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刷术发明权的论争并未止息
——访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
姚 雪
编者按：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宋时期，平民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我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国这一事实，不仅长期让国人引以为豪，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然而尽管如此，印刷术的起源之争，仍未停止过。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例，近年来，韩国就一直在这方面有不同观点，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姚雪采访了一直密切关注此事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东发先生，并将访谈作了详细记录。本刊现将记录全文发表如下。
姚：肖教授您好，听说您2002年6月再次访问了韩国，并参观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馆。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最新情况么？
肖：2002年6月，韩国济州岛耽罗大学第二次请我讲旅游文化课。6月12日,我访问了位于清州市的古印刷博物馆。1992年3月17日，清州市整修兴德寺旧貌，在此基础上修建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兴德寺就是韩国的金属活字本——《 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 》(以下简称《直指》)的刊出地。现在这个博物馆是2000年6月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重新整修以后扩建开放的，主要陈列室有印刷文化室、印刷工具室、《直指》金属活字工房模拟馆等。尤其是金属活字工房模拟馆引人注目，这里以几组蜡像来展示活字印刷的步骤，从烧蜡、制模、排字到印刷、装订等，每道工序大概有3～4个蜡像，和真人一样大小，每组中都有一个是活动的，以头、手的动作来演示具体操作，口中还念念有词，用韩语进行解说。这个博物馆正在举办”古活字印刷特别展”,展出了来自韩国各地的大量的活字。在博物馆入口的醒目位置，摆放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证书和2001年6月11日国际咨询会的照片，还有与会者的签名。《直指》在该会议上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这次我还看到了一些平时不轻易展出的展品，并且拍摄了整个参观过程，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一方面，整个博物馆从规模、设计到宣传，都是下了大力气的，展品也很丰富，可见韩国对这段历史非常重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印刷史研究者，我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韩国对活字印刷尤其是金属活字是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在整个展览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却被不公正地抹杀了。许多关键的技术环节用的就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的毕昇的方法和王桢在《造活字印书法》中以及金简在《武英殿聚珍版程序》中所用的工艺流程,十分明显，然而却均不加以说明。只讲韩国金属活字发明最早,对印刷术贡献最大,不仅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对一部《直指》进行了超大规模宣传，在时间和投入上可以说异乎寻常。这些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引发更深一层思考，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姚：您说的超大规模宣传包括哪些方面？它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肖：韩国对印刷术发明权的宣传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最上一层是争取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认定在高丽王朝隅王3年（1377）兴德寺刊出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即《直指》是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我特意看了该馆展出的国际咨询会议上的照片和签名，发现其中没有中国人。这就是对中国学术界的刻意回避，否则它申请世界遗产必然会面对来自我国学者的质疑。
第二层次是对韩国内外的学术界和知识界。他们在举办其他学科国际会议时,也组织与会人员参观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的展览，以多种方式向外国学者宣传韩国在印刷术方面的贡献。
第三层次是各种媒体和形式的宣传。“直指”二字的标志常常醒目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和当地的建筑物上，在韩国不同文本的旅游手册及宣传品上也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点。
第四层次是广大韩国国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印刷术的发明及金属活字本《直指》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金大中总统亲自参加了该馆的活动，与此相关的清州市和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庆州市更是将印刷术作为本地的重要卖点和旅游资源，比如在清州就有“直指路”、“直指桥”，清州古印刷博物馆馆长指着对面的建筑还给我讲了下一步扩建的宏伟计划。活字印刷已经成为该城市的一个金字招牌。2001年11月，清州古印刷博物馆被韩国的文化观光部选定为韩国最优秀的博物馆。除了古印刷博物馆外，与其邻近的还有清州国立博物馆及几个民俗博物馆，都有关于《直指》和韩国活字印刷方面的陈列。2000年9月，韩国政府投入100亿韩元举办清州国际印刷出版展览会，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各种活动宣传 《直指》和韩国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的成就，鼓吹他们是金属活字的最早发明者。现在他们又投入50多亿韩元，准备筹办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庆典。这样前后相继投入相当于人民币1.2亿元的资金，这还不包括1997年到2002年每年召开的国际会议的费用。当你看到2000年9月22日到10月22日当地历时一个月的活动节目表和有关画册,就会感到我所用的词汇并不过分。
