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92，《明朝史话》连载17，欢迎收看。
01：王阳明：此心光明万物生！
明朝初年，统治阶级为了从思想上统治人民，大力提倡宋元以来被捧为正宗儒学的程朱理学，用来钳制人们的思想。
朱元璋在位时，设立太学，只准儒生学习“五经”及孔孟之书，讲学则专讲 程朱理学。明成祖朱棣时代，又命令儒臣编辑《性理大全》颁布天下，此外，还敕撰《四书大全》，规定科场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朱熹的传注为准则，否则便被视为“离经叛道”。成化以后，甚至连作文的程式也规定一律采用死板格式的“八股文”。所以，明代的学者说“国朝以理学开国”，指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
随着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不仅政治危机严重，同时也出现了思想危机，旧有的理学教条已不可能解决现实存在的社会危机，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人，对理学产生了怀疑。
生活在这一历史时代的王阳明，他亲身经历官场的黑暗现实，痛切地感到国家政权腐败，统治阶级道德沦丧，“如病狂丧心之人”，时局严重到“如 沉疴积萎＂。为“挽世道，救人心”，“辅君淑民”，巩固封建统治，他在批评朱熹客观唯心论的基础上，结合其一生的政治实践经验，建立起一整套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1472)，卒于嘉靖七年(1528)，终年57岁。他生前曾在会稽阳明洞隐居，自号“阳明子”，又曾创办阳明书院，从事讲学，所以后人称他为阳明先生，把所倡导的主观唯心论学说称为“王学”或“心学”。
王阳明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父亲王华，曾任南京吏部尚书。他自幼熟读儒家经书，28岁那年考中进士，进入官场。晚年曾任南京兵部尚书、江西巡抚等要职，因维护明朝统治有功，被封为新建伯。
王阳明早在少年时代就把读儒家经书、学做圣贤，当成头等重要的大事。18岁那年，他曾向理学家娄谅求教，听娄谅讲宋儒“格物之学”。21岁时，他跟随父亲住在北京，这时还相信朱熹的学说，到处寻求朱熹的遗著阅读，甚至照着朱熹的说教去做“格物致知”的工夫。
有一回，他和友人对着庭院中的竹子，苦思冥想，想要从“格”竹子来体认“天理”。经历了7天，毫无所得，反而疲累不堪，病倒了。
格竹子的失败，使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失望之余，转而听道士谈“养生”之道，也和佛教僧侣交往，向和尚请问禅机，因此，在思想上颇受佛教禅宗主观唯心主义的某些影响。
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王阳明因援救谏官戴铣等而触犯专权跋扈的宦官刘瑾，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
龙场地处贵州西北深山，生活相当艰苦。王阳明官场失意，意志消沉，日夜静坐，用以体验道德修养的作用，寻求内心的解脱。一天夜里，他突然大声呼喊，说是顿悟圣贤“格物致知”的道理，这些道理全都具备于自己心中，不必外求，此即所谓“龙场悟道”。
三年后，当他38岁时，被聘往贵阳书院讲学，提出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后来，他的学生把他的讲学内容和书信问答汇编成《大学问》和《传习录》，成为王学门徒学习其主观唯心主义理论的教本。
王阳明的主观唯心论是战国时代思孟学派和宋代陆九渊主观唯心论的继承和发展。首先，在本体论方面，他发挥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进而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理论。他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就是天，“心之本体无所不该”。
意思是，人心是宇宙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心这个本体是无所不包的，整个宇宙万物都在人的心中，“心”之外别无他物。
为了阐明这一观点，王阳明竭力夸大人的思维的能动作用，把客观事物的存在，统归之于人的主观知觉作用的结果。有一次，当他在郊外游览时，有个朋友指着开在山中的花树问他说：
“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和我心有何相关？”
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显然，他是把山间花树这一客观存在的事物，看成是依赖于人的感觉、意识才存在的，离开人的感觉，在他看来便不存在什么 “山间花树”。
