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友好商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兴建的综合大型商场，全国十大百货商场之一。1959年10月1日竣工开业。1967年更名为武汉商场。[1]1986年，武商在全国同行业中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1992年，“鄂武商”在深交所上市，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2006年4月，武商完成股权分置改革。通过几代武商人的共同努力，经历了股份制改造和规范化管理，武商从单体百货店发展成为以商贸为主体的多元化投资的大型商业集团，先后扩建、兴建武汉商场、武汉广场、世贸广场、量贩公司、亚贸广场等大型购物中心，与世界级别商业集团一起共舞，勇立潮头，在国际商业帝国的版图上展现了民族商业的力量，成为武汉人民的骄傲。公司经营业态由单一百货商场发展成购物中心、量贩超市两大主力业态。经营网点从武汉一地扩大到武汉、襄樊、鄂州、黄冈、沙市、咸宁、宜昌、十堰、黄石等城市。商业零售面积达到60万平方米。由武汉国际广场、武汉广场、世贸广场三大购物中心构成的武汉“摩尔”商业城，经营面积22万平方米，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购物中心。亚贸广场、建二商场、襄樊购物中心不断壮大，成为发展的生力军。武商量贩公司形成武汉、襄樊、宜昌“金三角”网络框架，连锁大卖场达到50家，成为中国连锁20强企业。武商集团被国家商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零售企业之一。公司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全国诚信企业”“全国改革创新奖”等40多项荣誉，受到各级组织与广大消费者的厚爱。
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摩尔”商业城
干则思变，不变不干，毛冬声大刀阔斧改造旧商场历史链接：
有着“中国第二大商埠”之称的武汉本有十分浓厚的商业积淀。“地当天下之中”“九省通衢”是上苍赐予武汉人经商的独特资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和重工抑商的思维使武汉变成了一座重工业城市，机器的轰鸣代替了商贩的吆喝，熙攘的街市变得寂寞冷清。买卖统统纳入“计划”，商店只是省市百货批发站下设的几个门市部，例如“六门”“车门”“青门”“汉门”，直到1959年，才在“保障供应”的口号下，由政府拨款在解放大道中段建起了一个“商场”——友好商场，后更名为武汉商场。自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商业的每次新变化都值得一书。这一切都离不开一个人与一个企业：全国商界心悦诚服的人物——毛冬声，1993年以来中国商界年年最赚钱的企业之一——武商集团。在武汉商界，武商集团每一次重大举措都会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2]
1950年3月，当时16岁的宁波小伙毛冬声参加工作，进入武汉百货公司当店员。
毛冬声[3]回忆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武汉的商业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当时物资奇缺，计划经济还不是很明显，慢慢才形成计划经济的模式。商业部的体系形成后，直接组织了供应站，有百货供应站、文化用品供应站、纺织品供应站、食品供应站等，垄断货源搞批发。它可以跨地区、按分工调配全国的商品。从1950年到1979年就是这种体制，延续了将近30年。1979年底有两个提法：一是搞“三多一少”，就是多渠道、多流通、多分配，少流通环节；二是在体制上打破大锅饭，“职工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弃国家的大锅饭”。以后几十年的改革，基本上就围绕这两条进行。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武汉商场敢为天下先，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兴盛之路。武商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
毛冬声说：
三中全会以后我主持了武汉商场的工作，1982年我当总经理时政策又松动了一些，已经有了自主采购权。1982年开始可留6%的利润，过去这是没有的，企业高兴得不得了。当时所有的价格还是通过物价局核定，全省一个价，采购成本低一点，利润就高一点。市场价格不能变，价格放开是以后的事了。武商是在它的基础上搞的。武汉商场比较出名，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有关。没有这个大环境早就垮了。[4]
