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位，敌军称他“用兵多诈，出没无常”

抗战时期，冒险前往八路军延安根据地的西方记者不少，他们最想采访的人之一就是贺龙。很多人在未见到贺龙之前，就听过关于贺龙的传闻，因而就早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出了贺龙的形象。在他们看来，这是延安最具传奇色彩的八路军将领，一个存在于现实中的中国古典传奇人物，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类似于《水浒传》一百单八将那样的绿林好汉。他们把贺龙比喻成是中国的罗宾汉或者夏伯阳（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英雄，以机智剽悍著称）。

贺龙和《北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

让记者们感到特别兴奋和激动的是，一旦见到了贺龙本人，真人与他们想象中的形象竟然完全相符。有一名记者直呼，当见到贺龙的时候，他的感觉就是“夏伯阳”活生生地站在了自己面前：圆头圆脑，双肩有力，眉毛很浓，嘴上留着一撮黑色的胡须。记者观察到，贺龙从来不能长时间地坐着不动，即便在屋里，也要一边打着干脆有力的手势，一边像头被关在笼子里的豹子似的来回踱步，“显示出他浑身上下有无穷的精力”。

一个既有魅力又有故事的人，难怪记者们都喜欢采访他。

一、两把菜刀闹革命贺龙出生于湘西桑植县的洪家关，这使他说话时一直带着一种浓浓的湘西口音。近代以来，湖南被认为是出英雄和草寇最多的省份，湘西更是如此，国外观察家称之为中国最具有造反精神的地方。贺龙年少习武，十四岁就当骡子客跑马帮，他豪侠仗义，爱打抱不平，在湘西很有点名气。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往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继续反袁。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是湘西人，孙中山派他返回家乡联络仁人志士。陈图南慕名来到洪家关拜访贺龙，经陈图南介绍，贺龙填写誓约，按下誓约，加入了中华革命党。

红军时期的贺龙

护国讨袁那年，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得有枪，泥沙镇设有团防局，有枪八十余支，遂被贺龙设定为夺枪的目标。

1916年1月21日，泥沙镇迎来了春节前的最后一次大集，镇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贺龙等人按计划分成两拨，一拨与团丁认“老庚”（相当于“拜把子”），设赌摊并送钱让枪丁来赌博，另一拨由贺龙亲自负责，在饭馆摆下四桌宴席，请其他相识的团丁赴宴。

贺龙正在张罗着酒席，姐夫谷绩廷匆匆跑来，低声对他说：“好戏开场啰！”贺龙听了点点头，让姐夫陪着客人，自己走出饭馆。一了解情况，得知团防局局长和队长都在抽大烟，只有一个哨兵守在团防局门口，二十多条枪都放在局里的板壁上。

当下贺龙带上十个伙伴，一人拿一把菜刀，直闯团防局。众人在活捉哨兵和团防局局长、队长后，一枪未放，一人未伤，便把二十多条枪全都夺了过来。

回到饭馆，贺龙向正在大吃大喝的团丁宣布夺枪成功，并晓明大义，希望他们一起讨袁。团丁们哪敢不从，都表示愿随贺龙举义。与此同时，赌摊那边也得了手，缴到了一些枪。

靠着从团防局夺来的枪支，不到几天工夫，贺龙的队伍就发展到三百多人，取名为“湘西讨袁独立军”。他率领这支队伍与周围各县的义军联合，浩浩荡荡地对由保袁武装驻守的县城发动了围攻。

刚刚组织起来的民军虽多达万余，但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训练，枪弹也很少，攻城时一拥而上，攻不下来就一哄而散，各自回家。

