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晔：张岱、曹雪芹文人心态比较论
80后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叶晔简介
简介：
职称/职务：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领域：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国近世文学转型研究，以及中国古代文学的跨学科拓展研究
研究成果：
1.《张岱、曹雪芹文人心态比较论》，《红楼梦学刊》2003年第4期，1/1，p98-110；
2.《晚明党争人物的地理分布和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第2期，1/1，p87-94，《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明清史》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
3.《清代词选集中的擅改原作现象——以〈明词综〉为中心的考察》，《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春之卷，1/1，p109-116；
4.《明词中的次韵宋元名家词现象——以苏轼、崔与之、倪瓒词的接受为中心》，《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秋之卷，1/1，p60-67；
5.《李应策〈苏愚山洞续集〉的戏曲文献价值》，《文献》2008年第3期，1/1，p124-130；
6.《珍稀明集中新辑九家十二通与汤显祖尺牍的考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1/1，p90-96；
主要学术荣誉：
1.2009年，浙江省第十五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排名第二），浙江省人民政府
2.2011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3.2012年，浙江省社科联第七届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4.2013年，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人民政府
叶晔
内容提要 : 张岱、曹雪芹作为中国古典文学大家 , 前人对这两人的研究论著颇多 , 但缺少对两人的比较研究 , 特别是文人心态的深入比较。张岱和曹雪芹的人生都经历了荣华与零落的巨大反差 , 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人心态 , 追忆、忏悔和无材补天的忧愤 , 对两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本文试通过解读两人的生平资料和诗文著作 , 观照其心态变异的特点和原因 , 分析两人心态变化的共同点和个别差异 , 以更好地从局部观照中国文人的审美和创作心态。
关键词 : 张岱 曹雪芹 文人心态
中国文人的心性有着极为丰富的韵味 , 以致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充分的抒发和解脱。文人的深邃通过文字展现着多姿的风采 ,这是一段中国文人的心灵史 , 里面充溢着五色的心路历程。陶潜的闲情静逸 , 太白的狂傲不羁 , 东坡的平淡坦荡 ⋯⋯当张岱“葛衣野服 , 意绪苍凉 , 语及少壮 华 , 自谓梦境 , 著书十余种 , 率以梦名” ,当曹雪芹“当此蓬牖茅椽 , 绳床瓦灶” , “更于篇中间用‘梦’用‘幻’等字 , 却是此书立意本旨” , 两人的心境是何等的相似, 往昔的繁华与现今的悲凉 , 强烈的反差“使作者对社会人生有着特别的理解和领悟 , 复杂多重的心绪构成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旋律”。面对着人世的恍然一梦 , 这是一种特殊的文人心态 , 是对往昔如梦的怀思 , 是对家国巨变的心灵忏悔 , 是对无材补天的忧愤和不平。
