葡、芋魁、笋脯、豆腐、白蕈。朱子的这十三首咏蔬菜食品的诗记录了朱子作为一代大儒的常态日子。尽管朱子的诗（朱子一生写了几百首诗哟！）与其理学一脉相通，即诗也是先理后性，且诗也写得晦涩。譬如《子薑》“薑云能损心。此谤谁与雪？请论去秽功，神明看朝徹”。一种有些辛辣的调味蔬菜（也就是现在厨房里常备的生姜或老姜），拿给朱子写得来这般云里雾里。这还算是比较看得懂的。再看另一首《紫蕈》，紫蕈谓何物？大约是一种带有紫色的野生菌吧。朱子是这样写的：“谁将紫芝苗，种此槎上土？便学商山翁，风餐谢肥羚”。就当这种菌有无比的高贵，也不至于写得这样事必与儒家圣人相连吧。《蔊菜》在我看来，算是写得最明了的，不过朱子也寄予了太多的“理”：“小草有贞性，托根寒涧幽。懦夫曾一嘬，登盘今亦乍”。同样是写蔊菜，与朱子同时代陆游则不同，陆诗中有两句：“吾州之蔊尤嘉蔬，珍盘豆飣百味俱。”（《剑南诗稿·醉中歌》）于是我们看到，陆游的诗是诗人的文字，直写现场、直抒胸臆。不像朱子那样。丁大点事都故弄玄虚，把家常小菜写得与他的理学同出一门。
由此开始说宋子的《天工开物》。宋子《天》，开宗明义“民以食为天”，第一卷就是记录的我们人要生存的基本食物“乃粒第一”。在“乃粒第一”之中一共记有：稻、麦、粱、稷、菽、粟等南北的主要粮食作物（另专记有“麻”。“麻”即芝麻）以及为此作物的耕作制度和耕作工具，此外，还记录了这些作物的主要灾害以及这些作物丰收的主要保证“水利”等事宜。什么是稻呢？宋子说，“凡稻者种最多。不粘者，禾曰秔，米曰粳；粘者，禾曰稌，米曰糯”，“其中米色有雪白、牙黄、大赤、半紫、杂黑不一”。这些当然不是诗，也用不着“赋、比、兴”。对于宋子来说，要写出这样简洁明了的文字，不仅仅是汉语文字功力的事，同样也是涉及到作者的世界观的问题——这当然不是任意的比附，也不是毫无理由地乱说一气。宋子在接下来的说明文中继续写道，何时浸种（清明前后），何时成秧（入田三十日左右），何时起秧、何时栽秧，怎样防无秧水，如何防春旱夏旱，什么肥料用作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田（如冷浸田）因地制宜等等。尤为仔细的是，宋子知道秧水不够不能起秧，秧便在秧田长成长节以至无用之事。倘若我没有在乡下足足栽了四季秧子打了四季谷子的经历，我也许不会知道这些农活里蕴涵的人文精神。对于农人来说，“太阳一背雨一背”是其农人种田的常态，也是农人精神的真实写照。当读到“乃粒第一”的这些说明文字中的感情，笔者油然生出亲切和敬意。由此我们看到，一个曾经饱读诗书又饱经仕途艰辛的知识分子（宋应星举人一考即得，进士五考未果）与朱子的不同世界观。宋子在介绍描述并记录这些种植技术与生产生活用品的工艺时，其观念其价值指向、理想极具平民观念。就在这一章里，当介绍了粳、糯诸稻的不同后，宋子专门写了如下一节文字：“香稻一种，取其芳香，以供贵人。”
“香稻”香且贵，自然算不上是一件坏事，说不定于时尚来看，还是一件好事呢。于当下今日之香稻，城里许多人便趋之若鹜，以显富足与时尚。当时，对于宋子看来，“收实甚少”实实在在才算得上是一件大事。为什么是一件大事呢？那就是普天下倘若都种这样“收实甚少”的稻米，那么普天下的大众还有足够的粮食吗？也就是说，“收实甚少”的“香稻”显然有违于百姓生活的起码要求（这与今天一些动辄就以“贡品”来炫耀的说法，其观念相去岂止一条街两条街的距离）。再从朱子与宋子的“乃粒第一”与“蔬食”相比较，我们更容易看到两者的不同。朱子的“蔬食”（虽说是以诗来表现的）与宋子关于的“香稻”其价值取向与美学追求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宋子写这部名曰《天工天物》的书的初衷与名曰《四书章句》集注诠释“格物致知”和布道“存天理灭人欲”的书的初衷是截然不同的。诚然，朱子与宋子，学术方向各异，所涉文体各异，因此强行拉来比较，似有不妥，但却有一点我们看得清楚，那就是即使像并不是专门布道的文字，如朱子的《次刘秀野蔬食十三首诗韵》，也能显现出两者的不同。朱子的这种朋友唱和的“休闲”小品，本应是文人发自内心的天籁之声或任性之音。殊不知，由于朱子骨子里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志，哪怕就是小得不能再小的物件，也会被朱子赋予符合他的规范与道统。但宋子就不一样了。