眼看着民军解体，贺龙等首领并不灰心，他们派人到四川找云南护国军司令蔡锷，请他派兵到湖南打击拥袁武装。派去四川的人不久就回来了，报告说蔡锷难以分兵入湘。

蔡锷

靠天靠地靠朋友，都不如靠自己实在。贺龙这时想到本县境内的芭茅溪有个盐税局税卡，那里有一些枪支，可以把枪搞来，用以再扩大队伍。

盐局见三抽一收取盐税，交不出税就扣人卡货，贺龙跑马帮做盐生意时受尽了他们的盘剥勒索，如今正好老账新账一起算。1916年3月16日，贺龙在洪家关约集了二十名青壮年准备起事。可是就在他们忙着扯腰带、扎布头、打裹腿的时候，事情传了出去，洪家关的一些老年人一看，说：“你们这些伢儿，硬是要惹天祸。”吵吵闹闹不让贺龙干。事到临头，不让干也得干。贺龙等人在油纸伞外面缠上布，放在桐油里一裹，就做成了可以充作火把的“照红”。众人连夜出发，举着“照红”，带着菜刀、“小签子”（匕首）奔往芭茅溪。

从出发地到芭茅溪有一百多里，但他们四更天就赶到了。贺龙那年才二十岁，在二十一人中年纪最小，但是胆略和威信却最高。事先他已向芭茅溪派了两名“探子”，在队伍走到离盐局两里路的小河边时，正好与两个“探子”会合。

据“探子”报告，盐局里的枪丁有的抽鸦片，有的嫖女人，剩下留守的五六个人也都睡得死死的。事不宜迟，贺龙带头悄悄进村，摸到了盐局门口。

盐局是一座两层楼的木房，大门用杠子顶得死死的。贺龙和其余三人硬是用肩撞将大门撞开了，由于用力过猛，大门撞开后，他们连人带门板都倒在了地上。

税警队长被惊醒，从耳门里一齐眉棍就扫了过来。起事的小伙子都会点功夫，有人眼疾手快，一把扭住棍子顺势一拖，贺龙举起菜刀就是一刀，立即将队长砍倒在地。

在楼下一共缴了八支毛瑟枪，一问，楼上还有四支枪，于是大家又挥舞着菜刀，人顶人地往楼上冲。当时这群年轻人里面只有一个人会开枪，贺龙虽说早已夺过枪，当过义军首领，可他耍得最溜的也仍然是手中的一把菜刀。

楼上的枪丁自然会用枪，不过他们的那种毛瑟枪不是连发的，子弹塞一粒打一粒，加上手忙脚乱，以致枪都变成了擀面杖，根本没法用。情急之下，几个枪丁便用小椅子往下砸，冲在前头的两名义士都被小椅子给砸伤了。

贺龙年轻气盛，又有很好的功夫底子，在冲击受阻的情况下，他抢前一步，跨上同伴的肩头，避开楼上打下的小椅子，在纵身上楼的同时手起刀落，刀光一闪，便剁翻了掷椅子的枪丁。

贺龙元帅当初闹革命的两把菜刀（保存在贺龙故里）

在贺龙之后，又顶上去两个人，剩下的几个枪丁见他们如此勇猛精悍，都吓得赶快交出了枪。

率二十名好汉端掉盐局，夺得枪支后，贺龙再次声威大振。当他率部回洪家关时，洪家关的乡亲都放鞭炮迎接，原先怕事的老人也跷起大拇指称赞，说贺龙伢子“有胆子，有本事”。

1916年3月下旬，贺龙在洪家关举起“讨袁护国军”的旗号，自任民军总指挥。以后他的民军被编入正规军队序列，他也因此进入了民国官场。

贺龙有多年的江湖经验，但官场与江湖并不是一码事，在官场上他老是吃别人的亏，最惨的一次，不但部队被吞并，自己也被关了七天牢，放出来时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

贺龙的父亲贺士道赶来看儿子。他给贺龙算了算，赶马帮时被关过两次，参加革命党又坐了三次班房，于是劝贺龙：“算得是死里逃生喽。不如好好收场，莫干了。”

贺龙回答道：“莫干？该死的朝天，不该死的万年！我不拖枪，上对国家不忠，下对祖宗不孝。我就不相信队伍拖不起来，孙中山搞队伍还不是成了垮，垮了再搞，才搞出个民国来。”

贺士道本想说服儿子回乡务农，图个平安，结果反被儿子说服，他叹着气说：“道理是蛮对的，只是搞不好就会掉脑壳。可既然你横下一条心还要干，我年过六十，这条老命也就豁出去了，和你一块干！”