1983年，武汉商场在全国商界首开贷款改建旧大楼的先河，对原武汉商场大楼第一次进行改扩建，在传统的计划投资体系中冲开了一个很大缺口。
毛冬声说：
当时开始搞商场改造这个项目。商场改造面临的几个问题，个个有如拦路虎：一是改造时要停业，商场是武汉市利税大户，停业几年税收怎么办?二是1000多名员工怎么安排?三是进货渠道断了怎么办（那时商品短缺，进货不易）?四是武汉商场紧邻的武汉展览馆（原中苏友好宫）是当时武汉市的地标建筑，你敢随便“敲”?面临诸多困难，我们没有退却。1987年到1988年，我们又对商场改造了一次。我做事就要做好，不管别的，不怕乌纱帽丢了，反正自己没有“装荷包”，我怕什么？我们的改造推动了全国国有商业的改造，商业部的两个部长带队，组织了全国150家“老商业”到武汉来学习。这是我在改革大潮中干的第一件事。[5]
原中苏友好宫
友好商场(武汉商场前身
历史链接：
1985年9月1日，雄伟壮观的武汉商场新大楼向八方宾客敞开了大门，这是武汉市第一家集中中央空调、自控灯光、合金货架、立体声音响为一体的现代化商场。其总建筑面积比改建前扩大了一倍。湖北省省长黄知真，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王群，市长吴官正等领导同志和2500多名来宾参加了新大楼的开业庆典。他们握着毛冬声的手，连声称赞武商人为武汉市民办了一件大好事，为江城的商业改革增添了颗夺目的明珠。[6]
武汉商场改造扩建成功点燃武商人的改革热情，同时也迎来改造扩建和消费升级带来的资金困境，武汉商场率先实行企业股份制改造。
毛冬声说：
走出资金困境是武商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初衷。武汉商场成为全国商贸企业股份制改革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改革伊始，商业企业面临自筹资金运营和向国家缴纳利税的双重压力。
1986年改革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搞承包，我对承包不感兴趣。企业发展首先需要钱，承包解决不了钱的问题。这种责任制还带有短期性，今年我承包，好货都卖了，不好的货往仓库一丢，过些时就削价处理，这是短期行为。当时在江夏召开商业系统的会议，上级领导要我在经营承包责任制的文件上签字，我说，如果说实行承包责任制我这个总经理不干了！他问为什么不干？我说，实行承包制就要公开招聘经理，我干还是别人干？中南商业大楼的经理签了字，接受了承包制，后来搞垮了。1986年我没实行承包责任制，实行了股份制。我想，实行股份制，你不能说我不改革吧。当然，那也是冒很大风险的。
当时市体改委主任叶金生跟我说，你们实不实行股份制？他就跟我宣传股份制的基本特征。我一听挺好，因为企业经营自主权、产权分离，国家、企业、经营者三者之间的关系都理顺了，可以达到改革的目标，所以我很赞成。但是股份制这个东西我们也不懂，所以当时就找了一些专家，如中南财大的专家去咨询，另外在香港买了一些股份制的书，拼命地学习，基本上弄懂了股份制是一个什么东西。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股份制这个东西可以圈钱，而且股份制圈了钱又不要付息，又不还本，所以更加赞成了。
武汉商场改扩建的成功，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与全国同行的高度重视。1986年5月，商业部在武汉商场召开了全国百货工作经验交流会。东道主武汉商场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全国150多家大中型商场的同行。受武商改扩建成功效应的影响，北京、上海、沈阳、南京等地的大商场纷纷向武商学习取经，中国商界掀起改扩建的热潮。
有了好的起步，“鄂武商A”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实现了武汉商场的跨越式发展。
对此，吴玉梅[7]深表佩服，她说：
与永安[8]合资了以后，毛冬声想办法就把武广拿出来与香港的德信合资，合资公司来租他的武汉广场，又向他交租金，他又可以进行资产运营，不仅做了一个大楼，还把大楼又与香港的企业合资，再租给一起合资的公司，合资公司每年还要向武汉广场交租金，稳赚不赔。除了租金，合作运营赚的钱还给武汉广场分红。这就是毛冬声的资本运营，给武广带来了很多利润。他一直与香港德信合作，这样香港人赚了钱，整个武商也成为我们武汉市的十大利税企业之一。商业做到全国十大利税企业之一，那是很不容易的。武商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利税大户。[9]
历史链接：
本报讯（记者杨泓）全国各地拥有市场俏销产品的工厂昨日起都可以成为武汉商场股份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