在这里，王阳明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正确关系，把意识看作第一性，认为客观事物只能依赖于人的感觉、意识而存在。但是，事实正和王阳明的说法相反，由于山间存在着花树，并通过感官的反映，才可能在人们头脑中产生关于花树的感觉印象；没有花树，便谈不上有任何关于花树的感觉。
由“心外无物”，王阳明又引出“心外无理”的观点。他说：“物理不在吾心之外，离开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也就是说，天地万物之理，不必于心外去索求。
与这种主观唯心论相联系，王阳明又提倡“致良知”的学说。
所谓“良知”，是渊源于孟子的“良知”、“良能”学说。孟子作为先验论者，他认为人们的各种道德知识、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是天赋的，即“不虑而知”，“不学而能”。
王阳明发挥这一学说，他说：“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因此叫做“良知”。
他还说：“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
这意思是说，“良知”存在于人“心”，它能明是非，别善恶，而且具有孝亲、忠君、辞让、信义等道德观念，而这一切都是与生俱来，“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的。
很明显，他是把“人心”看成知识、才能和伦理道德的本源，所以说“不假外求＂。这和他所说的“心外无理”、“物理不在吾心之外”的论点相一致。
王阳明认为“良知”虽然“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于物欲，故须学以去其昏蔽。”也就是说，人们必须通过道德修养，扫除“物欲”的“昏蔽”，恢复“良知”固有的各种美德。因之他提出“致良知”，以恢复心体的本来面目。
如何做“致良知”的功夫呢？他说：“致知必在于格物。”根据王阳明的论述，所谓“格物”也就是“格心"，"格”就是“正”的意思，即改正心中的私心杂念，发扬善心，也就是摒弃“物欲”，使“良知”不受“昏蔽”。
此外，王阳明还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后”理论，提出了“知行合一”论。
王阳明所说的“知”和“行”，和普通人所理解的知、行概念不一样。他说，人见到美色，产生喜爱的感情，这既是知，也是行；人闻到臭味而感到厌恶，同样的既是知，也是行。可见他所说的“知行合一”不是指感觉和思维与实践的统一，而是把人的意念、感觉当作行，混淆了主观认识和客观行为之间的界限，否认了知和行的差别。
王阳明还说：“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后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恶，必待人口而后知。……必有欲行之心，然后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
他一方面把“欲食之心”、“欲行之心”这种主观的思想动机说成是“行”；另一方面，又把“入口而后知食之美恶”、“亲履历而后知路歧之险夷”说成是“知＂。这同样是抹杀“知”和“行”的区别，更加表明其所谓“知行合一“论实际上乃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因为它把“知”代替“行”，把动机当成效果。
王阳明宣扬的“知行合一”论，还是以“致良知”为准则。
他说的“知”是知“天理"，"行”也是行“天理”。所以他公开阐明其宗旨是：“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
他所说的“不善处”，实际上是指人的欲望，他要求把一切“不善”的私欲消灭在“一念发动处”，而且要彻底根绝，使人心不为“私欲障碍”，“良知”本体得以恢复。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论述当中发现一些合理的因素。他为了批评朱熹的先知后行、知行脱节的错误论点，在论述“知行合一”时，提出了一些合乎常识的论据，如上文所引的“食味之美恶，必待入口而后知" ；"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等。
又如他说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强调了知则必行，如果不行，便说明还不是真正的知。这种看法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次，“知行合一”论很强调“行”的思想，提倡以“事上磨炼”、“笃实之功”纠正那种空谈生命，不重实践的流弊。这也反映了王阳明重视“实学”和“事功”的思想。
