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活字作假？
毕升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 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千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升的活字印刷术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中间，我国的平民发明家毕升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我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升创造活字印刷术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 但是除开西夏文字的几本推测为活字印刷的佛经外，中原地区无发现活字印刷的中文印刷品!
1965年在浙江温州白象塔内发现的刊本《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经鉴定为北宋元符至崇宁（1100~1103）年活字本。这是毕升活字印刷技术的最早历史见证。
宋人周必大（1129~1204年）曾被封为济国公，老年时从沈括那里学来了毕升的方法，印了自己的著作。他也做了一点小改动，把铁板改为铜板。铜板比铁板传热性好，易使粘药熔化，但铜板比铁板价格贵，这对一个公爵来说就算不了什么。
元代活字排版工具元代的姚枢（1201~1278）提倡活字印刷，他教子弟杨古用活字版印书，印成了朱熹的《小学》和《近思录》，以及吕祖谦的《东莱经史论说》等书。不过杨古造泥活字是用毕升以后宋人改进的技术，并不是毕升原有技术。
清康熙六年翟世琪出任饶州推官，集磁户，造青磁《易经》一部。所谓青磁（活字）据专家分析可能是以制青瓷的瓷土烧成的陶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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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年山东泰安人徐志定制成陶活字，印《周易说略》。他将泥土煅烧后制成活字用以排版印书，采用的仍然是毕升用过的方法。
19世纪安徽泾县的翟金生，因读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所述的毕升泥活字技术，而萌生了用泥活字印书的想法。他费事30年，制泥活字10万多个。1844年印成了《泥版试印初编》。此后，他又印了许多书。20世纪60~70年代在泾县还发现了翟金生当年所制的泥活字数千枚。这些活字有大小五种型号。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毕升的发明是可行的，打破了有人对泥活字可行性的怀疑。
1962年发现于安徽徽州的翟氏泥活字模。
泥活字复活成功（视频）
金属活字中国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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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经历了唐初的雕版印刷，到宋代发展为活字印刷。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所进行的改善技术和优化处理，统称为发明。从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运用同样的印刷原理，进行印刷材料和造字工艺上的革新，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发明，应称之为改良，但广义讲，也可称之为发明。
依据文献记载和现存的早期印本，经笔者考证认为：木活字、泥活字等非金属活字发明于北宋，锡活字、铜活字等金属活字亦发明于北宋。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以木、泥、锡、铜、所造的活字，一直被前后交替地使用。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书籍的需要量大，因此，金属活字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的根据是：
①元代科学家王祯(1260-1330)在《造活字印书法》(1298)中谈到：“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以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这是我国关于金属活字的早期记载。元初人所说的近世当然是宋代，说明用锡活字印书是在宋代。由非金属活字到金属活字，是印刷材料和造字工艺上的重大改革。
②清藏书家孙从添(1769-1840)在《藏书纪要》(18lO)中载：“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明明确确说明宋代有铜活字本。