这个新的股份制公司的总经理毛冬声宣布：昔日的“武汉商场”不复存在，它已由国家资金、一家经营变为一个国营、集体、个人多种经济形式合股的经济实体。凡够条件入股者，都有共同经营、共担风险的责任和义务；到年终，公司不仅向股东按股付息，而且分配红利。这个集团公司以武汉商场为基础，以轻纺工业企业为依托，实行产销结合、批零结合、内外贸结合的全方位经营。
武商集团“出世”不久就碰上“姓资姓社”这场关系股份制生死存亡的大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武商集团的股改之路走得很不顺畅，争论激烈时，到了“刚起步就叫停”的地步。”[10]
毛冬声回忆当时的形势：
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敏感地带。1985年前后，这些地方开始出现股份制苗头和动向。这个新的改革模式一露角，就引起政界、经济学界以及舆论界的争议，争议焦点集中在股份制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上。
进入1987年，反对股份制的意见似乎占了上风，包括政府官员和一些有影响力的理论界人士都出来表态，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局势的变化让武商集团感到很尴尬。前一阵子，社会舆论还在夸我们创新突破，改革有道，才过了几天，又用质疑的眼光和几乎肯定的口气说，你这不是在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吗？这个反差令很多武商人一时难以接受。我虽然身负压力，但不得不安抚大家的情绪说：“改革不仅仅是一种探索，有时也许就是在探险。只要上级没有明确叫停，我们就走一步看一步，摸索着前行吧。”1988年春节，王府井百货大楼一位总经理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领导都发话了，你股份制就不要搞啦，刹车不搞就没事了。这个消息对当时的我来说那就是“晴天霹雳”“当头一棒”。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心里不断重复地想，“完了，完了，这回是真的搞不成了”。想起不久前舆论还称赞我们敢吃第一只螃蟹，没想到，这只螃蟹还没来得及吃下去就被卡在喉咙里。
当时的状况是继续搞下去政治上有风险，刹车不搞也没那么简单。武商集团成立后，连续发行了两次股票，筹得资金1200万元，这些钱帮助我们办成了许多以往想办而办不到的事：一是进行了企业间资产转让的尝试，合并兼并了两个企（事）业单位，改造10层营业大楼，增加营业面积近万平方米；二是购买名优新产品生产企业的股票，扶持工业企业扩大再生产，为武商建立比较固定的货源基地；三是投资100多万元，将原来用作内仓的场地改造装修，扩大营业面积1000平方米，兴建停车场2000平方米，改造仓库4000平方米，安装自动扶梯6部，兴建职工幼儿园2500平方米；四是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减少贷款，节约经营成本。这一下可好，股票发了，筹到的钱也用了，股份制又不让搞了，这个“坎”看来是迈不过去了。当时市主要领导黎智同志给了我们极大的鼓舞和支持。在后来对武商集团进行资产评估引起的争论中，我理直气壮回答了外界提出的一些疑问：武商集团实行股份制改造第一年，国家从武汉商场多拿走了370万元；国有资产一年中增长了12.6%；个人股只占总股本的5.6%，不可能改变企业的公有制性质。
11月28日，由商业部、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大学等学者组成的专家论证组，会同市人大、市政府、市体改委、市商委的主要领导来到了武商。专家们给出的结论是：“武汉商场股份有限公司运行的情况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结合中国国情，成效显著，为全国大中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谈到敢吃螃蟹的武汉商业改革，尤其是在全国是有影响的股份制的改革，吴玉梅说：
我记得股份制在当时还是很敏感的，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看法，所以回忆起来我们试点的过程还是一波三折的。由于这是一种新的经营模式，我们商业改革一直都没有什么可学的现成经验，都是要不断创新。那个时候我们听说北京的天桥商场是实行股份制，当时一些报社也在宣传，所以当时我跟发改委，就是当时的体改委一起组织了22个人，包括部门领导和大企业的领导，到北京天桥去学习。当时认为它的股本是要分红，这是对的，但是它要还本，还本就没有风险，我们感觉好像是一个债券一样的，等于没有学到要义。我们自己回来一起研究，包括毛冬声也在研究，就感觉到股份制还是要有一点风险意识。
