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林子人
编辑 | 黄月 姜妍
著名历史学家、耶鲁大学荣誉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于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逝世，享年85岁。据美联社报道，史景迁在位于康涅狄格州西汉文市的家中去世，史景迁的夫人、耶鲁大学教授金安平（Annping Chin）称其死于帕金森病的并发症。
史景迁生于英国，在剑桥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前往耶鲁大学求学，师从芮玛丽（Mary C. Wright），于1965年获得博士学位。期间中国史学前辈房兆楹取了他姓氏的首字母赠予他中文名“史景迁”，寓意为景仰司马迁，以之为楷模。博士毕业后史景迁留校任教，这位以“擅长讲故事”闻名的历史学家在半个多世纪时间里已是享誉全球的中国史巨擘之一，他主攻清代以后的文化与政治史，对中西文化交流有浓厚兴趣，一个贯穿于多部作品中的主题是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国，试图“改变中国”，但又不可避免地遭遇挫败。
自1974年以来，他完成了14部有关中国的历史著作，其中12部已于2019年由理想国引进简体中文版，包括《前朝梦忆》《康熙》《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太平天国》《王氏之死》《大汗之国》《改变中国》《胡若望的疑问》《曹寅与康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中国纵横》《追寻现代中国》。1974年，《康熙》首次出版在美国引起轰动，其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的叙事手法深受读者欢迎。他写作的《追寻现代中国》从晚明（1600年）开始追溯中国进入现代的历史进程，被费正清誉为“不世出的著作，下一代里难有出其右者。”
历史学家王元崇表示，《追寻现代中国》当年冲上《纽约时报》阅读榜单是此前没有任何一位历史学家达到过的成绩。这种面向公众的历史写作虽然在历史学界引起了一些争议，但的确成功激发了大批非专业读者对中国史的兴趣。迄今为止，《追寻现代中国》依然时被美国大学广泛使用的中国史教科书。史景迁的第一位博士生郑培凯称，“1980年以后，美国人、西方人想要了解中国，一个很主要的来源，就是看史景迁写的书。”
列文森：他永远改变了清史研究，他像天使一样写作2004年，当史景迁当选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会长时，他的挚友兼同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史教授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 Jr.）曾以《史景迁的诞生》（The Making of Jonathan Spence）为题发表演讲，讲述史景迁的人生经历与职业道路。
1936年8月11日，史景迁生于英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毕业于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德语流利，在出版社和画廊工作，曾为约瑟夫·康拉德的图书编辑。他的母亲熟读法国文学。他的两个哥哥分别是古典学者和化学工程师。他的姐姐不仅担任电影制片工作，而且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专业译者。
13岁时，史景迁进入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在中学时代他阅读面广泛，喜好创作诗歌，但认为比起创意写作者自己更适合当一个文学评论家。在进入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后，史景迁在知识分子圈中如鱼得水，他不仅是文学杂志《格兰塔》（Granta）的联合编辑，而且从大学二年级开始担任剑桥大学学生报纸《大学》（Varsity）的编辑。年轻的史景迁曾想当一位小说家，但在意识到自己“无甚可说”时，他转向写作滑稽模仿作品。直到他于1959年获得学士学位，这位未来的历史学家都对自己的志向没有明晰的想法。
在梅隆奖（Mellon Fellowship）的资助下，史景迁以卡莱尔学院最优生的身份前往耶鲁大学交流，一门芮玛丽（Mary C. Wright）的课改变了他的学术道路，让他决定投身中国研究。当时芮玛丽和她的丈夫、同样是中国史学者的芮沃寿（Arthur F. Wright）刚刚从斯坦福大学跳槽至耶鲁大学。据费正清回忆，芮玛丽很快发现这个毕业于温切斯特学院和剑桥大学的英国年轻人具有无以伦比的学术天分。通过芮玛丽的介绍，史景迁前往澳大利亚跟随房兆楹学习。在房兆楹的介绍下，史景迁成为最早进入台北故宫接触档案资料的西方学者，他利用这些档案完成了博士论文，该论文以《曹寅与康熙》为标题于1966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据魏斐德回忆，他的导师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在读到这本书时兴奋不已，“（史景迁）永远改变了清史研究，而且他像天使一样写作。”