其佐证1，明《梦林玄解》(北图藏崇祯本)转载宋孙爽的文章，文内有“镌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4月上浣休老人孙爽叙于园梦秘策之端”。著名印刷史专家张秀民先生认为镌金应是镌铜，以为印《圆梦秘策》至八卷，以镌刻铜活字的可能性最大。“以铜为金”的称谓历代沿习成俗。笔者以为镌金应是镌铜的分析是正确的，理由一，景佑三年即1036年的金矿产量为1万5千两，折1千5百斤，而当年的铜产量为510万零8百斤，这样悬殊的金、铜比例，决定了北宋不可能将稀有的贵重金块用于镌刻书籍；理由二，金性柔软，不适于制作活字。而且北宋的冶炼技术达到历史高峰，用铜活字印数量庞大的著作是完全可能的。《园梦秘策》比1234年朝鲜的《详定礼文》早198年，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340多年，甚至比同时代毕升发明的胶泥活字还要早5年。 宋代铜版钞票和铜、锡书版的出现证明了这种分析是能够成立的。在镌印《圆梦秘策》的前二年，即1034年，政府曾下达“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辞源铜版条引)的命令。更可上溯到唐代的铜书版，宝鸡市博物馆藏有813年唐代千佛像铜铸印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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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的铜版印本更印证了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真实性。明景泰年间进士杨守陈在《朱氏经义考》中说：“晋天福(936-943)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书写。”天福铜版在宋人岳珂(1183-1234)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提到过，证明确有此事。不少史学家认为九经有40多万字，将如此浩大的工程镌刻在铜版上是不可能的，天福铜版有可能是铜活字。退一步姑且说此铜活字本为孤本，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还不完全具备镌铸活字体，但五代出现铜版印本，却是对宋代发明金属活字的有力推动。
佐证2，金皇统戊辰(1148)平阳府李稀所造千佛铜牌两旁文字为铜活字。根据是字身歪斜。笔者以为金朝的冶炼业，在造型和工艺水平上，都已超过北宋时代。宋已有铜活字本问世，那么与宋同时代的金代当然也具备了出现铜活字的技术条件。这比1234年朝鲜的《详定礼文》早86年，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229年。
佐证3，元人黄溍(1277-1357)所作《金华黄先生文集》里有一篇给智延和尚作的《北溪延公塔铭》说英宗(1320-1323)三年即1323年准备“镂铜为版”出版前朝仁宗赏赐给智延和尚的金玉佛像经卷，后又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惜英宗早逝未能实现。但说明刊印佛经的铜活字技术早在1320年以前就已存世，它比1377年朝鲜的《直指》早57年。
以上所述的事实证明了金属活字发明于宋代，与非金属活字的发明处于同一时代。
铜活字的大规模制作和流行，则是在明代的弘治、正德、嘉靖年间(十五至十六世纪之交)，其中最著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其印书数量多，流传下来的也不少。明清两代还有创制铅活字的记载。清代最有影响的是“武英殿活字版”，最有名的内府铜活字印本是《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有66部，每部1万卷，1.6亿个字，分订成5020册，装522函的巨著)。清代铜版书数量虽不及明代多，但流行范围之广和镌铸的精致都超过了明代。
宋代具有发明金属活字的物质和技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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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发展，都离不开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宋代具备了发明金属活字的必要条件：
①宋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比较重视教育。教育的发展，书籍需要量大为增加，使印刷业有了广阔的市场；各类著作的繁荣，为印刷提供大量书源；对民间印刷实行奖励开放政策，更推动了印刷业的发展。宋代不仅印书数量达到历史高峰，而且纸墨精良，字体优美，校勘严谨，版式疏朗悦目，在书写艺术和刻印技巧上都达到成熟的境地。特别是全国三大印刷业中心的杭州，在近200年中偏安一隅，避免了战祸的破坏，印刷业成为全国之冠，毕升等一批雕印工匠面临供不应求的书籍需要量，有可能共同切磋工艺，创造出更省便、快捷的各种印刷活字来。
②活字版的前身是压印、范模和摹拓。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有铸印、铸钱、铸镜、铸佛像等技术的长久实践，在此基础上完全有可能创造出先进的印刷方式——金属活字。他们刻成许多文字的印章、压印曾给发明雕版印刷以启发，联想到将单个字的印章排在一起压印，也可以改进为活字版。近人罗振玉于《辽居藁》《徐氏古玺钱谱序》中，在说到活字版发明时，也曾提到“印刷肇于玺印”。玺印起源在秦以前，战国时期燕国(今河北易县)发现铜印玺，汉有铜印，六朝后流行朱文，北宋初年已有用六颗带花纹的印章拼合成铜版印刷纸币和仿单，这种用多块小印版合拼印成整张印刷品的技术，便是后来铜活字的雏型。古器物的范模，有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器陶范，是镌或铸着文字图案的模子。清蔡澄、张廷济都提到“书苑”。铜质，方一、二寸，类铜印，凿反文诗集“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春秋谨严，左氏浮夸”，四句十六字，以为是宋初或五代蜀主用做刻书的范模。