总之，王阳明是在批判居儒学正宗地位的朱熹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主观唯心论学说的，在当时，客观上对打破思想界的僵化，反对旧权威、旧教条发生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他的学说在明朝后期曾经风靡一时。
02、李卓吾：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
随着明朝中后期社会矛盾的加剧、政治危机的严重，王阳明学说同样不能起挽救世道人心的作用，而是愈发展愈流于空虚，流弊日甚。所以万历朝的顾宪成评论说，王学的演变，“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日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
于是，万历年间便出现了进步思想家李贽。
李贽，号卓吾，嘉靖六年(1527)诞生在福建泉州一个海商世家的家庭。泉州古称温陵，所以他又自号温陵居士。
泉州古城，位于福建的东南海岸，唐宋以来就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依山傍海，形势险要。滔滔的晋江水自西北流向东南，绕过泉州城，径自奔泻注入东海泉州湾。江边城南繁华的商业区，货仓座座，店铺林立。
李贽的家就在城南。他家先辈大都从事航海经商，或充当大明王朝的翻译官。后来，随着海禁的重新加强，泉州港的贸易日渐衰落。李贽一家到了祖父一辈，也逐渐衰落。到了他父亲这一辈，只能以教书为生了。
李贽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和社会环境中，对他以后性格的形成和思想的发展，自然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李赞的幼年，家道清寒，7岁就失去母亲的抚爱，跟随教书谋生的父亲读书识字。他虽然读了一些古代的经书，但对宋儒朱熹的传注特别反感，毫无兴趣，要不是“无以消岁月”，他真想“弃置不事”。他后来回忆说：“余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即道学），不信道（即道士），不信仙释（即神仙和僧侣）”，说自己见到道士就反感，见到道学先生和僧人尤其厌恶。
但是，作为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摆在李贽面前的，唯有读书应举这一条出路。他想通过应举，在朝廷谋取一个职务，有微薄的俸禄，借以维持生活。当时的科举一律用八股文考试，而且一切都用《四书》《五经》出题，答案必须符合朱熹等道学家的见解。
这一切李贽原本十分反感，他说应举是剽窃，应举者就像个“缮写誉录生”。但是，为了循例应试，只好选读一些时行的八股文章，每天背它几篇，终于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考进泉州府学。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贽26岁时，赴省城应试，考中举人。3年之后，就开始了游宦生涯。
李贽从29岁开始当官，先后在官场20年，由共城县教谕（县学教官）直至姚安知府。在20年的宦游生涯中，他无时不受顽固派的歧视和排挤，也目睹了官场的黑暗与腐朽，更加疾恶那班道学官僚的昏庸、无能和伪善，最后，他不愿“含垢忍耻，游戏仕途”，终于在万历八年(1580)不等任期届满，便毅然“谢簿书，封府库”，坚定不移地同恶浊的封建官场决裂。
万历九年(1581)秋后，李贽携眷离开云南到湖北黄安，拜访他过去在南京任上结识的好友耿定理，寓居耿家的“天窝书院”。万历十三年(1585)，挚友耿定理病殁。李贽和定理的哥哥耿定向因论学观点分歧，感情破裂，被迫离开耿家，于次年送妻女回闽，然后只身迁居麻城的龙湖，住在湖畔的芝佛院，自称“流寓客子”，表示不受任何人的约束，从此长住这里读书、著述和讲学。
李贽身在龙湖，但并不是遁迹山林。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仍然耿耿于怀。他尤其厌恶那些身居高位，欺世盗名的道学官僚。为发泄内心“蓄积既久，势不能遏”的无限愤激之情，他以著书立说、从事讲学进行斗争。所以，在龙湖，他集中精力，“闭门下棋，日以读书”。
为了寻找批判假道学的思想武器，以古鉴今，“读书论世”，他博览群书，“寒不停，暑不辍，夜不休。”尤其可贵的是，李贽读书还善于独立思考，而且眼光敏锐，见解独到，具有深刻的批判精神。
他披阅史书，对内容善于肌襞理分，联系实际，借题发挥，抒写出自己的见解。就这样，日积月累，读了大量的书，写下了大批富有批判精神的著作，其中以《焚书》、《续焚书》、《藏书》、《续藏书》最为著名。这几部名著是李贽反道学、叛圣道的代表作。