第五个层次是对少年儿童和对教育界的宣传。在参观博物馆时，有一位馆员自豪地说，《直指》已经写入他们的小学教科书了，这让我感到心头一震。于是,后来在韩国的几天里，我所有空闲的时间都在书店里寻找他们的教科书,尽管我不认识韩文,但我熟悉有关图片。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有限的时间里,在他们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社会》课本中，找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样全方位地宣传，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无论是对本国国民，还是对外国人，如果他们对印刷术历史没有深入研究，很容易被这样强大的宣传所蒙蔽，留下错误的印象，忽略中国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方面的真正功绩。我更加感到匡正视听、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必要性。
姚：对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如何的呢？
肖：这里有一些重要事实需要澄清。一是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韩国学者认为毕昇的活字印刷术只是一种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使用，毕昇制造活字后便将其收藏起来,束之高阁。而事实上，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活字印刷的步骤记载的非常清楚，还说“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说明它有过实践。关于这些活字的收藏，则是“昇死后，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也就是说是在毕昇死后，这些活字才被沈括的侄儿们收藏起来，在此之前，已经有过许多印本，认为它没有在实践中成功是站不住脚的。从年代上说，沈括和毕昇是同时代的人，并且亲眼见到过这些活字，也增加了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另一个有力论据是，最近在我国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这些地方的活字印刷术是沈括在1080年知延州的时候传过去的。延州就是今天的延安,其位置正和西夏交界，如今从宁夏的银川、贺兰山，一直到甘肃敦煌、新疆西域一线上，发现十几处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不仅成功了，而且很快向西北传播。韩国的活字印刷也是由我国传去的，从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的实物和模型都可以看出采用蜜蜡固定找平活字，也就是毕昇发明的松脂蜡法。他们沿用着毕昇法,却同时否定贬低毕昇的发明，这是不明智的。这就引出第二个必须强调的论点，我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这一点不容置疑。大量文献和事实材料证明，我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这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承认。韩国《直指》刊出的时间是1377年，相当于我国明代洪武十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我国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里面引用的文献和实物，有宋代的，也有元代的，都早于韩国的1377年。仅举一例,如元代王祯的《农书》里附的《造活字印书法》写道：“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它的意思是把锡字用铁条穿成行，排在字盘里，然后用界条隔开来印书，这就把当时锡活字的铸造方法讲得很清楚了。据潘吉星等学者考证，这里的“近世”指的是“元以前的南宋。事实上，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最迟应该在南宋，也就是12～13世纪，这早于韩国。三是韩国在活字印刷方面的成就该如何恰当评价的问题。在历史上，韩国对活字印刷的发展做过贡献，特别在金属活字方面。在大约相当于我国明代初年的李朝太宗3年（1403），设立了专门从事金属活字铸造及印刷的机构铸字所，前后大概铸有几百万金属活字，目前尚有大量的活字印本存世，这一点在清州博物馆展出的展品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对此我们应给予肯定。但就活字印刷术这一重大发明而言，其原理是最重要的，它出于毕昇的发明，这一点有着充分的论据支持，是必须予以承认的。而采用何种材料制作活字则是多样的，木、铜、锡、铁等都是材料上的扩展和应用。所以，对于历史应该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要不恰当地用一些“最早”、“最大”等字眼来夸大其辞。
姚：中韩两国究竟哪国发明金属活字更早，在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上有哪些不同呢？
肖：在韩期间我与几位韩国学者心平气和地交换过看法。可以说各持己见，也有不少启发。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铁活字等，两国都以铜活字为最早。从时间上看，韩国最早用金属活字印刷书籍的记录为1234～1241年之间。中国关于铜活字起源时间的记载更多，有五代、宋、元、明四种说法。明代已被大量文献和实物证明是铜活字发展的成熟时期，不必讨论。我在2000年提交的论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宋元时代的发展与传播》以及2001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一书中都详细列举了前三说的根据。