《曹寅与康熙》出版当年，史景迁成为耶鲁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1968年，他升任副教授。1971年，在出版了第二部作品《改变中国》后，他升任教授。1974年和1978年，史景迁前后出版了两部引起巨大反响的作品《康熙》与《王氏之死》。在《康熙》中，史景迁梳理了众多不同来源的史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将康熙的一生娓娓道来。因为这一生动且不拘一格的叙述方式，《康熙》在普通读者当中也引起了广泛好评。在《王氏之死》中，史景迁以山东郯城地方志、黄六鸿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基础，探讨清初农民的生活环境与想象空间。这本书甫一出版就登上了多数美国大学的中国史阅读书单。在魏斐德看来，《王氏之死》让读者难得地获得了一种了解清代底层社会的视角，向读者介绍了一个更加生动丰富的中国。
魏斐德对史景迁研究史料的眼光和历史写作的风格赞叹有加，他认为史景迁在捕捉历史细节方面目光如炬，很特别的是，往往是某个图像先抓住了他的想象力，然后他能用扎实的史料把那个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景象付诸笔端。据魏斐德回忆，他曾有一次与史景迁散步的途中问起对话正在写什么，史景迁眯起眼睛，眼神仿佛投掷到了某个遥远的地方，喃喃道，“我发现了一个很棒的资料来源，关于一位王氏女子的谋杀案，一具蜷缩在雪中的尸体……”魏斐德还指出，史景迁特别关注新发现的档案材料的使用，在这一方面《太平天国》是一个绝佳案例。在该书前言，史景迁特别指出这本书的写作基于长期被埋没在大英图书馆、最新发现的太平天国相关材料。
郑培凯认为，得益于史景迁自己的欧洲文化和语言背景，他从学术生涯早期开始就特别善于在中国史研究中运用西方史料。比如在撰写《利玛窦的记忆宫殿》时，他会阅读意大利语和法语史料；在撰写《王氏之死》时，他会阅读法语和意大利语的蒲松龄著作译本，在使用原始中文材料的同时也参考各种欧洲译本；在撰写《胡若望的疑问》时他查阅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梵蒂冈的资料。关于史景迁的多国语言能力，郑培凯讲述了一则趣事：1980年，钱钟书随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到美国访问，在耶鲁大学见到了史景迁。“他们两个相会，都是才子型的嘛，这怎么办呢？两人见面，用什么语言对话呢？中文还是英文？最后讲的是法文。”
韩书瑞：他很会培养学生，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至2008年从耶鲁大学退休，史景迁为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培养了大批知名学者，包括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鲁乐汉（John Delury）、柯娇燕（Pamela Kyle Crossley）、韩书瑞（Susan Naquin）、高家龙（Sherman Cochran）等。
1970年，芮玛丽因癌症去世，史景迁代替自己的老师，带领韩书瑞、高家龙等一大批研究明清近代史的师弟师妹攻读博士学位。郑培凯说，“他们都觉得史景迁实在了不起，在指导他们发展自己的学术上有很大帮助。”
据韩书瑞回忆，她到耶鲁报道的第一天就有人告诉她要去上史景迁的近代史课，上课一周后，韩书瑞就改变了研究方向，从中国古代史转向中国近代史。韩书瑞现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主任、历史系教授，在清史研究方面成就斐然，她的著作《千禧年之乱：1813 年的八卦教起义》、《山东叛乱1774 年的王伦起义》、 《北京：庙宇与城市生活》等在学术界均有着广泛的影响。
韩书瑞表示，虽然在担任自己的导师时史景迁还很年轻，但他很会培养学生，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度。据她回忆，在她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中国史圈内最有权势的两位教授之一就是芮沃寿，他们手头掌握了大量的研究经费，韩书瑞笑称和他们的学生比起来史景迁的学生都是“穷亲戚”，但日后是史景迁的学生们取得了更大的学术成就。史景迁的文笔和对历史中的人的关注深深感染了韩书瑞：
“（史景迁）的英文很棒，虽然我不会跟他一样，可是愿意看他写的漂亮的英文，并试着写好……他对历史中的人那种持久的关注，他的书里面写的都是人，你翻开他的书，马上会碰到人。他觉得人是最有意思的。”