这两把菜刀也号称是贺龙刀劈盐税局时使用的，保存在鄂州市北伐军二十军军部旧址

贺龙说服老父后，立即启程回洪家关重招人马，路上他遇到了一个正要去洪家关投奔他的小伙子。

原来当年贺龙在打泥沙镇团防局时，有个名叫吴佩卿的义士曾和他一起夺枪，两人有过命的交情。吴佩卿的侄孙吴玉霖想要做杀富济贫的好汉，吴佩卿就让他去找贺龙，说贺龙很仗义，吴玉霖只有跟上贺龙，他才放心。

贺龙巧遇的这个小伙子就是吴玉霖。虽然贺龙与吴玉霖的爷爷同辈，但两人年纪差得并不多，贺龙遂与他以兄弟相称。吴玉霖随身带来两把磨得铮亮的菜刀，贺龙见面分一半，和他一人一把菜刀，相携前行。

走着走着，路上来了一顶四人抬的轿子，轿前有几个兵开道，轿后还有两个兵背枪压阵。两个兵走得慢，和轿子逐渐拉大了距离，士兵身上背的两支汉阳造步枪立刻引起了贺龙的兴趣，他和吴玉霖商量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了上去。

当走到偏僻小路时，贺龙和吴玉霖突然一个猛扑，抡起菜刀，结果了这两个倒霉的护兵，之后夺了枪便跑。事后得知，那顶轿子里坐着的其实是一个即将上任的县长。

1917年底，凭着用菜刀夺来的两支枪，贺龙在洪家关召集十八个伙伴，重新拉起队伍，参加了护法战争。十年间，他率部征战各地，队伍从小到大，最后发展到了一个军。

1923年，贺龙任四川第9混成旅旅长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毛主席在三湾改编时，还用它来鼓舞和振作士气：“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

二、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强贺龙在拿菜刀打下盐税局时，曾将盐局的账本、文件抬到院子里一把火烧毁，又把盐局所藏的财物和盐巴分给老百姓。当时在西南诸省，盐巴贵如金，穷人很难吃到。

贺龙开仓放盐的举动与他早年对自己的人生定位完全对应，那就是做一个梁山好汉式的草莽英雄，杀富济贫，惩恶扬善。直到与共产党发生接触后，他的思想才发生变化，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有组织有宗旨有主张，远比做个人英雄有前途。

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矛盾逐渐激化，国民革命军各部也分成了左右翼。贺龙属于左翼，右翼势力对他颇为敌视，湘军头目何键不但唆使部下向贺龙所部挑衅，而且还向武汉政府诬告贺龙，企图借机解散他的部队。

1927年1月，武汉政府派吴玉章处理贺龙被诬告一案。吴玉章前去一看，何键等部仗着装备精良、兵员众多，已经做好向贺龙所部开火的准备。贺龙那时还没有做军长，他的民军人少枪少，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吴玉章是中共党员。他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决定把贺龙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政府，以避免其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何键吃掉。共产党的这次出手相助挽救了贺龙所部，同时也对贺龙的思想转变起到了很大作用，自此以后，他与共产党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

张家界桑植贺龙纪念馆展出的贺龙戎装照

第二次北伐结束后，贺龙因功升任军长，他的第二十军战斗力很强，自然受到各方关注。共产党一如既往地重视贺龙，作为中央领导人的周恩来亲自与其会面洽谈，蒋介石、唐生智也都分别派人上门拉拢，封官许愿。

此时是国共分裂的前夜，选择站在哪一方是贺龙必须面对的一道考题。从那时的形势来看，共产党方面非常不利，即便把实际控制的部队都算上也没有多少，如果放在一个没有什么头脑的人身上，他肯定会认定共产党必输无疑。

贺龙粗中有细，很善于发现和思考问题。北伐前，唐生智对贺龙表示欣赏，说想请他担任师党部委员，贺龙没去，他同时还生出一个疑问：“我自从加入中华革命党后，从没有转过国民党，也没填过证书，怎么会当起国民党师党部委员来啦？”

