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人物及其他――毕飞宇的《玉米》浅析
黄惟群
细节
小说《玉米》中，最出色的写作是细节。
《玉米》中的细节可谓细至入微，这入微的细，细得妙，细得准确，细得极为传神，让人感得到，触得着。这特色，在中国当前小说创作中尤显突出，很少有人这样做，很少有人做得到。
小说的成功，主要靠细节。细节可使小说“活”起来，可牵引人，深入地牵引，让人真切感受人物的心事、心态、心机，跟着人物一起活动。《玉米》中的细节似有江南景色人物特点：细致、精巧、一层迷蒙，似淡淡，却这淡可以回味、可以久久地品，越品越有味，越品越会心。这样的细节，往往被粗犷风格的作家们所疏忽，以为不重要；或者这样说：这样的细节，是大而化之的作家们所感受不到、无法感受到的。
小说中，玉米抱着弟弟去她父亲的那些女人家门口，对她们进行冷静、不动声色的精神“虐待”与“凌辱”；玉米和她男友在厨房里步步为营逐步升级的行为爱情；玉米和她丈夫独一无二的初夜；妹妹玉秀对郭全的爱的心机、性的电波、活色生香的“引诱”过程……等等，很多，写得都极妙。特别是落魄了的前支书寻欢不成，独自在有庆嫂床上，光着身体大唱样板戏，让人拍案叫绝，活脱脱地刻划出一付掉官乡村干部的泼皮无赖相。
单篇《玉米》中，有庆嫂作为人物占不小比重。有庆嫂也是作者写得格外传神的一个。她对付垂涎三尺的王连方是有章有法，方寸感拿捏甚好，既不让他得手，又不伤他、不让他死心。王连方心怀叵测地来了，她热情得很，大大方方和他说话，甚至王连方说出了“我哪一天才享到有庆那样的呆福，”她仍置若罔闻，没感觉般，照样没心没肺地大着嗓门说话，说出一派“光明正大”，说得王连方提心吊胆。即使在她受到报复被穿小鞋后，碰上了王连方，仍然若无其事，却同时，风情尤加，用手掸去王连方身上的头屑，拉出一根线头，用牙咬断，随口还扔下一句“死样子，一点不像支书……”搞得王连方魂不守舍……
出神入化。一部小说有如此之多出神入化的细节，怎么也该让人叫好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玉米》放到高于它已达到的层面来要求呢？
有庆嫂和王连方的关系，写得丝丝入扣，有声有色。但是，这般维妙维肖的铺垫之后，真到云雾大散捅破那层纸的关键一刻，竟让人有所失望。
没有前奏，丝毫没有。王连方进屋反手掩上门，有庆嫂也不言语，转身进屋，拉长脖子一颗颗地解扣，待到解完，抬头说“上来吧”。
粗糙了，太粗糙。和前面的细腻、微妙和准确，像是两回事，出自两人手笔。
这是一篇以细微具体见长的小说，这样的小说中，这样的环节是不能留空的。有了那么多的妙不可言之后，他们的关系如何突破，是关键性的一幕，是每个人都关心都想知道的。这样的小说中，顺着之前的铺垫入情入理地将阅读推上“高潮”，写得读者信服，写得读者如入其景身感同受，写得读者跟着心慌、激动、颤栗，如饥似渴，那才是真本事！写得读者放下书后十天百天念念不忘，那才是真本事！男女间的事，再多心机再多揣摩与手段，过了那一关，千篇一律。重要的是那一关，重要的是怎样突破那一关，怎样具体地突破。现实生活中如此，写作中也如此！换句话说，这样的小说中，作家的功力、火候，这一刻，最见分晓！
再看一段。
玉米去相亲，独自在旅馆，夜里，那个叫郭家兴的老男人来了。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郭家兴进屋后，一言不语，喝杯茶，床边坐一阵，说：“休息吧”，然后顾自解衣上床（与有庆嫂如出一辙）。玉米还是个姑娘。可作者就让这个姑娘自己动手“扒光了衣服”、“赤条条”地“爬进了被窝”。这，恐怕只能说是作者自己的一次迫不及待、直奔主题的“性幻想” 的完成。那是七十年代，是一个禁欲主义的年代；那是个姑娘，是个没有床上经验的姑娘。这衣服怎么脱？怎么脱得下？怎么可能“扒光了”、“赤条条”地“爬进了被窝”？做得成这样，得具备超前二三十年的“小姐”意识。
