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电视剧《芈月传》的人应该知道,战国时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外交明星,被各国君王奉为座上宾的人物,多为纵横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公孙衍、张仪和苏秦。后两者,据传是谋圣鬼谷子的门徒。
为此,世人常将秦、仪并称,并认为苏秦代表合纵派,张仪代表连横派,两位同学斗智斗勇,操纵天下诸侯互相攻伐算计,将战国时代残酷的国际战争推向高潮。包括《史记》和《战国策》都是这样记载的。
但是,马王堆考古出土的帛书似乎推翻了上述看法。学者根据其中一部《战国纵横家》考证,张仪先于苏秦26年去世,二人之间似无交集。在纵横两派的斗争中,真正与张仪交手的是公孙衍。
孟子的弟子景春向老师请教有关纵横家的问题,提到的人物只有公孙衍和张仪,并没有谈及苏秦。假如苏秦与张仪并称,相信景春不会将他遗漏。
景春为什么要问起纵横家的人物呢?因为他觉得,纵横家才是真正的豪杰。可是,孟子同意吗?
威震天下的纵横家汉代经学家赵岐认为,景春或许并非孟子的弟子,他应该也是纵横家。如果是儒家人,应该不至于问出这样的问题:
“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公孙衍和张仪真是太伟大了,真正的英雄豪杰啊,不是吗?他们一发怒,诸侯国君都会感到恐惧害怕;他们平静下来待在家中,天下的战火就会熄灭。
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他们是足智多谋的外交家,巧舌如簧,朝秦暮楚,挑拨离间,让各国君主跟着他们的计谋团团转。
他们也是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指挥若定,出奇制胜,声东击西,用兵如神;又是腹黑心狠的冒险家,所谓艺高人胆大,关键时刻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还是用心缜密的政治家,在君主和政敌之间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公孙衍本是魏国人,最初也在魏国为官。但是他后来投奔秦国,晋升为将军,率领秦军攻打自己的父母之国,迫使魏国割地议和。之后又向魏国的河西地区发兵,大获全胜,斩首魏军人数多达八万。因战功赫赫被秦惠王加官进爵,封为大良造,算是秦国最高爵位了。
要知道,在战国以前,战争的伤亡人数通常只以百计,出兵的双方点到为止。古代战争也有礼法的,比如在敌方尚未摆好阵势之前,不能搞袭击;比如“不杀黄口,不获二毛”,即不杀年幼的士兵,不俘虏年长的士兵。
到了战国,在纵横家的运作之下,战争逐渐以杀人为目的。一次战争动辄死伤数万,甚至数十万。难怪梁襄王问孟子“天下孰能一之”这个问题时,孟子回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
为了扭转秦国对魏国的攻势,魏惠文王——也就是梁惠王,只好下血本花巨款贿赂公孙衍,让他建议秦惠王与魏国休战议和,转而侵略他国。
此时,同样产自魏国的张仪来到秦国,他乘机告发公孙衍接受贿赂,排挤走了这个老乡。受到秦惠王信任的张仪,创造性地提出“连横”的外交策略,在秦惠王的支持下,开始游说各国与秦国亲善。
公孙衍不得已离开秦国,又回到魏国。梁惠王如获至宝,不计前嫌,拜公孙衍为相,统率魏军。为了对抗张仪的“连横”策略,公孙衍首次提出“合纵”的策略,团结六国力量共同抵御强秦。
于是,张仪和公孙衍一个在秦,一个在魏,各为其主,各显神通,到处游说诸侯。天下国际斗争,似乎成了他们两个谋略家之间的私人较量。
各国君主对此二人非常佩服,谁也不敢得罪。张仪来游说了,就答应合纵。公孙衍来游说了,就答应连横。导致各国之间不断的攻伐,战火不断。
妾妇之道景春如此崇拜公孙衍和张仪,应该说是有道理的。这两个人的能量太大了,可以调动整个天下的军队。
然而在孟子眼中,这点功名是完全不值一提的。毕竟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都被孟子称为“如彼其卑也”,“羞与之相比”。
但是,孟子对管仲与对公孙衍、张仪的评价是不同的。孟子批评管仲,主要在于他有机会辅佐齐桓公行王道,却错过了机会。管仲在历史上的功绩仍然可圈可点,孔子也称赞他“如其仁”。
对公孙衍和张仪,孟子说得很难听,称他们行的是“妾妇之道”:
“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什么是妾妇之道呢?妾,便是小老婆。妇,便是大老婆。按礼制,女子出嫁时,母亲要教给她将来做妻子、小妾的规矩。母亲一直把女儿送到门口,最后要嘱咐她:“到了你丈夫家,那里便是你的家了。你一定要恭敬谨慎,千万不能违背丈夫!”
