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历史人物一个真实面目
——评《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
向敬之
世人常云“瑕不掩瑜”，在评点新著旧作之时有意拾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牙慧，在凸显文本优点的不明处张扬自己评说非为管窥遑论。然，又有几人不去欣悦胤禛改“十”为“于”而成帝雍正的学术笑柄，断然忘记当时字为繁体又为满文佐实的历史常识，虽说滋养了数集小说影视戏剧的津津趣味，却是贻误了多少稚儿老人文盲的长长思维。也许是因为世人只道康乾盛世美景而遗弃了曾忧国思民的雍正的缘故吧。难怪有词家吟唱其为人们冷淡了无花无果的夏季，乃父乃子却分别成了三春的繁花与金秋的硕果。但词人的心眼明亮，春花秋实的美尚有青枝绿叶的几分功劳和苦劳。其实，历史人物的是是非非，在岁月流走中悄然为时人与后人所重新认识与反思，冷静地还他一个真生命地位。能穷研苦思二十余年不倦地编纂和整理《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先生，用一卷《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平静地导引我本疑惑好奇的眼光首次惊诧于袁世凯这一已定棺盖论的历史形象。
读史伊始，就给袁世凯一副铁铸的万钧桎梏，哀叹过光绪帝的怯懦，惋惜过谭嗣同的懵懂，憎恶过李鸿章的昏聩浅识，嘲笑过袁世凯的梦回南柯……循着骆宝善先生不夹杂些许情绪或情感的客观文字，惊奇地在袁世凯函牍的只言片语中，发现袁世凯既非为慈禧发动戊戌政变的告密者；又非为李鸿章遗言“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折片保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继任者；还非为伙同徐世昌在洹上密谋提出攘夺清政府军政大权为中心内容的六项条件要挟清廷的策划者；更非为谋一己私利设计涉及中央政权的卑微者。其实，他是应诏拜折复出，提出的八项要求均为前线军事统帅之所需。能够本尊重历史的学术精神，还已为世人共识的反面人物一个较为正确的历史面目，需要胆识和勇气，还有审慎谨严的逻辑言语。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对发掘与刊布的第一手史料加以史家学人的精细研究与缜密考辨，把那些国人常识的成说随着影响人们进行客观评判的政治因素与思想因素的淡化而重新认识与思考。
随着现时代的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不断深入，法治意识已为人思理性的强动动因。传统的人治社会的评价手段，仅仅只能因道德品质的标准给不同性质的人物予以喻世或卫道的特写。虽说袁世凯善变，先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背叛了欲仰仗其中兴的大清王朝，又以民主大总统的殊荣背叛了欲依凭其昌明的共和国体，还以图谋大宝称帝的邪念背叛了欲着眼其自新的天下世人。但，让稍略冷静的目光游走在袁氏标识的涵牍中，不由使世人言其不学无术传其家学浅薄声其僭礼逾伦传其文武未修的嘴脸画笔，一一在并无确切史实根据的一泓清池中涤荡得清白明晰。在其致长辈、姊妹、上司、同僚、政敌等的函件之中，文字不蔓不枝，理据可圈可点，礼义卑亢有节，思维轻重无紊。字里行间把这一个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政治枭强的形象勾画了了。其少年时代也是“性善”使然的读书郎（光绪三年九月廿六日《致二姊函》），袁氏家族有兴亦有衰（光绪三年秋《致母亲函》），知道厚仪送恩人（光绪十年六月廿五日《致二姊函》）和能够尊师重道（宣统元年八月八日《致刘燕翼函》），认为修铁路乃大张志气之举（宣统元年十二月廿八日《致詹天佑函》）与军队是得心应手的治政工具（民国元年正月初四日《致孙中山电》），甚至积极延纳“海归”精英为国效力（光绪十八年八月廿五日《致从弟袁世承函》）。在袁氏的书牍函电，不难读出几分真切，也能找寻到几丝珍迹。在《致二姊函》（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九日）中，他证实光绪帝的知遇远早于维新党人；在《致张之洞电》（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一日）中，他力主终结影响中国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在《复唐宝锷书》（宣统三年闰六月廿七日）中，他声称请托（走后门、通关节）成了中外古今人人难免的万代积习；在《对日本“二十一条最后通碟”的答复》（1915年5月7—8日）中，他面对着“奇耻大辱”，有过屈服，有过挣扎，也有过无奈。在袁世凯的沉浮人生中，维新志士的热热赤血染红了他那宫保式的顶戴花翎，“二十一条”的烈烈屈辱扭曲了他那最低劣的欲念灵魂，梦幻帝业的愤愤骂名饱涵了他无数年月的卑恶行径。今时重温其尚存几许平实的函牍文字，亦不过借历史的几分真实重现，来重识历史人物在特定的环境和背景中的一些真实言行与性格。毕竟，反面人物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只能因其历史地位与时代意义给予价值性定位。
给一个历史人物进行评价与鉴定，不能因其丑而肆意夸大其恶，大张挞伐予以最大化的全盘否定。生活在幻化莫测的尘寰，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矛盾的生命个体，实事求是地为他们定位也是引领我们重 温那一段历史的最佳途径。袁世凯时代已经过去了近一个世纪，我们在对那一幕灰色悲剧不去遗忘的同时，不妨正视千万字数计的袁氏传世遗文，重新审视曾于中国政坛张扬二十余年在中华历史遗臭一百余年的风云人物。当然，我们不能声言其文字是本真心语，也不必重翻其恶迹是讹传谣作，只是用一种恪守客观尊重历史的思辨方式全面认识历史性质的人物和事物，正确地评说其中的是非。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坦然直面史上或正或反的事例，得到的往往是没有伪饰陋习的镜子，于清者中品其精髓，于浊者中鉴其失足，于自己得一副清醒剂。
在骆宝善先生的史学思维中，失去真实的史实，一切成说定论乃至准则，只能是不能持久的无根虚语。因为他明白着，治史求知的唯一标准是实事求是地接近史实识辨真谛。他撷取袁世凯鲜为人知的约百件书牍函电，著成一集《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以引申评述的冷静文字，向读者历史地展示袁世凯一生各个时期的一些重要侧面。正如书封所言：“袁世凯其人，人们从教科书、小说和传说等不同渠道熟知了他。不过，成说并不一定全是事实。本书向读者展示各个时期的袁世凯鲜为人知的不同侧面。作者笔下的袁世凯，不臆测，不编造，不漫画，不美化，不鬼化，不神化，一个历史的人。”能持一支稳健务实的纤笔，发一副客观求真的思想，行一串理据兼容的文字，给一个历史反面人物予以中肯的判断，融会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实认识包括雍正帝、袁世凯甚至蒋介石在内的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骆宝善评点袁世凯函牍》，岳麓书社2005年10月版，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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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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