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达
虽然司马迁反对把历史当作政治说教，但作为一个俯首拜孔子、系统受过儒家高级课程的学者，司马迁对作史之目的、态度也很明确。在《太史公自序》中，他假托太史公和壶遂的对话，全面阐述了自己的历史观：为什么要做历史？是因为考察历史可以“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然后又是一大通“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问题，什么“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王道之大者也”等等，从头都飘荡着一种儒家的浩然正气。
如果不看作者，任谁读到这一通长篇大论，都会认为这是某位儒家大师发表宏论。这其实是理所当然，作为董仲舒的弟子，司马迁在意识形态本质上和儒家——特别是公羊派没有任何对立。说到底，他反对的只是那些腐儒教条主义的灌输，并不是反对儒家“真理”。他写《史记》讲脱离意识形态的政治说教，回归历史本身，但绝不想要脱离政治，恰恰相反，他做的所有回归历史的工作，都是想让历史自己讲事实摆道理，进而春风化雨地般阐述公羊派的“真理”。
根据史记专家研究，完成《史记》最初的构想和提纲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但在他的构想中，这本书的时间段上限应该只到“陶唐”，也就是三代的尧。司马谈的理由很充分。首先，儒家经典《尚书》记事起于《尧典》，这是有文献可征的起点；其次，比尧久远的黄帝以来虽“皆有年数”，却与古文“乖异”，因此从历史严谨的角度出发，不足为信。然而到司马迁手中，《史记》则开篇就从黄帝、颛顼、高辛讲起，构建了一个传承有序的古史系统，其核心就是炎帝、黄帝乃天下共祖，之后衍生出夏、商、周，然后衣钵相传，直至千秋万代。
司马迁为什么非要改动父亲的大纲，费尽心机构建这样一个古史体系？他难道不知道自己在《五帝本纪》写的黄帝二子皆有天下，一支居住于“江水”（今河南安阳地区），一支居住于“若水”（今四川金沙江上游地区），这种说法是多么勉强吗？即便书中提到黄帝、颛顼、青阳、高阳不是真实的个人，而是某些部落的拟人化，但在洪荒时代，这些地理上相隔如此远的部落，居然相互之间要完成迁徙、通婚，乃至权力继承等工作，这不是非常难以想象的吗？
司马迁当然知道这些说法的“乖异”。因此，他在《五帝本纪论赞》中。不无深意地提醒读者：“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这说得很明白，他知道如果中华文明起点全部归结于炎黄，说得更具体点是黄帝，在历史上是有问题的——事实上现代考古也证明中华文明是多源头，但他有必须构建出这个系统理由，一个必须要“好学深思”，不“浅见寡闻”才能明了的深意。
他的深意，就是公羊派推崇的“大一统”。秦汉以来，天下一统，国内实现了空前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对这些生活于其中的汉朝知识分子来说，“大一统”不仅是“天命昭昭”，更是历史必然。作为一个资深儒家，也是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必须构建这样一个古史系统来为“大一统”辩护：如果从历史上能证明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不管你是秦楚燕齐赵魏韩、还是百越匈奴山戎猃狁，都可认黄帝为共祖。那么归根到底，我们都是失散多年的异父异母的亲兄弟，融合与统一才是我们永恒的主题。
黄帝陵祭亭，位于陕西省黄陵县城北
人类学家赫拉利·尤瓦尔曾提出过一种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国家、民族来说，是什么并不重要，认为自己是什么才是重要的，以民族而言，只要所有的人相信一个起源故事，那么他们就是一个民族，而他们真正的血统源头则根本不重要，所以重要的是构建这个起源故事——而这就是司马迁和《史记》在意识形态上所完成的工作，一项泽被苍生万代的工作。
正是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创造性地完成了这个归结于黄帝的古史系统，从此完成了“大一统”历史理念的构造，奠定整个中华文明在历史层面上的融合源头。我们可以看到，后世所有的史书，不管是少数民族政权，还是传统中原王朝，开篇都会是“某某，黄帝之苗裔，朔居远方⋯⋯”正是通过这种叙事，他们自动地归纳进司马迁所构造的古史系统，也从意识形态和心理上，主动地纳入了中华民族，为后来民族融合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在历史层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以此而言，司马迁的《史记》所奠定的，不仅仅是中国史学的根基，更从意识形态上为后来统一融合的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奠定了牢不可拔的历史根基。其意义之伟大，非“绝唱”二字不可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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