所谓“以顺为正”,妻子顺从男人,小妾顺从正妻,这就是当时女性的美德。男人在朝堂上是不能以顺为正的,如果大臣只知道顺从君主,便是与“妾妇”无异。这不成了小媳妇的伎俩了?
或许有读者看到这里会感不适,因为涉嫌歧视女性。但是本文不讨论女权问题,只讲客观事实。在战国时代,受历史局限,女性地位确实低于男性。
孟子为什么把纵横家比作“妾妇”呢?他们可是把诸侯玩弄于股掌之间的谋略家呀,让诸侯感到害怕的人呀。
朱子说,这两个人利用诸侯国君贪得无厌又急功近利的心理,极尽阳奉阴违、挑拨离间之能事,从而窃取权势获得功名,哪里是大丈夫所为呢?双峰饶氏说:
“仪衍虽使得诸侯惧,不过顺其欲耳。诸侯志在土地,二人从而投其所好,说之征伐以得土地,不过妾妇之事尔,丈夫且不可为,况大丈夫乎?”
丈夫,是普通男人。大丈夫,是英雄豪杰。普通男人也不能做妾妇之事啊,更何况英雄豪杰大丈夫呢?
大丈夫之道孟子对纵横家一番羞辱,称其为“妾妇之道”。估计景春听到这里,已经惭愧得面红耳赤了。
接着,孟子话锋一转,阐述什么是大丈夫之道。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居天下之广居,并不是孟子要住最宽敞的宫殿。这里的居,指心宅。广居,指的是宽广的胸襟。朱子认为,最宽广的胸襟便是仁心。所以有个成语,叫“宅心仁厚”。心安于仁,便是“居天下之广居”了。
仁者道大,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大无外,岂不是“广居”吗?
立天下之正位,也不是孟子要站到权力中心去,而是形容仁心安定、如如不动的状态。作为传承道统的学者,有文化担当的君子,应永远站在道义的立场上,绝不动摇。这就是正位。
行天下之大道,亦非指平坦宽阔的道路,而是指君子做任何事情,无论大小,都循礼而合义,不会为了一时小利就苟且侥幸,也不会因为形势所迫而随波逐流。大道,也就是正道。
或许人生会遭遇挫折,或许社会有许多不公,只要自己坚守礼义,便是行在“大道”之上。如果有治世的机会,就引领百姓共同走上“大道”。如果没有机会治世,自己一个人也要从容坚守。心无愧怍,何处不是坦途?
人生可能经历富贵,此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欲望。不能放纵无拘,轻飘动荡。一旦心猿意马,很容易乱了分寸,进退失据。
人生可能经历贫困,此时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初心。孔子说,“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贫困时间久了,一般人可能为了脱离窘境而放弃原则,突破底线。
人生也可能面对暴政的压迫,此时一定要克服恐惧和懦弱,不可以屈服。不能因为暴力威胁就改变仁义的立场,偏离正道的方向。
这便是大丈夫,真正的英雄豪杰。这样的境界,已经可以说是圣贤君子了。所以,明代大儒王阳明,也将圣贤称为豪杰。
如此之高的境界,如何做到呢?朱子以孟子的学问来解释实现此种境界的方法:
“‘居广居’以下(包括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惟集义养气,方到此地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浩然之气对着他,便能如此。”
集义、养气,便是孟子提出的儒家修养工夫。之前谈过,本文不再赘述。
写在最后读孟子答景春之问这一段,真是痛快,屡屡让人心生浩然之气,不由得心胸开阔、郁气顿消。南轩张氏曰:
“公孙衍、张仪,持合纵连横之说以动诸侯,景春徒见其言足以捭阖摇撼,而遂以为大丈夫,其说固为陋矣。”
如景春般卑陋的看法,历史上不乏其人。直至近代以来,有学者甚至将鬼谷子的学说整合成所谓“厚黑学”,对世人产生很大影响。人们崇拜其谋略和机巧,为了功利可以不择手段。特别是读心之术,更受追捧,常被培训行业引为经典。
惜乎!不读《孟子》,如何能理解公孙衍、张仪之流实为“妾妇之道”呢?
“孟子以衍与仪比妾妇之道者,盖事君以弼违(纠正过失)为义,不当徇其欲也。衍与仪不知正救其心术,而徒探其意之所欲为以进其说,此何以异于妾妇之道,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乎?”
如果之前孟子批评农家、墨家,还有从学术辨析的层面进行切磋之意味的话,这里批评纵横家,便是纯粹的斥责和羞辱了。当然,斥责和羞辱并非目的,孟子是希望彰明圣学,启迪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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