“五代说”的根据是，元岳浚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曾与二十三种版本的“九经三传”相比勘，其中提到五代后晋“天福铜版”。明杨守陈也提及“魏有《太和石经》，晋天福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笔写”。张秀民等学者据此认为是整块铜刻板。也有学者指出九部经书有四十余万字，刻成铜版，工程巨大，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五代后晋，刻铜版印刷九经在经济实力上难以负担，只有用铜活字摆印才有可能，但其年代为公元936～943年，比毕昇还要早100年，原文过简，缺少旁证，不便肯定，留待研究。
“宋代说”的文献依据有三条、旁证两条：一是宋孙奭《圆梦秘策》序文，有“用不敢私，镌金刷楮，敬公四海……景祐三年（1036）四月上浣休休老人孙奭叙於《圆梦秘策》之端”。这里的“镌金”以镌刻铜活字的可能性为最大。
二是清蔡澄《鸡窗丛话》：“尝见古骨肆，古铜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识者曰：此名书范，宋太宗（976～997）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贺圣鼐在其《中国印刷术沿革史略》中认为此书范即宋代的活字版。《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书中还提到清张延济藏有监官翟惠铜版，长方形，反文，厚半寸，背无文字，其面中凿山水形，左旁凿“掌典”二字一行，右旁凿“专知翟惠监官”一行。
三是孙从添《藏书记要》称“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
旁证之一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复制了一图版“金代之金属活字版”，并引《金泥石屑》一书的说明文字：“千佛铜牌，多无文字，此有皇统纪元年号，及李稀造题字一行，用活字排集成之，乃活字版传世之最先者。”魏志刚先生在《关于我国金属活字版（公元1148年）记述与物证》一文中也复制了这一图版，并指出“皇统为金熙宗完颜禀的年号，使用此年号时间为公元1141～1149年，戊辰为1148年。由于此图中的多个图版高低不平，两边文字排列歪斜，明显地是活字排版”，末题“皇统戊辰岁次十一月日 记平阳府李稀造”可以清楚看出字距较大，互不交叉，字形歪斜，字列不正，浓淡不一等活字版的特点。
旁证之二是北宋庆历年间，宋朝政府曾“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可见这时已有用铜版印刷钞票的事情了，可参见《辞源》铜版条。
“元代说”的根据有二。
一是元代黄溍（1277～1357）《金华先生文集》卷四十一《北溪延公塔铭》载：元“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见，必赐座，访以道要。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原为岁字，从蔡美彪文改），将镂铜为板以传。后因屑金书藏经，虑前贤撰集之书或有伪滥，复命之删定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元英宗命智延“校勘三藏”，然后“镂铜为板以传”；后因发现藏经“或有伪滥”，复改命先行“删定”。有的学者认为：镂板“三藏”，工程浩大，英宗只当了三年皇帝（1320～1323），便被御史大夫铁失所杀，元朝政局陷入混乱，英宗的计划实际并未实现。但这条资料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正如蔡美彪先生所说：“足见‘镂铜为版’的事在当时已经是可能的，并且还一定有过这样事实的经验。如果真的要印行藏经之类的大部分书籍，就很有可能使用这种比较方便的铜活字印刷。”另外，杨绳信先生的《中国版刻综录》也认为“镂铜为版”是“铜活字”。这就是说，在元代中期，我国已经可以“镂铜为版”，铜活字的发明时间当会更早。
二是元代王祯《农书》所附《造活字印书法》载：“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锡活字是铸造的，而不是在锡上直接刻字。既是铸造，那么一定要经过刻字模、熔锡、修整等工序。锡字能用铁丝穿成行，想必是每个锡字上有小孔。把它们穿好排在字盘内，再用界条隔开来印书。但是，由于锡活字吸水性差，与金属活字配套的油墨没有很好解决，以致难于使墨，印刷效果不好，这种新的印书方法未能久行。王祯所述“铸字”、“易行印书”技艺及其“不能久行”的原因，是如此具体而明晰，说明其作绝非凭空而论，无据而谈，而是用锡活字印书实际情况的记述。关于“铸锡作字”的时间，潘吉星等学者经过认真考辨，认为王祯这里所说的“近世”是指“元以前的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朝，因为谈到宋元之际或元初时，他已用‘今’或‘今世’的词了。事实上他所列举的印刷史四个发展阶段是：1）五代（10世纪）雕版印刷→2）北宋至南宋（11～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3）“近世”或南宋（12～13世纪）的金属活字→4）“今”或宋元之际至元初（13世纪）经改进的木活字印刷。由此可以看到，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最迟应在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初（13～14世纪）。以上两条元代文献的时间都带有上溯性，均可作为宋代说的旁证。年代范围应不晚于1234年。对王祯的这段话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不能久行”说明它还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其不能久行的真正原因，并非简单的“难于使墨，率多印坏”，也并非现在韩国学者推测的是由于“中国用水墨，韩国用油墨”，而是由于和当时发达的雕版印刷术相比，它的效率实在太低。
金属活字印刷的低效，在古代中韩两国是相同的，韩国甚至比中国更甚。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韩国在1403年至1420年之间使用的金属活字“癸未字”由于“才印数叶，字便松动”，因而一天的印刷数量不超过10个印刷页。到1420年经过改革后出现的“庚子字”，其一天的印刷数量也仅20余页，被韩国人奉为金属活字印刷顶峰的“甲寅字”，其一天的印刷数量也才40余页。
由此可见，金属活字在中国不能久行，是由于在中国具体的印刷环境中，其印刷效率相对低下造成的。而相同甚至更低的印刷效率，在韩国的印刷环境中却能不以为少，坚持印下来。