宋子在《天工开物》的“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仅此一句话，就将从汉尤为唐宋以降至明的“四书五经”以博功名的制度和士子价值抛到了别处。而代之的就是《天》里的与百姓、与民生、与社会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食、衣、住、行等所涉的农业种植业（随便说一说，《天》里除两广的“（珍）珠”外，几乎没有谈及养殖业）、工业（或曰手工业）日用品、以及商业带来繁荣的民生安定。这样，或许往往一些看来跟经世致用无关的书倒比那些所谓真正的经世致用的“四书五经”相比，更与民生、百姓福祉和社会进步相关。
《天工开物》印行于1637年。欧洲自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以来，进入到17世纪。无论从人的解放和确立，还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社会制度的重构，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从今天来观照，明后期及明末，某些领域是感应了世界的这一变化。意大利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于1601年登陆北京城传教，便是这一感受的最佳证物与象征。利玛窦在中国一住十年，于1610年终老北京。利氏在中国十年，广泛与中国各式人物交际。在其西洋的宗教、文化和科技的传播和影响下，如徐光启这样以“四书五经”获得的文渊阁大学士和内阁次辅，喜欢上了西洋的科技，并身体历行地在中国首次翻译了西洋数学经典《几何原本》，并著述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农政著作《农政全书》以及对先秦工艺《考工记》的注解。如果加上本文一开始涉及到的另两本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和《徐霞客游记》，与《天工开物》一起，共同建构了中国近古时期科技辉煌的地理版图。而此时的东亚，一、日本正式确立了闭关自守的“销国”政策。据井上清的《日本历史》记载，从公元1604始海禁，到1635这一年，朱印船（即幕府发给盖有红色印章的准予海外航行的证明）仅有355张（见《日本历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与此时的日本船只了了的景况相比，当时明代的船，大且多。在《天工开物/舟车》一节里，宋子写道，多为“万国水运以供储”，大为仅运河漕运的船“其量可受三千石”，海运则以竹筒贮水解决了淡水问题，而且都为楼船。二、朝鲜半岛（朝鲜半岛是汉唐文化向日本输出的重要地理节点，另一是海上）在1637年这一年，正式成为建州（《天工天物》多次提及到建州与关内不同的物产和耕作制度）满族皇太极的藩属，即史称“丁丑下城”（1637即华历丁丑年）。在“国际贸易”中，尽管明朱棣后期实行的海禁并没有明文解除，但事实上，如泉州作为东方乃至世界著名的海港，已经享有盛誉。葡萄牙人开始的15世纪地理大发现，未见得明后期就没有受益。事实上，就在《天工开物》里就记有与海外贸易的事。譬如在“五金”一节里就记有“日本铜”即“东夷铜”的冶炼方法；在“佳兵/火器”一节里专门记有“西洋炮”的制作方式与“红夷炮”的器型与威力的区别等。也许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明代中国1637这一年印行了皇皇的工艺科技百科全书《天工天物》。就在1637年，西洋法国的笛卡儿，创建了解析几何。众所周知，解析几何的创立是数学史的重大事件，它与同为17世纪创立的微积分，共同开创和奠定了现代数学。