国民党是多么马虎啊！这样组织松散、落后的政党，还能靠得住吗？贺龙由此看到了国民党的致命弱点，并判断它不可能战胜共产党。他后来对亲近的家人分析说：“政治方面，共产党要比国民党强。军事方面，国民党目前是占优势的，可是军事上的优势没有政治做主心骨是靠不住的。”

1927年7月中旬，贺龙所部奉命沿江东下。途中得知国民党所控制的武汉政府已经实行“分共”，贺龙在军官大会上毅然表明心迹：“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谭平山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平山。双方寒暄几句后，谭平山十分认真严肃地对他说：“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谭平山所说的机密大事就是中央即将在南昌举行起义，他同时希望贺龙的第二十军能够参加这次起义。贺龙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谭平山能将如此重大的机密直言相告，实际也冒了很大的风险。

贺龙听后非常激动，当场表示完全赞成。他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深受鼓舞，于是决定让贺龙率二十军与叶挺等部一起到南昌集中。

起义军集结南昌后，贺龙被任命为总指挥，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也都设在了二十军军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如期爆发，起义军只用了四个小时，便将南昌守敌全部予以歼灭。

起义胜利的当天，指挥部讨论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贺龙认为湖南境内的农民运动做得好，而且第二十军的湖南人多，有群众基础，兵员也容易补充，所以主张不去广东，到湖南建立根据地。

可惜贺龙的主张并没有被大家采纳，起义军仍旧实施了南征行动。就在南征途中，贺龙如愿以偿地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在他的入党宣誓仪式上做出肯定：“（贺龙）是经过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三、我就不信搞不赢南征很快就出现了贺龙曾预计过的一些困难，由于天气炎热，缺乏给养，部队减员很多。9月23日，起义军又在汤坑遭到三倍于己的敌军的顽强阻击，贺龙、叶挺亲自指挥部队轮番猛攻，打了两天两夜仍未能打开通道，不得不撤向海陆丰。

贺龙在撤退时就明白情况很严重，他说：“这十年我是垮了又来，垮了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我只有两句话，第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活！”

在前敌委员会（前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贺龙、叶挺被宣布调离部队，由中央另行分配任务。贺龙在会上再次表示：“我心不甘，我要干到底。就让我回湘西，我要卷土重来。”

会后起义军继续向海陆丰前进，半途遭到民团和追敌的袭击，部队士气受到严重影响。虽然二十军大部分还是撤到了海陆丰，但因为失去与贺龙的联系而变得军心离散，最终一弹未发地被敌人缴了械。

1944年的贺龙

二十军是贺龙从洪家关的民军起步，一点点发展出来的。整整一个军的人马，多年苦心经营，转眼之间就没了，这种打击放在谁身上都难以承受。贺龙知道了也非常难过，但他不肯认输，依旧誓言：“我就不信搞不赢！”

1927年11月初，贺龙来到上海。中央为培养一批高级干部，决定派贺龙和刘伯承、林伯渠一起去苏联。贺龙文化程度不高，对此有些顾虑，怕学不了俄文，从内心来说，他更倾向于到湘鄂西搞武装，但他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让他离队尚且绝对服从，何况去苏联，所以也就做好了出国的准备。

就在贺龙等人准备动身走的前一天，党的一个秘密机关被敌人破获，敌人知道贺龙到了上海，下令严密搜查。贺龙只得停止一切活动，暂时隐蔽起来，第二天，刘伯承、林伯渠先登船走了，他未能成行。

又等了十几天，仍然走不成。在这段时间里，贺龙向周恩来报告，要求还是去湘鄂西搞武装斗争，他说：“湘西是我的家乡，我从民国五年（1916年）开始就在那里拖队伍，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仗，我人熟地熟，干起暴动来更方便，有成功的把握。”这样谈了四五次后，中央终于批准了贺龙回湘西搞武装的请求。