另一方面，当时的投资主体也不能单一。毛冬声他们很努力，就请武钢、石化、工商银行、上海一百参股，他们都同意了，这样就使投资主体多元化了，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第一家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制企业。1986年底挂牌成立了武汉商场股份有限集团。发改委当时跟我们一起研究推进改革。
但是到了1988年初，毛冬声突然找到我，因为我当时分管改革，他说吴主任这怎么搞法？他说接到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总经理郑万和的电话，说中央某某领导到他们那里去视察，说股份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国有资产的流失，是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倾向。他就犹豫了，说我们还能不能继续呢？我一听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很棘手的问题，就连夜到黎智家里去跟他汇报。之后，大年初三陪黎智同志到武商集团。黎智同志听取了老毛的汇报之后说：我们武汉市是国家的综合试点城市，作为试点单位要争取成功，但也要允许失败，失败了以后我们再研究，就算再错了也只你这一家，不会影响武汉市的大局。他这样一说的话老毛就吃了定心丸，大胆地闯。改革就这样继续往前推进。
毛冬声组织一班人到北京到处跑，到1992年武商就在深圳上市了，这是全国第一家。上市以后发行股票，当时大家几乎对股票没有什么认识，但是逐步通过改革向前推进，武汉人大都增进了对股票的了解，应该说是武商给武汉人民对股票启了蒙。
武汉广场老照片
毛冬声说：
武商在1986年、1987年发行了两次股票，这是中国第一商业股。筹集了将近2400万元资金。那时的2400万元可以干大事啊！政府官员、大多数理论家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担心风险太大。只有少数几个理论家、经济学家支持搞股份制企业，我记得厉以宁[11]他们几个是支持的。
吴玉梅说：
股份制使大家的发展增强了后劲，但是更重要的是通过股份制的改革，促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体制发生了根本改变，这样就推进了整个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企业不仅要有发展的动力，更重要的就是要对股民负责，有对股民负责的压力，正所谓“不用扬鞭自奋蹄”，由当初的必须跟他们下计划做什么，到后来即使政府不安排，武商集团自己都要跟自己加压，因为要对股民负责，每年的业绩都要上报，这是企业发展能够上一个台阶最重要的动力因素。武商的股份制改革见成效以后，给其他的商业企业起了引领模范作用，当时中百、中商、中石油、中石化等企业也进行了股份制改革，当然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我们碰到了问题，跟他们到北京一直找到国家发改委去解决。通过武汉石油等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把石油划到石化，武汉市都拿了好多税钱，为武汉市做了贡献。我们当时在全国商界来说改革是最早的也是最多的，应该是又领了先。我们的全国人大代表主要在商业界，毛冬声、刘江超[12]、汪爱群[13]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这几个应该说在商业改革中都做了贡献，把那么一点小的企业盘这么大，特别是毛冬声，我在想，他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坐十年，那个时候全国商界有多少精英哪？他敢于吃螃蟹，股份制搞成功了，别人服气呀。
武商集团的改革之路，尤为重要的是赢得了市民的支持，他们为武汉市改革开放留下生动鲜活的时代剪影。
毛冬声说：
1992年小平同志的南行讲话发表了，形势好了，思想解放了，我们就大胆进行改革。紧接着中国商业第一股上市，武商筹集了好几亿元资金啊！第一次2.6亿元，第二次4.2亿元，第三次是十几亿元。这种自筹的股金，只分红不还本，股东们也合算。就这样，武商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股份制不仅使武商自身得到了发展，最大的功劳是带动了武汉市的商业发展。后来中南、中商、中百、汉商、六门都上市了，每家都有几亿元的股金收入。武汉市6家商业企业上市的时候，上海、北京一家也没有。所以武汉的商业在全国都有地位。