再回到《天工天物》。在《天》里，宋子有一重要思想即，在与自然打交道时，要靠人力不靠巫术。在人类文化学的皇皇巨著《金枝》里，费雷泽指出，由于“水是生源之源”，“而在许多国家里水是靠下雨提供的”，因而“祈雨法师是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就在这本巨著中，费雷泽引用了中国关于“龙”以及“求龙祈雨”的例子。费氏说，由于“中国人擅长于袭击天庭的法术”，所以当需要雨水时，就“用纸或木器厂头制作成一条巨龙来象征雨神”作巫术祈祀。对于中国的民间（或50年前），“龙王（君）庙”还广泛地存在于乡间的事实和历史，我们清楚地知道，费氏的这个举证是相当的准确。也就是说，在人类文化历史和心态中，于中国民间尤其是中国乡间，由于水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雨神的“龙”（龙在中国还有王权的象征——按照费氏的理论，即君神一体）便在民间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一基础上，祈龙便必然成为了民间尤其是乡间最为重要的巫术之一。因此费氏进一步指出，“龙是中国古代神话四灵之一，唐宋以后，人们开始认为龙王之职就是兴云布雨”，“龙王治水则由此成了民间普遍的信仰”（以上引文出自《金枝》，新世纪出版社，2006年版）。
华人的巫术不仅历史悠久长远，先民对巫术确也信赖有加。《礼记》就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据中国人自己的考证，信巫以及巫术相关制度、心理、工具一直到了唐还很盛行。以至大周重臣狄仁杰才不得不下决心予以对与此相关的庙、宇、祠进行强制撤除和捣毁(仅江南一地就焚毁1700多处淫祠)。不过，当我读了《天工开物》后，了解到中国的民间尤其是乡间对此并不尽然，而且，面对农耕这一中国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中国的乡间更多地是依靠人力本身——这当然包括人的智慧本身。在《天工开物》“乃粒”一章里，除了介绍其中国南北粮食主要作物时，专门辟了“水利”一节。在这一节里，宋子说，由于水对稻来说是“独甚五谷”，因此“防旱藉水”便成为种植水稻农耕中重中之重。于是宋应星为此专门介绍了与水利相关的“牛车”“踏车”“拔车”“桔槔”“风车”“辘轳”等机具，还介绍了人工修建的“浅池”“小浍”（“浍”田间水渠）等小水利工程（不知为什么，宋应星没有介绍秦筑的都江堰和更早一些的灵渠）。在《天工开物》里不仅有这些文字介绍，而且还配有与此相关的白描图谱（顺便一说，明后期，各式图书插图的精美达到中国历史上无以复加的地步，笔者曾就《牡丹亭》的插图专文论述过）。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乡下当知青时，这些被宋子介绍的水利机具和水利工程，好些我都亲见和使用，如水车、筒车和高转筒车。再如“堰”，就更熟悉了。在我们住有7个知青的房屋面前坎下，就是一条长约五、六华里的蜿蜒山堰。这条堰穿过楠竹林，一直要灌溉下半个生产队的稻田。我们几个知青的吃水大多数就是靠这条山堰提供的。至于说到“陂”，即川南一带特有的“山平塘”，直到今天，可以说，哪个村哪个组都能看到！
《天工开物》所涉之物，均是自然所赐和人力所为。无论食、住、用、具等，都写得明明白白，许多还涉及物产与器物制作制度由来和历史。譬如蔗与糖的生产，在“甘嗜”一章里，宋子说，蔗原产于闽，但“凡蔗古来中国不知造糖”（中国最早的糖一是源于蜜糖，一是源于粮食的麦芽糖），造糖的历史源自唐大历（766——779）年间，一西土（印度）僧人云游四川遂宁，“始传其法”，蔗糖方于中国出现（季羡林的专著《糖史》，以梵文的sarkara证实了这一切）。也就是，《天》不仅记录和描述了书中所涉器物，有时还对所涉器物及器物制作制度的历史和源流进行考辩。除了“糠”这一影响了世界史进程的物产与制作制度个案外，《天》里还有许多类似的考辩。譬如“珠”。宋子说，珠产于雷（今雷州市）、廉（今北海市）二池。而且纠正关于珠从何而生的一些谬说，宋子说，珠只于蚌腹，“其云蛇腹、龙头、鲛皮有珠者，妄也”。在“粬糱”一章里，宋应星坚定地讲道，“粬”的神奇“惟是五谷菁华变幻”，“乌能竟其方术哉”！这一系列的认为是人力非神力的考证与辩诬，显见宋应星实事求是的态度，而这正是欧洲文艺复兴以降的现代科学精神。“天工”者，人间能工巧匠也！
正是基于这一工具理性（《天工天物》是否承担起西方所定义的“工具理性”，也许可以另当别论，但它的实际意义却与此相关相近相似），我们已经看到，无论是水利的机具，还是水利的基础工程，都不是龙王所赐，更非道士、端公、风水先生所予。而是农人们、工匠们在与自然、在与器物制作生产过程中的人力自身所为。为此，《天工开物》对此有许多的记述：