李贽认为自己的言论无情地针砭了当世道学家的膏盲痼疾，是他们所不能容忍的，必定会被焚弃，所以取名《焚书》。至于《藏书》，李贽充分发挥史论的作用，以 “与千百人作对敌”的大无畏精神，对历史人物作了重新评价。他自称这是一部“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作品，见解“与世不相人”，只能“藏之后世”，因此取名《藏书》。
其实，这些只不过是李贽的托言而已，无非在讽喻当时反动派对异端思想禁锢的严酷。出于斗争的需要，他还是把它们刊刻问世，以自己的著作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向反动势力作出公开的挑战。
李贽中年以后接受了王阳明的学说，又曾经拜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之子王襞为师，因此他的思想受到王阳明学说的影响。
后来，他又潜心研究佛学，在姚安任上他曾到云南佛教圣地鸡足山听讲佛经，因此他又受到佛教禅宗唯心主义观点的影响。
但是，由于他的出身、教养，特别是他的生活经历和所处时代的影响，促使他的思想能突破王学及佛学思想的羁绊，在现实的斗争中，特别是在反对假道学，批判封建传统思想的理论斗争中，提出并阐述了自已具有时代特点和启蒙主义色彩的进步的社会政治思想。
李贽的生活遭遇充满坎河和不幸，20多年的官场生涯又使他目睹了吏治的腐败和黑暗，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把持朝政、混迹官场的道学官僚，因之对这伙顽固派深恶痛绝，对他们展开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
首先，他痛斥道学家狂热鼓吹盲目尊孔的迷信思想。封建统治阶级和道学家把孔子吹捧成“扶天纲，立地纪”的“大圣人”，把儒家的经书和宋儒的传注视为“治天下之大经大法”。他们借此愚弄世人，钳制人们的思想，维护封建统治。
李贽则勇于破除迷信，并戳穿道学家的欺骗宣传。他针对道学家胡说的“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谬论，反唇相讥，幽默地说道：“怪不得羲皇以前的人，白天还得点着纸烛走路！”
道学官僚耿定向宣称孔子是圣人当中的“至圣先贤”，凡事“不可不依仿，不能不依仿，不容不依仿”。
李贽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要是一切都得效法孔子，那么千古以前无孔子，人们不就一事无成，做不得人了吗？
李贽甚而大胆提出：不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认为时代变了，不能拿孔子过去的说教作为今日衡量是非的准则。他说，如果是非都一定要与圣人相符，那么圣人既已有是非了，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针对道学家对“六经”等儒家经典的迷信，李贽公开指出，“六经”只不过是史官、臣子对当时统治者的“褒崇”和“赞美”的言词，而《论语》和《孟子》只不过是孔门弟子记忆师说、残缺不全的笔记，这些都不足为据，更不可捧为“万世之至论”。
李贽顶着“非圣无法”的罪名，对当时社会上尊孔颂经的迷信思想所进行的揭露和批判，有力地冲击了对孔圣人的偶像崇拜，客观上起了对封建“圣教”亵渎的作用，也体现了他那敢于貌视权威的战斗风格。
其次，李贽进一步用锐利的文笔，痛快淋漓地解剖了假道学虚伪无能，因循守旧的反动本质。
李贽从青年时代就厌恶道学，在与道学家的长期论辩当中，更看穿假道学的伪善本质，激发他的反道学思想。他愤然撕下道学家仁义道德的假面具，把他们那种“阳为道学，阴为富贵，穿着儒雅，行若猪狗”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
他抨击道学家都是一些无才、无学、无识的蠢人，口里背诵章句，心里想着高官厚禄，迂腐无能，平日只知“打拱作揖”，临事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
对于道学家的因循守旧，李贽讥笑他们说，办事必引经据典，每走一步都要沿着孔子的脚步，就好像捧着旧墨斗，抱着先王的规矩，要把方的柄安放到圆的洞眼里，真是愚蠢得可笑。
李贽还以著名的道学官僚耿定向为典型，揭露其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勾画出道学家自私、贪婪而又虚伪奸诈的丑恶嘴脸。他指着耿定向讥评说：
“我看你的所作所为，和普通人并不两样。你从早到晚，只想多买田地，多收粮食，盖大房子以求安身，读书以求科第，当大官以博取尊荣，求得好风水以庇荫子孙。凡此种种，你全都为自己打算，没有一丝半点考虑到他人的利益。但是，每当你开口讲学，你又说别人都是为自己，惟独你为大家。……这样看来，你所说的，不一定要做到；而你所做的，却是你所不敢讲的。你和圣人所说的要‘言顾行，行顾言’的要求离得多远啊！”
李贽的话，真是嬉笑怒骂，入木三分，叫假道学家无地自容。
他的批判，反映了他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对腐败的社会风气的痛恨。