一、往事追忆及其中之民族情绪
明亡后 , 张岱披发入山 , 在《自为墓志铭》中 , 回忆“少为纨绔子弟 , 极爱繁华 , 好精舍 , 好美婢 , 好娈童 , 好鲜衣 , 好美食 , 好骏马 , 好华灯 , 好烟火 , 好梨园 , 好鼓吹 , 好古董 , 好花鸟” 。一个典型的冶游少年 , 一副狂傲不羁的明末文人性情 , 钟鸣鼎食的生涯 , 锦衣玉食的生活 , 游山玩水 , 声色犬马。山阴张家本出四川 , 自高祖以下三代均为进士 , 曾祖张元忭还是穆宗隆庆五年的状元 , 至陶庵父辈虽家境日衰 , 然其父耀芳为鲁藩长史司右长史 , 仍不失为显赫之家 。如此之锦绣前生 , 至明亡后趋于败落 , 从《琅 文集》张岱记下的点点滴滴中 , 不难察觉出张岱后半生生活的困苦。他在《自为墓志铭》中感叹自己“国破家亡 , 避迹山居 , 所存者 , 破床碎几 , 折鼎病琴 , 与残书数帙 , 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 , 常至断炊。”又《仲儿分灶》诗 : “上无片瓦存 , 下无一锥立。”有时甚至穷苦到了挑粪的地步。声色犬马的富家公子“素不治生产” , 坠入民众的底层 , 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繁华一梦 , 转眼云烟。张岱陷入了深深的自省与自剖 , 自己终“为败子 , 为废物 , 为顽民 , 为钝秀才 , 为瞌睡汉 , 为死老魅” ( 《自为墓志铭》 ) 。但他始终摆脱不了对繁华往事的追念 , 在忏悔的同时寄入了深深的执情 , 追忆成了他后半生的生命主题 ( 当然还包括明史巨著《石匮书》 )。
与张岱国破家亡的境遇相比 , 曹雪芹的今昔之遇则主要是家道的败落。据史料记载 , 曹家自雪芹曾祖曹玺始三代四人任江宁织造 , 有时兼任苏州织造。虽身居外地 , 官职却是个肥缺 , 又与皇帝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 家世显赫。雍正六年 , 曹雪芹五岁时 , 曹氏籍家逮问返京。虽然乾隆帝即位后曹氏又有复起之势 , 但乾隆四年 , 曹雪芹十六岁时 , 由于牵涉皇室内部争斗 , 曹家重遭巨变 。 从此衰败不振 , 流离放浪 , 衣食不给。雪芹追忆童年所处“昌明隆盛之邦 , 诗礼簪缨之族 , 花柳繁华地 , 温柔富贵乡” , 以及几个“半世亲睹亲闻的女子” , 不禁怀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 只可惜“锦衣纨绔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早己云烟过眼。当他零落半生 , 最后在京西山村力撰《石头记》时 , 追忆成为他创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沧桑之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母题 , 表现为作者多样的生活经历和体验。张岱和曹雪芹作为百年望族坠入贫困的当事人 , 置身其中 , 感受着人间的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 , 作品中蕴含着一种人世沧桑的感喟。
但分析两人的身世遭遇 , 张岱的境遇显然要比曹雪芹复杂 , 他是带着国破家亡的双重感情因素进行文学创作。在张岱的“梦忆”“梦寻”中 , 寄托着相当程度的民族情感 , 他所追忆的已不仅仅是一己之生活 , 他的悲剧不只是个人的悲剧 , 也是整个民族的共同噩梦 , 他把家族的兴衰置于王朝的光环之下 , 随着明朝的覆灭而挥散消逝。就像他在《越绝诗小序》中所说 : “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 , 如敲石出火 , 一闪即灭 , 人主不急起收之 , 则火种灭矣。” 《陶庵梦忆》就是写在这电光火石的一瞬间 , 在火种灭绝冷却后写的《西湖梦寻》 , 便再也没有这种大悲的苍凉了。正如吴承学先生在《晚明小品研究》一书中所述 : “张岱若无《陶庵梦忆》一书 , 也不过是晚明寻常一小名家罢了 , 正是《陶庵梦忆》使张岱跻身晚明小品大家的行列 , 甚至与中国古代其他第一流的散文家相比也不必多让。” 虽然吴先生是从文学批评全方位角度进行论述, 但不可否认 , 这种在电光火石中追忆和忏悔的效果 , 成就了《陶庵梦忆》这一部传世名著。