1928年春，贺龙回到了洪家关。在贺龙回湘西之前，桑植县就得到了贺龙参加南昌起义以及起义失败的消息，县里因此流传着各种传言，有的说贺龙被大炮轰死了，有的说他被蒋介石捉到南京，“砍了脑壳”，还有的说他“被洋鬼子装进洋船，不晓得弄到哪里去啦！”总之都是说贺龙回不来了。

贺龙故居

贺龙现身洪家关，整个县都被轰动了。正如贺龙自己所言，他在湘西打了十年仗，这里的许多驻军和团防武装的首领都是他当年的部下，不少人对贺龙仍然十分崇拜。一听说贺龙重回家乡，不但跟随贺龙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的老部下急忙赶来洪家关，桑植县的所有头面人物也都来了，就连桑植县县长也忙不迭地坐着轿子，从二十里外的县城赶来“朝拜”贺龙。

一时间，洪家关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贺龙明确告诉亲戚乡邻和族人们：“我现在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中华革命党，我已经是共产党了。”他还说：“南昌暴动是失败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回来就是组织工农革命军，跟蒋介石这帮坏蛋干到底！”

跟着贺龙回洪家关的一共只有六个人，在贺龙把工农革命军的大旗拉出来后，不到二十天就聚集了一支约三千人的队伍。

工农革命军刚刚成立不久，从素质到组织都很差，初次和敌人大部队交火就被打败了。原先众人对国共并无多少概念，也不知道这两方面的军事力量相差有多大，这一打大家都明白了。于是工农革命军中的一部分跟了国民党，大部分或回家观望，或重立山头，取“中立”态度，只有一小部分人肯继续跟着贺龙干。

桑植人对贺龙的印象其实还都停留在他当师长、军长的时候，那时的贺龙每逢出门都是前呼后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他的公馆到俱乐部看戏，路虽然不远，也得坐个轿，身后还跟着几十个警卫。这是个人人称羡的前程，也是贺龙重回洪家关能迅速拉起队伍的原因之一，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转眼间，就弄得队伍没了，枪也没了，并且乡人们还看到，贺龙早就脱下将军服，穿上了旧布衣，脚上穿的也不再是皮鞋而是草鞋。

你说共产党好，要跟着共产党干，难道就图个赤手空拳、衣衫褴褛？

四、拿起刀枪跟贺龙很多乡亲不理解，家族中也有怨言。贺龙的族叔贺兴楼在贺氏家族里年高辈长，曾经考过前清秀才，当过县长，他生气地指责贺龙：“现在是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红脑壳落下个啥？”

贺兴楼还埋怨贺龙连累了整个家族，“害得贺氏族人跟着你落难而逃。”贺龙不服，当场和贺兴楼吵了起来，吵着吵着，他突然火气十足地吼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贺龙革命革定了！”

贺兴楼被气得浑身发抖，立即拂袖而去。他走后，贺龙很动情地对亲戚们说：“我贺龙找真理，找个好领导，找了半辈子，现在总算找到了。就是把我脑壳砍了，我也要跟着共产党走到底。你们看着吧，共产党一定会成功，国民党一定会垮台！”

尽管遭到族叔的反对，但贺龙的几个姐妹、大多数年轻亲戚和族人都愿意跟着贺龙干下去，甚至贺兴楼自己的儿子贺锦斋也早就是贺龙的得力部下了。

要把队伍再一砖一瓦地组织起来真不容易。有一天，贺龙打听到一支黔军路过，就带着贺锦斋等几个人去守路口、“撂尾子”（袭击敌后卫）。通过这次袭击，他们缴到了几支枪。贺龙摸着枪喜上眉梢，不知道的人很难想到他当过正规军的军长，曾经掌握上万人枪！

困难和挫折也从来没有远离贺龙。1928年7月，贺龙的部队改编为红四军，部队扩充到一千多人，然而几番苦战下来，千把人又只剩下了百把人。尤其洪家关一带的后方基地被敌人侵占后，红四军的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难以为继。时已初冬，天下着大雪，可是贺龙和他的部下身上仍穿着破烂的单衣，脚下套着烂草鞋，即便来了客人，也只能以苞谷糊糊（玉米粥）相待。