除了辅导博士生之外，史景迁还曾是耶鲁大学最受本科生欢迎的老师之一。根据耶鲁大学的规定，所有教授都必须给低年级本科生开设通识课。此类通识课通常就是每周一次的面向背景多元、专业知识有限的学生的讲座，要求兼顾知识性和趣味性。郑培凯回忆称，在他担任史景迁助教的时候，一个通识课班上还只有60多个学生。十年后当他回校探望史景迁，导师向他“抱怨”称选课的学生多达700多个，恐怕要20个助教才来得及批改卷子。
当史景迁于1990年出版《追寻现代中国》，广大美国读者得以一窥他的课堂风格——直至今日，这本书都是是美国大学最常用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而它同时也是一本在美国普通书店都有售卖的畅销书，向美国大众介绍了一个更复杂多面的中国。
郑培凯：他对中国人有一种历史的同情，比别的所谓汉学家要多史景迁的独特治史风格在汉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他的作品几乎部部畅销，也让一部分历史学家不以为然。历史学家王元崇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将史景迁和通俗历史小说家二月河比较，“虽然他对清史的理解可能和二月河都没法比较，但中国国内有大批的读者追捧史景迁，另一方面我们很多人又不太看得起二月河，这个问题发生在哪呢？”
郑培凯在接受“上海书评”采访时回应过史景迁是否会误读文言文的问题。他认为，或许和中国学者相比，史景迁的文言文水平是没有那么好，但他的优势在于他能够使用多国史料相互参照。一些汉学家声称史景迁不会中文更是无稽之谈。郑培凯认为，史景迁虽然会运用想象去弥补历史的缝隙，但他的每一个“想象”或者文学性描述都是有扎实的历史依据的，他非常清楚自己从事的是历史创作而非文学创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没有扎实史料支撑却提出突破性观点的历史作品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比如有两本书，一本是《黄金之城》，一本是《1421》。像这种时候，他谨慎当中还蛮决断的，‘根本是胡说’，他就敢这样讲。”
“他的学术地位我想可以这样定：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把一些涉及中国历史学的研究探索重新提出来，以明畅的文字叙述清楚，探讨近代中国的历程该如何认识，”郑培凯说，“有人批评他偶尔会误读了中文材料，我看也难免，人非圣贤，不是说什么都百分之百对的。他处理的历史题材，一般都通过具体的个人或事件，涉及如何理解中国传统的历史环境，而比较不太进行特定的专题探索。他也会爬梳史料，找出过去史家不太注意的材料，但总是为了说清楚具体历史事件发展的关键，而不是专为了从事历史考据。”
在郑培凯看来，史景迁“对中国人有一种历史的同情，比别的所谓汉学家要多”。他在《追寻现代中国》第一版序中的一段话温柔地流露出了他的怜悯，理解与共情之心：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寻常百姓在恶劣甚至濒临绝望的环境中，往往仍掌握自己的命运，，投身对抗国家力量。我们可以认识到，1644年、1911年，还有1949年，对现况的绝望和缅怀夙昔的情愫，是如何与展望未来的热切之心彼此融汇，进而粉碎既存的秩序开启了一条通往新时代的不确定之路。”
2014年，史景迁曾到访北京。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说，“我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难题。这是一个无比复杂的时代，信息传播和分享变得如此迅速，环境污染、资源短缺、恐怖主义兴起，人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极端和躁动。我们整个人类需要克服这些。”
参考资料：
【美】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1600-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讲故事的历史学家：史景迁的写作、史观与道德立场》，界面文化
《【专访】历史学家王元崇：屈辱史观会对新一代的集体记忆产生负面影响》，界面文化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治理中国是件太复杂的事情》，中国新闻周刊
《用新材料讲新故事——韩书瑞教授访谈录》，《史林》2005年06期
《纪念史景迁先生｜郑培凯谈史景迁和美国汉学》，上海书评
“The Making of Jonathan Spence,” HUMANITIES, May/June 2010, Volume 31,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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