曹雪芹不存在这种亡国之痛 , 他的追忆相对来说只是较单纯地对美好往事和似水年华的怀想。曹家三代四人历任江宁织造 ,又四次接驾 , 家族的权势和繁靡留给童年的曹雪芹梦幻一般的世界。年轻的生命经历中又有着几个“半世亲睹亲闻的女子” , 纵然 没有产生贾宝玉“意淫”般的纯真爱意 , 给雪芹的童年生活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美好回忆。然而曹家祖先本是前朝降将 , 虽是从顺治皇帝入关且隶属满族正白旗 , 但家族至曹雪芹一代己家业消亡 ,汉人的血统、家道的没落 , 加上满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残害汉族文人 , 如余英时先生所谓的“因家恨而逐渐发展出一种‘民族认同感’” , 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大明角灯”和芳官改名为耶律雄奴二事 , 便可认为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偶尔留下的讽刺满清的痕迹” 。更何况曹雪芹交游圈中的诸多好友, 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现实有不满情绪。敦诚、敦敏因“牢骚愤激”而在诗文中流露出对明代亡国的同情 , 张宜泉更是个“叛满归汉”的典型人物 , 满人子弟尚且如此 , 曹雪芹因家道衰败而产生“汉族认同感” , 也就不足为奇了。
梅新林曾经提出所谓《红楼梦》的“金陵情结” , 其中片段论述了《红楼梦》中的金陵和张岱散文中的“金陵人氏”两者间共有的民族情结 ? , 虽为一家之言 , 但另一侧面也体现了两人心态中或多或少的民族情绪。然而这种民族情绪具体落实到两人身上又不相同 , 曹雪芹是因家恨而引发出所谓的“汉族认同感” , 而张岱却是由国仇而连带出家恨。我们不能因此而判定两人思想之境界高低如何 , 但可以看出两种情绪之间的细微差异在创作中的不同反映 , 张岱偏重于亡国之恨 , 创作出一系列忏悔之小品和宏大的前朝史传 ,而曹雪芹关注家世的荣衰 , 写下了描写贾府兴衰的长篇小说《红楼梦》。
虽然张岱和曹雪芹有着各自特殊的人生经历 , 但当两人从少壮 华之梦回到现实时 , 不免意绪苍凉。他们的生活经历中有着一段常人不及的感悟 , 在生命的支离破碎中通过追忆拼凑起过去美好的时光。这是士大夫文人转向落魄的民间文人后的心态变异 , 作为一种特殊生命际遇中的文人心态 , 蕴括着无限的悲凉和悔恨。与此比较 , 李后主的心态变异也有着相似的转向 , 但缺少了一 份民间疾苦的气息。他的社会起点太高 , 有的只是亡国之痛 , 而缺少某些真实生命意识的感悟。斯蒂芬·欧文在《追忆》一书中论及了李清照的追忆 , 但我认为易安更多的是对真挚爱情的怀念和不舍 , 情感主题掩盖了家世的飘零 , 这是女性所着重的心灵触动。张岱和曹雪芹 , 才是这一类特殊文人心态的典型代表人物。
二、忏悔力度深度之差异及其原因
当张岱和曹雪芹从士大夫文人跌落为落魄的民间文人后 , 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追忆的涩味 , 无奈且心酸。追忆的历程 , 也是他们忏悔的历程 , 在经历了民间的疾苦后 , 他们或多或少对自己昔时的豪侈进行了反思。
公元一六四四年 , 李自成攻破北京 , 明朝灭亡。那年 , 四十八岁的张岱结束了繁华生活的历程 , 南明政权的垂死挣扎无法改变王朝必然的命运。若干年后 , 他在《梦忆序》中这样说道 : “鸡鸣枕上 , 夜气方同 , 因想余生平 , 繁华靡丽 , 过眼皆空 , 五十年来 , 总成一梦。”年轻时的繁华靡丽和明亡后的布衣蔬食 , 给他以无限的怀思。他自称《陶庵梦忆》的创作 , 是他“遥思往事 , 忆即书之 , 持向佛前 ,一一忏悔”。但在对家国破败的叹息和反思中 , 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对美好往事的怀念。他力图想在苦痛中进行一部忏悔录的创作 ,实际上 , 他不自觉地沉溺于旧梦之中而无法自拔 , 流露着浓浓的依恋之情。斯蒂芬·欧文先生称之为“私人史家的一种妆点。”