顺便说一句。“扒”字用得也不好：粗俗是一；不准确是二，“扒”是大动作、激烈的动作，完全不符合玉米当时的心理状态；再则，这里的“扒”，不是应有的客观叙说语态，唯一满足的只能是作家自己的心头快感。
其实，这是很可出戏的一幕，完全具备印入作家眼底被拿来“做文章”的价值。这样一个正经自傲的女孩，做出这样一件让自己难堪、鄙视、厌恶、深感无耻、做梦都想不到会去做的事，正可强烈突出这个女孩命运的实质性悲哀；强烈突出这个女孩身上具有的“可怕”理性，强烈突出她咬紧牙关非凡的也是非人的忍受力；强烈突出那个为己为家的翻身愿望在这女孩心头之大之重；而正是在这一切背后，不用任何注释，读者能够真正感到无形但却强大存在的社会逼迫，感到时代的邪恶，感到人心和人的实际生存条件间的巨大差距……但是，这在小说中，不是一句二句理性归纳的话所能完成的。这正是需要作者下大下功夫之处。理由，要有理由，要有让玉米“脱得下”的充分理由，格外的充分的理由。要有时代背景，要有合情合理的情节和细节，要对人物心态行为作入木三分的精确刻划……一句话，让读者感到真实、可信，是必须的前提！
一个优秀作家，即使一件“假”的事也能被他写得像“真”的；一个蹩脚作家，即使一件真的事也能被他写得像假的。
人物
《玉米》以写人物为主。小说本该以人物为主。《玉米》的不同是，作者的目光始终牢牢盯住人物，目不斜视，寸步不离。他不像大多作家那样心存旁骛地一边想着自己的人物，一边更想着社会、政治、历史，想着怎样和这些不平凡的字眼沾边，怎样沾出些伟大味来。
这样一部盯住人物写，细节在当今小说中无论如何算得上出色的小说，其中人物毫无疑问应该是活的，饱满的，晃悠在眼前挥之不去的。然而很奇怪，小说主角玉米，在一个个细节中都很活，很见形象，但把这些细节拼在一起后，这个形象却不活了，活得不够了。就像一幅肖像画，凑近了看，每个部分都很出色，但退后一步看，又觉得不够像，不够妥贴――不知哪里出了错。
有一个问题也许很关键。毕飞宇在写细节时，是投入其中沉醉其中，按照想象中细节发展规律来写来发展，但是，他没仔细考虑他所写的细节和他所写的人物在性格形象上所必须有的严密联系。他过于忠实他笔下的细节，而忽视了再好的细节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人物形象需要，也得为整体服务。他写在一个人身上的细节似乎并不只属于这个人。他的细节尽管出色，但因没经修剪，用在他塑造的人物身上并非恰如其分，或说恰如其分得不够。他似有进入细节沉醉细节发展细节的能力，却缺少退出细节，冷静地检查细节在人物、整体中所起作用的能力。
我们在他笔下看到了大权独揽多有心机的玉米；看到了帮助妹妹玉秀、替她着想、抱着她掉泪的玉米；看到了打玉秀耳光，妒嫉她生了儿子的恶毒狭隘的玉米；看到了为母亲出气的沉着冷静、颇多手法的玉米；看到了一味讨好郭家全的玉米；看到了对刁蛮的郭巧巧一筹莫展的玉米……看到后来，我们迷失了。每个玉米都很像玉米，但拼在一起却不知到底是怎样一个玉米，不知作者到底想写的是怎样一个玉米。
数学方法中有一种叫“提取公因式”。我们很难在这些细节中提取出一个公因式，很难。
很多小说中有很多优秀出色的细节，但不是所有优秀出色的细节都可以用在同一人身上。真正优秀的细节，必须是量身定做只合适于某一特定人物。
不错，人有很多方面；多面性的人才是立体的人。小说创作中，为避免单薄，作家确是力求人物的的多面性、人物的立体感。但小说毕竟是小说。生活中活了三十岁的人，小说中我们不可能用三十年时间来看，必须有取舍，这是其一；其二是，在人物性格形象的刻划上，作家必须取其主要特点，取最体现其精气神的特点。别无选择。就像一颗树，必须有主杆，不能所有枝叉都和主杆一样粗长。