在印刷方法上，中国很早便脱离了捶拓式方法，进化为“刷印”，在印刷的用力方向上，脱离了捶拓式的上下纵向方式，而进化为左右横向方式。（由于碑石为竖向长方形，因而上下纵向捶拓效率高；书版为横向长方形，因而横向刷印效率高。）但在韩国，最原始的捶拓技术（打印）及上下纵向印刷方式一直被使用着，而这种方式恰恰适用于金属活字印刷。（金属活字“难于使墨”，通过“打印”可加以解决；而王祯在《造活字印刷法》中特别强调活字印刷时要“竖直刷之，不可横刷”，也即这种上下纵向印刷方式适用于活字印刷。）
姚：我觉得活字印刷技术原理更重要，至于是泥、木、还是金属，包括铜、铁、锡、铅是第二位的。
肖：我非常赞成你的这一见解，许多学者也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包括多数韩国学者都承认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毕昇，他创造的原理和印刷实践带有开创性，其后任何工匠和技术人员都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加以探索和尝试，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做出各自的贡献。
韩国学者徐有榘在《怡云志》卷七的《活版缘起》中说：“沈括《梦溪笔谈》记胶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权與也，视镂版用力省，而程功速，后世其法寝备，或用木造，或用铅造，或用铜造，我东尤尚之。”可知朝鲜半岛的活版技术 确实源于毕昇之法，而且在材料上推出更多的数量和品种如陶活字、瓢活字、铅活字、铁活字等。高丽朝有关铸字印成二十八本《详定礼文》和《南明证道歌》的史料证明1239～1241年前，半岛已有铜活字印书活动。其时相当于中国南宋末理宗端平至淳祐年间。进入朝鲜李太宗三年（1403，相当于明永乐元年），政府置“铸字所”，金属活字印刷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从15世纪到19世纪，先后铸造了“不下三十副”金属活字，印刷了为数众多的儒经和佛典，在世界印刷史上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仅据一本1377年（明洪武十年）的《直指》就认定其为“金属活字最古老的书籍”，进而把出版之书的清州兴德寺遗址认定为“世界上首先使用金属活字之地”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金属活字的印刷活动。王祯提到的1298年以前锡活字难道就不是金属活字吗，何况上文所列的文献和实物都早于明初洪武年间。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包括金属活字的史实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说起活字印刷，有几个技术关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中的记载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但内涵相当丰富，基本包括了活字印刷的整个工艺流程，包括刻字、置范、排版、固版、印刷、拆版、效率，以及印版下落。这不仅增加了这一记载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也可看出毕沈两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就在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的展览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技术环节的应用。他们称之为“蜜蜡法”。
王祯对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现在发现的实物告诉我们，在王祯以前的宋和西夏以及与王祯同时的回鹘地区都有木活字本流传。王祯虽不是木活字的发明者，但还是对活字技术做出过独特的贡献。《造活字印书法》，中明确写道：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榍榍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
这种用竹片界行夹紧活字的排版法后来也传到韩国，为之所用。朝鲜李太宗三年政府置“铸字所”初期的金属活字以及民间排印家谱还是沿用“蜜蜡法”。世宗以后才逐渐改用王祯的“竹片界行夹紧法”。遗憾的是这些关键之处在展览中根本不提，如果说整个展览都不讲外国，只展示韩国的活字，我也不强求。可为什么直到最后，甚至在德国谷登堡之后才出现中国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图片？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既然展览的是活字印刷，为什么不提这一技术的发明者和改进者毕昇和王祯？这能说是尊重历史吗？
姚：和韩国这样大规模的宣传相比，我国在这方面似乎显得有些沉默？您觉得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我国应该做些什么努力达到以正视听的目的呢？
肖：像我前面谈的，韩国对于活字印刷是做过贡献的，但是他们的这些成就与我国古代对活字印刷的贡献相比，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尤其在发明权这一关键问题上。他们这样大做文章，由上到下几个层次在努力，并且已经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相比之下，我国目前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国对印刷史的研究、宣传、重视程度都应该大大加强。在研究方面，我们早在几年前就申报了几个与印刷术发明有关的课题，原以为世界印刷大会之前可以批下来，可是到现在已经3年过去了，经费、人员、组织等等方面都还没有到位。我们印刷博物馆的陈列和宣传就比不上韩国，投资也少。对我国是活字印刷的发明国这一历史事实，有些人认为是老生常谈，没有必要再下力气宣传。许多国家都发行过印有谷登堡头像的邮票，收集起来不下几十种，而有关毕昇的邮票，我国却连一枚都没有设计发行,有识之士呼吁多年也不见动静。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不可小觑。因此，捍卫我国印刷术的发明权，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高度重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宣传，不仅仅是让学习和研究者知道，还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在发明印刷术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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