但生活在一个全新的异己的社会环境中 , 每一个恍如隔世的文人都会流露出强烈的今昔之感 , 张岱同样从一个新的角度反省过去的豪奢生活 , 自思“昔人生长王谢 , 颇事繁华 , 今日罹此果报” ( 《梦忆序》) ,他把种种果报条例如下 :以笠报颅 , 以篑报踵 , 仇簪履也 ; 以衲报裘 , 以苎报 , 仇轻暖也 ;以藿报肉 , 以粝报 , 仇甘旨也 ;以荐报床 , 以石报枕 , 仇温柔也 :以绳报枢 , 以瓮报牖 , 仇爽垲也 ;以烟报目 , 以粪报鼻 , 仇香艳也 ;以途报足 , 以囊报肩 , 仇舆从也。他试图在自我放逐中忏悔赎罪 , 肉身的罪案似乎寻到了偿还的途径 , 但实际上他做的并不理想 , 内在意识上仍留恋于往昔繁华。虽然如此 , 在他的作品中仍可感觉出潇洒而间杂惆帐的意味 , 在诙谐和调侃之中透露着悲凉和苦痛 , 带着丝丝真诚的忏悔和反省。在《快园记》中如是记载 : “余尝谑友人陆德先曰 : 昔人有言 , 孔子何阙 , 乃居阙里 ; 兄极臭 , 而住香桥 ; 弟极苦 , 而住快园。世间事 , 名不副实 , 大率类此。”在嬉笑怒骂中有着对社会人生的醒悟。张岱就这样一直在悔与不悔之间徘徊。
曹雪芹则较为冷静而客观地回顾了往昔的繁华生活 , 在默默地哀挽中抒泄自己的幽恨和不平 , 在痛苦地反思中透视着家族的荣辱兴衰。他自感“风尘碌碌 , 一事无成” , 因此“自欲将以往所赖天恩祖德 , 锦衣纨绔之时 , 饫甘餍肥之日 , 背父兄教育之恩 , 负师友规谈之德 , 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 , 编述一集 , 以告天下人”。他的忏悔有着昭告天下的勇气 , 他的忏悔已不仅仅是一己之忏悔 , 家族之忏悔 , 更有思想之忏悔 , 生命之忏悔。曹雪芹对所处社会的深刻认识 , 使得他的追忆没有如同张岱那样无法自拔 , 他冷静地面对繁华的往事 , 将其默默地渗入到小说创作之中。他在《红楼梦》中建构了一个“坐吃山空”、 “树倒猢狲散”的贾府 , 我们虽然不能像新红学考证派一样将曹家与贾家对号入座 , 但不可否认 , 曹雪芹在创作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自己家族荣枯变化等种种可供其创作构思的素材 , 贾府的荣极而衰也有曹家今 昔变化的影子。正是曹雪芹对家世的荣华和零落进行了深刻地反思 , 充分的生活积累和认识深度才为他写作《红楼梦》提供了良好的自身条件。
通过对两人文人心态的分析比较 , 我们应当认识到 , 追忆和忏悔在两人后半生的生命意识中占着不同的比重。在张岱的字里行间 , 佛前的忏悔更多地转变成了依依之情 , 而曹雪芹则较为彻底地反思了童年时期家族的繁靡生活。张岱文中追忆居多 , 而雪芹笔下则忏悔为主。首先 , 两人不同的心态与两个家族衰败的原因有关。曹家主要是家族内部因素 , 生活的奢侈 , 接待皇驾的巨额开销 , 又由于与皇室成员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 , 他们直接成为皇室内部争斗的直接牺牲品 , 较单纯的落魄原因使得曹雪芹的忏悔更为集中而有力。而张家的兴衰则更多地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国破家亡的双重悲痛 , 使张岱无法正确清醒地对家族的奢华作深刻的忏悔 , 他在文字中时常流露出对故国的感怀 , 而不自觉地将家族的败落归因于王朝的覆灭。家国命运的交叉使得张岱缺少对家族命运进行自身的彻底反思 , 而过多地沉溺于往事旧梦的追忆之中 ,使得“持向佛前 , 一一忏悔” , 便被后人看作是一句空话 , 一种妆点。再者 , 从两人的年龄上看 , 张岱四十八年的繁华生活 , 美好的回忆正是他最精彩的人生片段 ; 曹雪芹五岁、十六岁两遭巨变 , 繁华对他如同一场虚梦 , 年幼的他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感受过“繁华”二字便身经磨难。张岱对他的家族万分留恋 , 而曹雪芹则更多地带着某种愤恨 , 相近的遭遇带给不同年龄的人以不同的心态。