在扞击道学的同时，李贽对封建的传统观念也进行公开的批判，发表了当时被认为是惊世骇俗的言论。他无视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公然倡言：“人有男女之分，而见识高低则没有男女之别。”
他同情寡妇，赞扬寡妇再嫁，批判程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箴言；称赞卓文君和司马相如相爱是“善择佳偶”，合乎“自然之性”，反对历来封建卫道士所谓“失身”、"淫奔”等种种诬蔑之词。他更公然赞赏武则天以女人之身统治天下，说她是有作为的女政治家。
统治阶级把人民因受压迫，铤而走险，起来反抗诬蔑为“大逆不道”。李贽却认为人民的反抗斗争是贪暴的统治者逼出来的。他说，政治的腐败“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他还曾模仿“盗跖”的口气，写了一首政治讽刺诗，点明了“官逼民反”的黑暗现实。
与董仲舒所宣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超功利思想相对抗。李贽公然提出“人必有私＂的观点。他毫不掩饰地宣称“自私”是人的天性，“势利之心”是“秉赋之自然”。他甚至举出事例，说连孔圣人也不能免于私心。
他还为商人谋利，为海盗贸易商人林道乾横行海上的行为辩护，他说：“财之与势，固英雄之所必资＂。
他这样露骨地承认私心，并把它说成是合理的，这是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大胆挑战。它和理学家所宣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针锋相对。
显然，李贽的这种思想，包括他强调发展个性的主张，反映了时代的特点，是和当时日益增长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紧相联系的，反映了工商业者追求金钱物质、自由发展工商业的经济要求。
李贽虽然对道学家的伪善和封建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但是，这种批判还很不彻底。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员，他并不要求彻底推翻封建统治，相反，他是希望有圣君贤臣，能够采纳忠言，励精图治，挽救垂危的封建政权。
他从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的历史演变，看到了社会历史“强弱无常势，盛衰无定理”，认为时代在变化，历史在前进，主张“治贵适时”，反对“据往言”’“守前行”，即墨守成规，因循守旧。
因此，他称赞同时代的政治改革家张居正是“宰相之杰”，更在《藏书》中满腔热情地赞扬历史上敢于革新、能够顺应时代潮流，而又有所作为的历史人物。例如，他颂扬管仲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促进齐国富强起来，又歌颂了商鞅、吴起、荀卿等生气勃勃的改革派代表人物。
但是，在那黑暗的时代，李贽疾呼革旧鼎新的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张居正 的政治改革在他死后遭到破坏，李贽的革新言论和他对顽固守旧的道学官僚的批判，也被反动势力用来作为构陷李贽的罪证。
他们群起而攻之，施加种种政治迫害，诬蔑李贽是“狂诞不经，大逆不道”，最后于万历三十年(1602)由昏庸的万历皇帝亲颁圣旨，以“倡言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把李贽严拿治罪。
这时李贽已是76岁高龄。他不堪侮辱，持剃刀自割咽喉而死。他的著述也惨遭烧毁，不许存留！
李贽之死，是历史的悲剧。它从反面说明封建社会晚期思想界进步和反动两股力量斗争的尖锐和残酷，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虚弱和反动。他们害怕真理，顽固腐朽，容不得所谓“异端”思想的存在。
反动派逆历史潮流，妄图用严厉的思想控制和残酷的政治迫害来消灭“异端”思想，挽救王朝统治的危机，但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李贽死后“名益重，而书益传”，而明王朝的反动统治却在不断剧化的社会矛盾冲击下，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明朝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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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入木三分的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