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大萧条”如今仍令人不寒而栗，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样的灾难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必不可少的阶段之一，但他们同样承认，“大萧条”真正的诱因至今也没有一个确凿的说法，就在经济崩盘前一天，几乎全部的美国金融专家都保持乐观态度，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还高调地宣称：“现在没有担心的理由，这一繁荣的高潮将会继续下去。”
通常，当社会一个或几个集团的支出突然降低，其他社会集团就不得不支出更多，以保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然而，当后者的支出无法达到要求，便容易催生危机。通常，科技水平的飞跃总会带来生产力的解放，这被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标志，回看那段历史，有趣的是，前者似乎反而要背“大萧条”这个黑锅。举个例子：1929～1930年，美国工业产值得到大幅提升，失业率反而进一步扩大，主要是机器的投入取代了许多工人的岗位。而失业率的上升又让人们的消费欲望降低，1930年，美国社会消费支出降低了约150亿，虽然政府在有意识地提高支出，但这样微薄的努力是杯水车薪的。
在罗斯福总统于1933年推出新政之前，资本主义世界已然是哭嚎一片，然而在大洋的另一端，有个国家刚刚从这样一个大坑中爬出来。更令他们气愤的是，如果将“大萧条”视为一场人类社会的“天灾”，那么他们所经历的则是“人祸”，这个国家就是德国。
当时的德国有多窘迫呢？从一个笑话中我们可以窥得一二：一战结束后，一家公司到了发薪日，员工们纷纷带着洗衣篮前来领工资。结果公示进了小偷，把钞票都扔到地上，篮子都偷走了。这个笑话颇有“买椟还珠”的讽刺意味，然而这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并不过分。1919年6月，德国被迫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以英法为主导的欧洲霸权体系希望通过高压制裁的方式，让德国这个可怕的敌人永远翻不了身。
在军事上，德国军队被限制到不到12万人，陆、海军不准研发任何新型武器，空军更是形同虚设。英国和法国不怀好意地在德国境内设立军事缓冲带，名义上不准双方军队进入，然而，英法军队可以随意进出，德国平民不慎误入，都有可能挨枪子。经济上德国更惨，为了讨好英法集团，德国建立起魏玛共和国政权。该政权的施政者不断向英国和法国谄媚，后者也毫不客气地处处针对，你来我往，这个曾经强大辉煌的老牌帝国被搞得沆瀣不堪，濒临崩溃。
一战刚结束那会儿，1美元还只能兑换4帝国马克；然而到了1923年初，1美元已经能兑换4.2万亿帝国马克了。如果要买1个面包，人们需要带着1000亿钞票，穷人们“省钱有方”，根本不必花钱去买柴火，而是拿着1美元到银行里兑换成马克，然后直接烧钞票生火做饭。大人们也没钱给孩子们买玩具，干脆让孩子们把成捆的钞票当积木玩。德国的崩溃是全民性的，就连中产阶级和部分上层社会都受到牵连。与“大萧条”如出一辙的是，大部分社会财富仍掌握在少数社会集团手中，如部分犹太资本家。
原本，德国人就觉得一战时德国战败，就是因为犹太人出卖了他们，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的窘迫也是部分犹太人为了小众利益而故意操纵的。因此，德国人从那时起就已经狠狠地记下了这笔账，虽然后来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令人发指，但绝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并不太排斥，恐怕与这有很大的关系。最惨时，德国失业人口超过600万人，达到了总人口的10%，失业率更是高达50%。一个家庭中的一名成员拥有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这个家庭就已经十分幸运了。惨到这个样，英法每年都还要从德国掠走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偿。
客观地讲，德国的遭遇不比“大萧条”好多少，尤其是在这个阶段，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都在高速发展，这更令德国人感到耻辱。当德国在灾难中挣扎翻滚时，英国和法国却在一旁幸灾乐祸。不过，也有少数理智的政治家对这样残酷的手段感到担忧，有位英国国会议员就曾表达过担忧。他认为，这样的压力会导致德国这样一个优秀的民族出现可怕的仇外情绪，最终撕毁条约。这个名叫温斯顿·丘吉尔的资历尚浅议员的建议显然是没有受到重视，德国的悲惨为纳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沃土。
1933年，美国政府推出“罗斯福新政”，在以“救济、复兴、改革”为核心的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社会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此对应的是，1930年9月14日，走投无路的德国选民将640多万选票送给了纳粹党，生生地将一名狂徒送上权力顶端。3年后，德国总理希特勒兼任总统，成为国家元首。在这段时间内，德国的就业率接近100%，人民一片欢呼。这样的差距令人沉默，同样令人庆幸：如果美国选择了与德国同样的道路，那世界就真的危险了。
显然，当年德国的悲惨遭遇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少德国人甚至坚定地说，虽然他们愿意为战争罪责反省，但无论有没有希特勒，历史重来一次，他们仍然会选择战争，并不会反悔。一个面包都卖到1000亿了，还怎么活啊？如不反抗，民族都要完了。难怪有这样一句历史名言：“不是慕尼黑孕育了德国纳粹主义，而是凡尔赛。”
不是慕尼黑孕育了德国纳粹主义，而是凡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