考察两人之家世 , 张岱自高祖张天复下 , 已为第五代 ; 雪芹自曹玺任江宁织造始 , 为第四代 , 封建士大夫家族创业难而毁业易 ,愈往后而子孙愈靡侈而不知创业之艰辛 , 《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显著一例。荣宁二国公在战场上浴血拼杀而得来的家族地位和荣耀 , 在后辈手中已是销享殆尽。张岱散文所描绘的奢华绮靡的生活场面 , 已可略见一斑。但与此同时 , 客观地说 , 没有家国巨变的 生活体验 , 中国文学史就没有这两位独领风骚的文学人家。所谓“和平之音淡薄 , 而愁思之声要妙 ; 欢愉之辞难工 , 而穷苦之言易好” (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 , 生活和艺术有着残酷的二律背反 ,从心理美学角度讲 , 苦闷的心理体验有助于对人生的深刻反思 , 特别是创伤性体验 , 有助于艺术家的艺术感受力的培养。只有在经历了荣华和零落的巨大落差之后 , 才能对此有深切的体验。是悲凉和忧愤触动了他们的文思和才笔 , 这是中国文人心灵史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斯蒂芬·欧文曾在《追忆》一书中定义张岱为“中国传统里典型的孤寂和痛苦的形象” , 而丝毫不提及曹雪芹 , 两人虽属于同一类文人心态的范畴 , 又具有十分的典型性 , 但在一般读者心中 , 张岱的典型性要明显强于曹雪芹 , 这种心理偏差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学作品的文体形式所决定的。张岱的小品文能够负担起追忆和忏悔的足够责任 , 而曹雪芹的小说只能在隐暗处间接表达作者的生命情感 , 个人情绪被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所掩盖 , 读者无法彻底解读作者的创作情感 , 小说的文体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像诗歌散文那样直接抒发作者最真实的主观思绪。张岱的追忆和忏悔是完全感性的 , 而曹雪芹的追忆和忏悔需要我们用理性分析去研读 , 因此而少了一份与读者相贴近的亲密感悟。张岱的回忆录是“为了被回忆” , 他与读者心理走得越近 , 在读者心中的典型化程度就越高 ,这是曹雪芹的小说文字所无法比拟的。这种由于文体原因而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不自觉的感性心理偏向 , 不利于更好地对两人的创作心态进行客观比较 , 只有通过对作品深入研读 , 才能加以避免而步入正确理性的深层次研究的轨道。
三、补天壮志的“破灭”及与个性解放精神相交叉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沦曹雪芹“生于荣华 , 终于零 落 , 半生经历 , 绝似石头” , 其实无论张岱还是曹雪芹 , 不仅他们的生活经历绝似石头 , 他们自身就是一块埋没于民间的色彩斑斓的五色石。
士大夫文人的人生志向便是金榜题名 , 在仕途中努力实现自己的补天壮志 , 这是特定时代唯一的补天之途 , 张岱和曹雪芹亦不例外。即使是在沦为落魄文人之后 , 也时常流露出无材补天的愤懑和失落。如张岱作《越山五佚记》 : “张子志在补天 , 为作《越山五佚》。则造仍天造 , 徙仍天徙 , 匿仍天匿也。故张子之功 , 不在女娲氏下”。自负之意毫不掩饰地流露了出来 , 他还借越中峨眉山发表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愤慨 :
余因想世间珍异之物 , 为庸人所埋没者 , 不可胜记 , 而尤恨此山 , 生在城市 , 坐落人烟凑集之中 , 仅隔一垣 , 使世人不得一识其面目 , 反举几下顽石以相流溷 , 何山之不幸一至此哉 ?终了 , 他还为这座峨眉小山想好了出路 : “余为山计 , 欲脱樊篱 , 断欲飞去。”这又何尝不是张岱大鹏欲上九万里之志呢 ? 他自视自己的才华即为“世间珍异之物” , 只可惜“为庸人所埋没”而“世人不得一识其面目” , 愤懑无奈之情 , 溢于言表。
曹雪芹更是借《红楼梦》第一回中申写作缘由之际大抒己怀 :“因见众石俱得补天 , 独自己无材不堪入选 , 遂自怨自叹 , 日夜悲号惭愧。”又有诗云 :
无材可去补苍天 , 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 , 倩谁记去做奇传 ?