还想说一点。一部成熟作品，其中一定包含创作者留在这部作品中的所有信息，包含创作者的兴趣、视角、关注点、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以及达到的层次；还有就是，作者为什么写这一作品，是什么吸引了他，他想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他怎样的观察、怎样的感受、怎样的理解认识。这是一定的。
表达什么，是作家写作的动机，是作家潜藏在作品背后的用心，是作品赖以生存的广袤土地。
引起毕飞宇创作《玉米》冲动的无非是人物，但是，他想通过他笔下的这些人物表达什么，则很难让人真正感到。他什么都触及了，写了王连方的霸道和无赖，讽刺了郭家兴的刻板无趣和对政治风向幽默式的关注，叙说了玉秀的恶梦遭遇乃至延长了的恶梦生活，描绘了玉米这样那样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采用一个流行的但也是很乏味的模式来解释，那就是：作家毕飞宇的小说《玉米》写的是那块土地、那个时代……这，或许可给这部作品一点意义上的升华，但这解释是否真的合适？
玉秀和她幼小的妹妹在众目睽睽下被多人轮奸，且轮奸后不了了之，这可能吗？七十年代的中国很多地方很落后，但捉拿强奸犯绝不落后。众目睽睽下轮奸幼女没人敢，轮奸后不了了之不可能。这么大件在小说中占如此重要位置的事，竟然没一点时代特征。
在支书王连方身上，作者更醉心于书写的似乎是他与女人们的具体风流；郭家兴在这小说中只是个不重要的配角，他身上流露的一点时代特征，小说中连呼应都找不到；玉秀原该是小说中最可怜、最值得同情的人，但作者对于她的观察、描述、叙说、交代永远带有严重鄙视倾向；至于玉米，作者想写的太多，多得大家和他一起迷失……
作者在《玉米》中并没一个主要用心，什么都想沾一点，什么都没沾上，什么都沾得心不在焉。他一面写细节人物写得专心致志，一面却手忙脚乱恍恍忽忽不知道究竟该把自己的诉说建立在怎样的用心上、寄托在怎样一块宽阔的土壤。
不知想表达什么。不管是思与想，还是情与感，我们始终触不到《玉米》这部作品的灵魂，触不要作家创作这些人物的真正动机。他似乎在画人物肖像，仅仅是画肖像，没有自己的灵魂寄托。也因为此，肖像被他画少了神韵，画得处处都像，拼起来则不像。
文字
文字绝对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文字是最重要的，那么，我们读过的任何一本伟大作品的翻译本都够不上伟大，因为我们读的不是作者的文字，而是翻译家的文字。
文学作品中，最重要的是作家的思、想、情、感，是作家投向生活的眼光，是作家的眼光在生活中所作的文学提取和再造。
然而，文字尽管不是最重要的，却又是绝对重要的，它除了能够有效帮助作家完成他的“用心”外，本身还能因为妙用而生出滋味。
有人说：好的文字是斧头都砍不掉的。――绝对精辟、绝对形象。
来看看毕飞宇的文字：
“富光家的瞥了玉米一眼，目光躲开了。再看玉米的时候，玉米还是看着她，一直看着她。就那么盯着，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
这是一段写得不错的“文字”，写出了玉米的恨与狠，也写出了富光家的虚与怯。然而，这段“文字”好的其实不是文字，而是意思。这段中的很多文字，是斧头砍得掉的。
“富光家的瞥了玉米一眼，目光躲开了。再看玉米，玉米还看着她，一直看着她，盯着看。”
意思没变，但文字精简了，或许也更准确。当然，得说明的是，这里只是表达一个意思。真正的修改，作者本人动手，肯定好得多。
“就那么盯着”和“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地看是矛盾的，“盯着”的目光不动，“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的目光是上下移动。反应玉米心中的恨与狠，更确切更传神更该突出的，应该是“盯着”。