贺龙痛下决心，用三个月时间对队伍进行整顿，遣散了一些年老体弱和政治上不太坚定的人，最后剩下九十二个人、七十二支枪。他带着这批人数虽少但极其精干的人马四处转战，仗越打越巧，越打越活，在敌人的电报中，“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等语句比比皆是。

贺龙练武的器械

1929年1月，贺龙率红四军占领鹤峰，建立了湘鄂西第一个根据地。几个月后又占领桑植县城，桑植、鹤峰两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也扩大至三千余人。

次年，贺龙抓住中原大战一触即发、长江流域各省国民党军主力陆续北调的契机，率部东下鄂西。在鄂西，红四军与当地红军会师，成立了红二军团，贺龙出任军团总指挥。

贺龙在官兵中有着很高的威信。中央代表夏曦到湘鄂西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肃反”，诬杀了一大批干部，湘鄂西苏区因而全部丧失。即便在这种被折腾到几乎自行毁灭的情况下，红二军团也始终没有垮，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许多干部战士都是抱着“拿起刀枪跟贺龙”的初衷来当红军的，他们认定只要贺龙没垮，部队便垮不了。1934年10月，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合。红六军团为中央红军长征的先遣队，比中央红军还要早出发两个月。在庆祝会师大会上，红六军团的中央代表任弼时介绍贺龙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的总指挥”，台上台下掌声四起。

贺龙笑着说：“我让弼时同志夸得有点昏昏沉沉喽！‘两把菜刀闹革命’，一把在别人手里，我手里只拿着一把，是单马，不是双刀。”话音刚落，满场又爆发出一阵笑声。

贺龙在大会上还说：“会师，会师，我们会见老师了。”这确实是肺腑之言。夏曦能够在湘鄂西肆无忌惮地大搞“肃反”，一者仗着他是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又是湘鄂西苏区中央局书记，拥有最后决定权，二者他还是传说中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理论的东西一套一套，连贺龙和他争，都“从来争不赢”。

红六军团来自于中央苏区，任弼时是中央代表、政治局委员，在党内的地位并不在夏曦之下，军团里其他干部的政治水平也较高，他们一来，夏曦就再也弄不出什么幺蛾子了。

贺龙、关向应、任弼时

会师大会结束的当天，按照中央电令，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关向应任副政委。了解到夏曦在第六军团已是天怒人怨，任弼时等人立即向中央发报，提出夏曦不能继续领导，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军委分会主席职务。

两军团先后两次开会对夏曦的问题进行讨论。第一次开会时，二军团的干部还不太敢讲。第二次敢讲了，但因为政治水平低，却都讲不出多少有分量的话来，只是有的声泪俱下地诉说自己和战友过去的不幸遭遇，有的鼓起眼睛瞪着夏曦。

反倒是六军团的干部讲得更多，听起来也更有道理。任弼时在会上批驳夏曦，既有理论又有事实，既有分析又有归纳。这些话都是二军团的人平时不会讲，也讲不出来的。

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夏曦被正式撤销中央分局书记及军委分会主席职务，以这次会议为标志，曾经几乎摧毁红二军团的“肃反”阴影才得以彻底结束。

五、消灭我们，办不到两军团会师后，中央军委曾命令他们分开行动，红六军团被要求单独进入湘黔边境的凤凰县一带。

红六军团初来乍到，不太了解情况，贺龙和红二军团的人则都知道，凤凰是“湘西王”陈渠珍的老巢。陈渠珍这个人颇有头脑，也会用兵，轻易惹不得，即使在湘鄂西苏区大发展时期，红军也没能到过那里。红六军团刚刚经过无后方的长途远征，人枪损失很大，到会师时仅剩三千多人，其中还有三百多人是伤病员，若孤军前往很难立足。

贺龙建议去湘西，那里他比陈渠珍熟，敌人力量相对也较为薄弱，而且还可以借此牵制住两湖的一批敌人，为已经开始长征的中央红军主力减轻一些负担。任弼时听后问：“去打得赢吗？”贺龙回答：“一个军团去不行，两个军团一块去，打得赢。”