无论是张岱的“志在补天” , 还是曹雪芹的“无材补天” , 这都是作者的愤世之语、牢骚之语 , 是欲有为而不能为、不可为的伤心之语。 但是 , 封建王朝为文人指定了补天的唯一终极途径 , 入举仕宦是历代文人实现补天理想的必经之路 , 无论思想倾向 , 均怀有强烈的补天之志 , 他们补的是浩然的人间世。张岱曹雪芹均身居显赫之家 , 显达的家族本能使他们在入举仕宦的道路上大有作为 , 年轻气盛又对补天有着美好的憧憬。可事实上 , 此类因素并没有对两人的仕宦之路起到任何促进作用。张岱少时曾“好举业” , 但数次举试均铩羽而归 , 加上自父辈起便规训后辈“惟读古书 , 不看时艺”( 《家传》) ,张岱逐渐对八股科举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 他没有像他的父亲张耀芳一样沉沦于帖括之中四十余年 , 但补天之志并未因此而消减 ; 曹雪芹虽幼时即遭磨难 , 但籍家逮问返京后也曾就读内务府的官学 , 补天壮志也时刻充溢着他的心胸。与其他文人不同 , 由士大夫文人沦为落魄的民间文人后 , 志欲补天却无门可入 , 在追忆往昔繁华景象的同时 , 想起家族前辈在仕途上的一番作为 , 补天之志自感愈加难以实现 , 此中的无材补天之感又与普通的民间文人迥异。这种失落和憾恨 , 使得张岱曹雪芹们在字里行间不断地自怨自艾。
张岱的补天之志随着明王朝的覆灭而消沉。在明亡以前 , 张岱报效国家之志多见于其诗文之中。面对明末“辽东一破如溃 ,强蟊流毒势更凶 , 民间敲剥成疮痍 , 神气太泄元气疲”的社会现状 ,张岱发出了“敢借宰官医国手 , 天下精神尽抖擞” ( 《丙子岁大疫祁世培施药救济记之》 ) 的壮志凌云般的呼喊。明亡后 , 张岱“无所归止 , 披发入山 , 如野人。故旧见之 , 如毒药野兽 , 愕窒不敢与接” ( 《梦忆序》 ) 。他的补天只补有明一代之天 , 改朝换代使他的壮志成了无法实现的主观幻象 , 他用出世来反抗世俗的入世 , 文明世界也从此淡出张岱的生活。他的补天之志逐步淡化为著书立作 ,留下了三十余种著作 , 流传至今的尚有十余种之多。
曹雪芹家道败落在其童年时期 , 又不存在张岱那样的改朝经历 , 但他对他所经历的那个阶级有着深刻的透视。晚期在京西山 村啜 粥、纵酒赋诗之时 , 补天之志中饱含辛酸和忧愤 , 充满着自尊和自傲 , 他用“无材补天”来自讽 , 冷眼观世 , 洞悟人生 , 非无材也 , 不可为也。经历了荣华与零落的巨大反差 , 他的“世事洞明”的境界显然超越于一般落魄文人的补天情结之上 , 他对人间世态的洞察亦非遗民张岱所能及。最终他已无意在这个冷暗的世间进行他的补天大业 , 他那超越时代的精神只有通过《石头记》的创作才能完全地在世间得到展现。
两人的补天之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破灭 , 他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较于以前也更加清晰和透彻。处身于明清这样一个封建禁锢和个性解放相并存的时代 , 玩世心态即是个性解放精神在两人身上的一种集中体现 , 在愤世嫉俗中闪耀着进步思想的火花。张岱长期生活在经济繁荣的江南地区 , 游历各地 , 与市民阶层交游广泛 , 如说书的柳敬亭、唱戏的彭天锡、微雕能手王二公、品茶高手闵汶水等 , 张岱与他们的交游在《陶庵梦忆》中记叙颇详。如此欢情之少壮生活 , 即使在晚年仍是津津乐道 , 追忆掩盖了忏悔。