关于筒车：“凡河滨有制洞车者，堰陂障流，绕于车下，激轮使转，挽水入筒，一一倾于枧内，流入亩中。昼夜不息，百亩无忧”；
关于风车：“扬郡以风帆数扇，俟风转车，风息则止”，此车既可“救潦”（火案，“潦”即积水），又可“济旱”，“去水非取水也”，“以便栽种”；
关于“物害”：“防驱之智是不一法，唯人所行也”；
关于“结花本”：“天孙机杼，人巧备矣”；
这些记录与描述，文字相当的动情（至少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是动情的），显示出《天工开物》的作者对农耕的艰辛、农人的劳作和匠人们的由衷敬意。同时也显现出了《天工开物》作者对其人力和智慧的尊重。所以宋应星果敢地说道：“天泽不降，则人力挽水而济。”对人的尊重，不仅仅是对神的怀疑，同时也是对皇权的挑战。在《天》里，时不时地，宋子的这些看似闲笔，或者看似横插一句与生产无关、与工艺无关的话，却有着它深厚的人文底蕴。譬如在写“布衣”一节时，宋子写道：“凡棉布御寒，贵贱同之”。一句“贵贱同之”，包涵了多么丰富的平民意识和人文精神！也就是说，天冷时，人人都需御寒，无论贵贱，谁也不存在谁的恩赐，人人都应享有这样平等的权利。譬如在谈及井盐时，在具体记录并描述井盐开凿、转送、火煮等工艺时，《天》记住了这一系列工作和工程背后工人（匠人）的身影。宋子写道，“凡滇蜀两省，远离海滨，舟车艰通”，又说“造井工费甚艰”等。譬如，在“冶铸”一章里，宋子虽然首先介绍的是鼎、钟一类的礼器，不过当宋子介绍到民用的器物时，态度便从仪式的庄重转到了实用的亲近意义上，“凡铸铜为钱以利民用”。譬如在“粹精”一章的小序里，宋子写道：“天生五谷以育民”。等等。
为此，在《天工天物》“乃服”一章里，宋子明确写道：“人为万物之灵”。我们后来知道，1610年，伟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在其《哈姆雷特》里写过“人是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如果从中西比较学来观察，那么，宋子的“人为万物之灵”与世界近代史的人文精神同步（满人入关带来的倒退，那不是这篇文章所涉及的话题）。“民重君轻”本是先秦哲人的重要思想，但是这一思想后来并没有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相反在明初洪武重刻《孟子》时删掉了“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随着明中后期商业的繁荣，市民社会的兴起，科举不再是底层或读书人唯一出路，也许还因为前文说到的皇权怠政，以及西洋文化与器物的引入，整个社会呈现出活跃和多元。明的后期，小说以《金瓶梅》为代表、戏剧以《临川四梦》为代表的平民文学艺术异常繁荣，特别是明后期出版业的飞速发展，更给予了平民文化的广泛传播。而这一文化文学艺术的大格局，可以从另一侧面印证了《天工开物》与之前类似著述不一样的理性追求和精神追求。
原本一部专门的、专业的科技（欧洲人认为是手工艺，其实不然。在《天》里的如“井盐”“舟车”“冶铸”等章节里，早已经超出了手工艺的范畴，而进入一种社会化的合作范畴。如书中的一些插图所示，这些所谓的“手工艺”都非一个人可以完成的）百科全书，大约是不可能涉及到人的精神层面的。但是《天工天物》的伟大就在于，宋子宋应星在撰写这部著作时，它不是一部呈送给皇室和官方看的书，它是一部为民间为社会写的书。正因为如此，宋子在其《天》里是一种来自市民来自平民的自由的想法。于是我们才会看到，本文以上所引所述的关于《天工天物》里的有关平民有关人文的思想的叙述。
这是一部了不起的著作。它不仅是一部被西人称之为“手工艺百科全书”，而且是一部人文精神充沛的科技百科全书。尽管它诞生在中国的近古，已经足见我们古人的精神、智慧和才情，足见在中国文化里，我们还有可能去触摸到我们不曾注意到的更为宏大更为精彩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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