红二方面军领导人：贺龙、李达、王震、任弼时、关向应

两个军团的领导人都认为贺龙的看法是对的，于是便将两军团合为一个战略单位，一起向湘西进兵。就在部队出发的当天，中央军委来了指令，指责他们合在一起是错误的，要求第六军团仍向规定地域行动。

这一指令给两军团的领导人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压力，但从当时的现实状况来看，两军团分则力弱，合则力盛，分则两损，合则两全，所以他们没有照办，而是一面向中央重申不能分开的理由，一面仍按照自己的方案继续向湘西挺进。

1934年10月底，红二、六军团进入湘西，发动了凌厉的湘西攻势。此次重返湘西，红二军团在前面开路，红六军团在后面跟进。红二军团在湘鄂一带早就打出了名堂，差点垮掉纯粹都是由于夏曦乱搞的缘故，如今夏曦靠了边，干部战士的劲头便又上来了，他们如同猛虎归山，一路跑得飞快。贺龙不得不从军团总指挥部给他们传令：“你们的腿子太长了，六军团在后面没有跟上来，你们停下等一等。”

得知红军进入湘西，陈渠珍连忙成立“剿匪指挥部”，派十个团万余人向红军所在的永顺城扑来，企图阻止其深入湘西。两军团开会研究敌情，贺龙胸有成竹地说：“我的想法是先撤出县城，让他一步，叫他狂够狂足，我们再回过头来收拾他！”

红军依计故意示弱，他们离开永顺城，撤到了离城不远的钓矶岩附近。那里地形不错，但敌人进城后并没有马上追来。

没有“钓”到敌人，贺龙很不甘心，他反复考虑后认为钓矶岩离城太近，就算敌人上钩，如果围不紧，让敌人逃回城里，再打就难了，因此不如继续后撤。

贺炳炎、贺龙、彭绍辉

在贺龙的指挥下，红军一退再退，最后在距永顺城北四十五公里的龙家寨选中了伏击点。那是一个南北长十五里，东西最宽处达四里的谷地，可以容纳大量敌军，两侧山坡平缓，树林茂密，又便于红军隐蔽和出击。

11月16日，天快黑的时候，浩浩荡荡的追敌全部进入了伏击圈。贺龙一声令下，两军团同时出击，打了整整一个晚上，将伏击圈内的敌人大部歼灭。之后，红军乘胜追击，二次占领永顺城。

龙家寨大捷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场大仗，这一仗让红军在湘西站住了脚，也通过实践把两军团要不要联合作战这个问题给完全解决了。

由贺龙策动的湘西攻势令敌人惊恐万状，湘军首领何键一日数电向蒋介石告急。蒋介石迫于无奈，只得从堵截中央红军的部队中抽调兵力，回过头来对付红二、六军团。那段时间，中央红军在湘江遭遇重创，敌堵截部队的突然减少和削弱，使他们肩上所承受的压力骤然减轻不少。

中央红军原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在湘西创立根据地，但随即又改变了这一计划，决定转往贵州遵义地区。为了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红二、六军团占领桃源，包围常德，直接威胁湘军侧背，使与中央红军作战的大批敌军被迫回撤。

在掩护中央红军长征的同时，贺龙等人创立了湘鄂川黔根据地。这时在长江以南，湘鄂川黔根据地已成为仅存的规模较大的革命根据地，他们抓紧时间对部队进行扩充和技战术训练，截至1935年1月，红二、六军团已扩大到一万一千多人，加上地方武装，共有一万六千人。

1935年2月，蒋介石除继续集中兵力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外，另从湘鄂两省调集十万正规军，组成六个纵队，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围剿”。红二、六军团打了两个多月都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根据地日趋缩小，部队也减员至九千多人。

1937年的贺龙

经中央同意，贺龙等人决定率两军团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向江北转移。撤退前，贺龙说：“蒋介石下了大本钱，要抄我们的家，要消灭我们红军。抄家嘛，可以嘛，消灭我们，办不到！”