在思想上他又受到晚明进步思潮的影响 , 要求“纵壑开樊”、 “物性自遂”( 《西湖梦寻·放生池》) ,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 , 不仅在生活上实现个性的解放 , 在创作中也“精思静悟” , 独立思考 , 开创一种清新自然的语言风格。而百年后的曹雪芹的思想则更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思想 , 不少红学家如冯其庸先生便认为他的思想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思想 , 是初期的激进的民主主义思想” 。其中最显著的一点便是对女性地位的肯定和推崇。“女儿是水作的骨肉 , 男人是泥作的骨肉 , 我见了女儿 , 我便清爽 , 见了男人 , 便觉浊臭逼人。”此时 , 贾宝玉便是作者的代言人。曹雪芹的许多精辟的思想都在小说中通过不同人物的对话得到充分地阐发 , 如香菱论诗、贾母论世俗香艳小说 , 及上述的宝玉论女性等 , 均不失为独特且超前的发明。在现实生活中 , 曹雪芹是一个“接罹倒著容君傲 , 高谈雄辩虱手扪” ( 敦诚《寄怀曹雪芹》 ) 的狂傲不羁又谈笑风生的人 , 他 对现实社会以阮籍式的白眼相对 , 而在个人生活中又放达好饮 , 体现着一种玩世的心态。
通过解读两人的资料作品可以看到 , 当两人远离繁华富贵而落魄江湖之后 , 个性解放的精神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们选择了相同的人生道路 , 在著书立作中使自己的补天壮志创作化 , 将生命的个性解放渗入作品的字里行间 , 入举仕宦的终极途径已离他们越来越远。可以隐约感觉到 , 在那份憾恨的深处 , 既有着个人补天之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平淡 , 又有着清楚认识到自己“不可为”之后的一种无奈的取代和逃避。张岱“每欲引决 , 因《石匮书》未成 , 尚视息人世” , 曹雪芹“批阅十载 , 增删五次” , 写下“满纸荒唐言 , 一把辛酸泪” , 他们的创作目的十分明确 , 就是要抒发自己的忧愤和不平 , 用剩余的生命为后人留下一份带有深刻教训的宝贵遗产。古人留名有三 : 立德立功立言。他们通过笔墨抒发个人的补天壮志 , 从另一个角度讲 , 也在字里行间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补天壮志。在特定年代这无疑是杰出人才的时代悲剧 , 可却无意间造就了一份万分珍贵的文学遗产。
张岱之后百年 , 有贾宝玉“生”于金陵。张岱见证了王朝的鼎革、人事的浮沉 , 殊不知这是一种封建末世的宿命 , 百岁之后结出“阆苑奇葩”———《红楼梦》。虽然由于政治等原因 , 曹雪芹无法读到张岱的遗民之作 , 无法感叹人事命运的雷同 , 无法获得转瞬即逝的共鸣 , 但一部《红楼梦》 , 即是那无数梦的影子 , 这其中何尝没有张岱的那一份梦忆和梦寻呢 ? 当两人都用一个“梦”字来追忆和反省自己的往昔生活时 , 字里行间已流动着一股相似的气息。这是一个此类文人所无法逃避的梦 , 美梦间杂着噩梦 , 追忆交织着忏悔 , 补天与玩世相交叉。张岱和曹雪芹所具有的这种特殊的文人心态 , 完整地体现在他们的作品和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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