作者的文字该说不乏精彩、生动，有很多精彩、生动处，但是，作者的文字缺少锤炼，缺少对自己的高标准严要求。
再看这段：
趴在你的身上，趁着快乐，两斤肉能说出四斤油来，下来了，四斤油却能兑出三斤八两的水。完全不是一回事。
还是一段漂亮的文字，然而，如果对这段漂亮文字高标准严要求的话，那么，“完全不是一回事”则不需要，是多余的补充。因为前两句说明的就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已说得很充分。即使作为加强语气也不合适，因整句话本身在文中也只是附带性的。
多此一举，是水分的加入。再好的意思，侵入过多水分，也会由于淡化而使阅读失去感觉。恰当留空，是锤炼文字使之产生味道的重要方法，是语言有无文学特征的重要标志，也是检验作家思维方法表达方法的精度与浓度的重要途径。
玉米被人拥着，推着两条腿一左一右地在地上走，其实是别人的力量，她的身子几乎是后仰了。
按说，这里体现玉米心态的走姿描写得够准确、够出画面的。但可惜，文字还是经不起推敲。什么叫“在地上”走？除却特殊情况，哪样的走不是在地上走？何况后面那句“其实是别人的力量，她的身子几乎是后仰的”，这样的文字只能归为注释性的、附加性的，该用在括号里的。将这些别扭的注释、交代从括号里解救出来，自然妥贴地出现在文句里，正是作家的任务，是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理由之一。解决处理得好与否，是对作家写作基本技能的一个测试。
很多这样那样的例子，很多，都是高标准严要求所不能容忍的“疏忽”，它们使出色的句子出色的意思失去了该有的出色，降低了文字的浓度，削弱了阅读的感觉，把作品从本该达到的“座标”上拉了下来。
结构
《玉米》中的结构问题显而易见。
如果说，《玉秀》尚可算是《玉米》系列中的一篇，那么，《玉秧》则和《玉米》系列毫无关系。它们不是一个故事，不在一个时空，没有丝毫情节的延续。玉秧身上发生的一切，和玉米玉秀没有一点牵涉，和她们共同生活过的那个家庭、那片土地，也没一点牵涉。
为何会有如此明显的问题？为何《玉米》系列中会出现完全无关的《玉秧》？因为“大”！就因为那个“大”！就因为绝大多数中国作家脑袋中装惯了的那个很难真正摆脱掉的“大”字。
《玉米》写得不错，反响也不错。因为不错，作者就感到了它的小，感到了它内容的小和篇幅的小；于是，他不甘心了，想扩大战绩，想增加单篇《玉米》的厚度、力度，想挤入巴黎时装一样流行的长篇小说行列，想用三个中篇的拼凑法，使整本书在叙说上出现一个时间跨度，造成一种观望叙述历史是他最初最根本也是最深情最诚恳的意愿的错觉。至少限度，他相信，有了这三个中篇投出的三道视线，他就有了一个迷人的接近伟大、有可能被归为伟大的姿势。
用心良苦，却太勉强，太露骨。
其实，单篇《玉米》本身是脱俗的，它开创了写人物的新风。其实，真实、准确地写好人物，历史、政治、社会也就自然其中了。但长久来，中国作家本末倒置惯了。《玉米》不成功则已，成功了，毕飞宇还是脱不了那份俗，还是要回归老的意识，还是要将什么都往“大”里整，即使只是貌似的“大”，即使只是明显的拼凑，在他也绝对也好过那个“小”，起码也比那个“小”唬得住人。
一个不成立的、失败的结构。
一个太难使作者、作品伟大的选择。
重复一遍：说了这么多，只为把作品作家放到不一般的高度来要求。事实上，任何作家作品都该被放到高过其已达到的高度上来要求，只有这样，才对作家有好处，才对文坛有好处。
当代作家们的悲哀在于：满足得太多、沉醉得太多。
毕飞宇写作中的长处，是大多数作家身上看不到的；毕飞宇写作中存在的不足，大多数作家都存在。
标签： 入木三分的历史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