1935年4月12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根据地中心地区的当天，就在桑植县陈家河附近与敌人遭遇，抓到俘虏后一问，前方的大路已被其控制。红军前进的大路，只此一条，堵住就过不去，这令贺龙十分恼火，他命令部队停下，立即和其他领导人对敌情进行研究。

原来红军撤出苏区的行动已被敌人侦察到了。鄂军纵队司令兼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原本用兵慎重，但他见红军撤离根据地，便以为红军垮了，想捡个便宜立上一功，因此忙不迭地派出一个旅深入陈家河，他自己也和另外一个旅在相距三十公里的桃子溪进行策应。

第五十八师的装备比红军好，但红二、六军团尚有九千人十一个团，兵力比堵在陈家河的这个旅要大得多，贺龙认为有把握吃掉它。同时敌人为北方部队，过去多在平原活动，不善于山地作战，而贺龙身为桑植人，对陈家河一带的地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我看哪，一定要给敌一点厉害看看，免得他们成天到处发疯！”

贺龙下决心一定要打这一仗，他说：“要走，也要打了这一仗再走。我看，不胜，就走；小胜，再看看；大胜嘛，杀它个回马枪，老子不走喽！”

战前部队组织了一个拦阻队也就是督战队，贺龙给拦阻队的权力很大，传下的命令是：打仗时不管什么人一律不准后退，谁擅自退下来就执行战场纪律。

实际上根本用不上拦阻队。贺龙抓的战机很好，敌人刚刚到陈家河，立足未稳，碉堡工事也未来得及修，战斗一打响，部队就猛冲到陈家河街上，到黄昏时便将敌人一个旅全部消灭掉了。

隔了一天，红军冒着大雨插到桃子溪，将第五十八师师部和另外一个旅也消灭掉了。

三天内连打两个胜仗，消灭敌人一个整师，红军士气大振。贺龙等人便决定不过长江，回师根据地。见鄂军纵队消失于战场，其他方向的敌人都害怕了，开始陆续后撤，红军乘胜反击，重又保住了苏区。

1938年，贺龙、朱德、毛主席

至1935年秋，在军事上主要由贺龙负总责的情况下，红二、六军团从被敌人追着打变成了可以整师整旅地消灭敌人，部队也已扩大至两万人，一跃成为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这是二、六军团战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段时期。

两军团原来分处于两个不同的革命根据地，过去一直各受中央直接指挥，刚见面时，干部战士甚至连对方的讲话都不大听得懂。可是两军自从会师后，却自动形成由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团的特定格局，并且爆发出了令人难以想象的潜能。这是原先连中央都没有完全预计到的，两军团的会师也因此被称为“模范的会师”。1935年9月，蒋介石调集130个团的正规军，加上地方部队，以总计三十万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新的“围剿”。这时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都已长征到了西部地区，长江以南只剩下了红二、六军团这一支孤军。

面对空前严重的敌情，贺龙等人决定撤出根据地，到黔东一带的无堡垒地区进行运动战，并争取在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过去红二军团也经常遭到敌人的“围剿”，在苏区打不退敌人时总要跳到外线去，但是贺龙和他的湘西子弟兵都没有想到，此次一别家乡居然就是几十年，一走就是几万里。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在桑植县刘家坪和瑞塔铺誓师出发，开始长征。次年7月，他们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随后与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合编，组成了红二方面军，深孚众望的贺龙担任了总指挥。

毛主席向贺龙授衔

红二方面军是红军的三大方面军之一，贺龙也被毛主席称为“红二方面军的旗帜”，应该说，他仅凭此贡献就有足够资格被授予元帅。在元帅的最终名单上，他被列于第五位。

贺龙的族叔贺兴楼当年有一点是预料到了，那就是贺龙如果跟着共产党打天下，整个家族都可能因此蒙难。新中国成立后的一项统计表明，贺龙宗亲有名有姓的革命烈士就达两千多人，其中贺龙自己的亲属有一百多人，他的父亲、弟弟以及几个姐妹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牺牲了。

当然有更多的东西，是这位族叔想不到的：他不会想到共产党最后居然真的取得了天下，也不会想到贺龙等年轻后生能够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开国元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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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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