武商集团进入高速发展期，商业扎堆经营，武商的第二次改扩建开始实施，对展示地区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吸引力和辐射力，保持商业流通业的可持续发展，构筑武汉商业版图，都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992年，武商集团以5500万元的批租价，取得了位于武汉商场西侧的友好村1万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租期50年。在这块土地上，施工兴建了一座高达48层楼的现代化商城，即武汉广场。这一举措当时轰动了武汉三镇。1992年9月9日，武商集团与香港中电德信发展有限公司合资，组建了武汉华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始兴建武汉广场，投资额3.5亿元人民币。到2007年，年销售额达到20亿元，年利润总额3亿元。连续11年单体商场经营效益位居全国第一，创造了一个持续发展的神话。
1996年11月15日，武商集团出资收购了紧邻武汉广场的世贸大厦1～12层群楼，又征地10余亩，兴建8层营业楼。1999年9月8日，购物中心开业。世贸广场营业面积8万平方米，是武商集团投入9亿元兴建的全资分公司。到2007年,年销售达到6亿元，年创利3500万元，成为武商集团重要一翼。
武商集团在20世纪90年代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武商集团的持续发展，得益于武商的开拓精神创新精神。
吴玉梅说：
永安商场（武商集团的前身）是毛冬声的一个手笔，香港有些机制值得我们学习。这样以后他就把武商拿出一些面积，就像特区一样地搞试点，让香港的永安来人支持，来合作一起经营。虽然我们当时还没有开放，但是它内部可以这样来一起合作。同是武商集团的人到那里去，因为机制、体制变了，整个运行都不一样，调动了内部员工的积极性，收益也大大增加了。要改革，我们毛老板有很多办法：第一步是永安。永安这个试点的结果他感觉到效果很好，所以他后来就把他的“八大员”全部搬到香港那里去学。八大员即八个方面的八位中层干部。比如说一楼是做鞋业，二楼是做服装，有时候中间楼层他认为有些东西不需要，又不好改，就派这些人员去学，学了回来你自己选择怎么改，这是第二步。相当于毛冬声在武商集团内部划一块出来，办了一个特区，派人进去一起合作，合作以后提升了效益，大家也高兴。武商内部循着这个思路不断地改革迈大步，这是内部深刻的变革，甚至是革命。这种革命得益于我们市委市政府，当时市里很多部门都很支持，包括资本运营方面，国资委都很支持。
编撰人：张乐和
[1]武汉地方志办公室编 . 武汉市志简明读本 [M].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209.
[2] 郭淑芸 . 商业：武汉的骄傲 [J]. 长江日报，1999-09-30.
[3] 毛冬声，男，1934 年出生。1982 年任武汉商场总经理，带领武汉商场进行了股份制改造等一系列改革活动，取得了良好的经验效益和社会效益，2004 年退休。
[4]本文中毛冬声所讲述的内容均为 2018 年 7 月 20 日口述。
[5] 毛冬声（口述），李华整理 . 冲出武汉商业改革的起跑线 [J]. 武汉文史资料，2014（12）.
[6] 《企事业改革家列传》编委会编 . 企事业改革家列传（商业卷）[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492.
[7] 吴玉梅，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武汉商业总会原会长。
[8] 1994 年毛冬声决定与香港永安公司进行合作。他将老武商整整一个层面都交给永安去经营。他说这就是把永安公司放在自己的眼皮底下，看人家怎么运行。
[9] 本文中吴玉梅所讲述的内容均为其 2018 年 7 月 12 日口述。
[10] 杨泓 . 武汉商场股份集团有限公司成立 [J]. 长江日报，1986-12-26.
[11] 厉以宁，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2018 年，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厉以宁同志改革先锋称号。
[12] 刘江超，曾任武汉市商业局财会处副处长、武汉市商委企管处处长、武商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武商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等职。
[13] 汪爱群，武汉商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武汉中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本文来源：《武汉改革开放口述实录（一）》，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标签： 历史传奇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