南北朝、隋朝有了摹拓文字的方法，敦煌千佛洞发现唐永徵四年(653)温泉铭拓本。摹印也是活字印刷的前提条件。
③金属矿藏的丰富和高水平的冶炼技术，为宋代发明金属活字提供物质和技术条件。宋代盛产铜，其矿冶工业，无论在产量上或是冶炼技术上均远高于唐代的水平。从产量看，矿产增加最快的是铜、铅、锡三种。太宗至道末年(997)产铜412万斤，铅7.9万斤，锡26万斤。到神宗元年(1078)，这三种金属矿产量扶摇直上，铜1460万斤，铅919万斤，锡232万斤。
从冶炼技术上看，首先是胆水浸铜术的推广。胆水即胆矾，沈括记载了信州铅山县工人用铁锅熬“胆矾”(其实胆矾是不用熬的，铁置胆水中，便自然能取代出单质铜)炼铜的先进技术。这种炼铜法在西汉即已发明，而大规模应用于实际生产的则是北宋中叶。铜的大量生产，推动了印刷业的重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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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印刷业发展的社会需要，各项技术条件的成熟，加上金属矿藏的丰富和大量开采，为宋代铜活字的发明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条件。
总之，从中、韩两国关于金属活字的早期文献记载及实物比较中证实，中国均比韩国早几十年至几个世纪，金属活字发明权的归属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金属活字的发明权是中国。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正如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所说：“要是没有这种贡献(中国人在过去对科学技术的卓越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纸、印刷术和磁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种难以想像的事”。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古代朝鲜劳动人民的智慧和贡献，其印刷品赏心悦目，有的甚至超过中国.但是讨论这种技术的历史，宜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不能舍本忘源。
令人深思
应对“复活”活字应加强考古宣传
面对韩国的两手证据，中国提出了“活字实物”、“印刷物文物”和“印刷发展史”三方面的证据。
依照《梦溪笔谈》中的记述，后人完全可以再造毕升当年发明的活字，清朝就有苏州李瑶、安徽泾县翟金生用毕升遗法制泥活字证明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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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当代，北京印刷学院课题组在2002年完成了这一工作，对韩国学者“易碎”、“常使活字掉下来”等质疑作了明确的否定。
该课题组按照《梦溪笔谈》“薄如钱唇”的描述制作了1.2厘米高和0.6厘米高两种规格的活字，经专业测试和印刷试验，不存在“易碎”问题。该课题组介绍，韩国学者制作的活字易碎可能是因为太薄或者烧制工艺不成熟。
至于韩国学者质疑“常使活字掉下来”，课题组根据当时配方松香、蜂蜡和纸灰，只要粘药用量配比合理，固版和拆版的效果都很好，黏着力也不差。课题组认为，韩国学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使用了不良配药，或者是固版所用的粘药与毕升原法不同。
除了今人对活字的“复活”，出土文物对中国四大发明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近年不断发现比韩国《直指》要早得多的印刷本，宁夏贺兰山山嘴沟石窟里发现的西夏（1038-1227）文献甚至详细记录了参与印刷各个工序的人员名单。
从印刷发展史的角度看，必然先有雕版印刷，后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起源于中国，最晚在唐代已经发明。
访谈印刷乃文明利器非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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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翠玲（以下简称“于”）：韩国对活字印刷术的宣传气势的确很大，但并不足以证明它们就是起源国。我国在元代王祯的《造活字印书法》里就记载了南宋时金属活字的情况：把锡字用铁条穿成行，排在字盘里，然后用界条隔开来印书。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最迟应该在南宋，也就是12－13世纪，这早于韩国。
记：我国在印刷史的展示上与韩国相比有哪些欠缺？
于：相对于韩国，我们在宣传自己“国宝”方面确实不够重视，可能是中国宝贝太多了。以展览为例吧，中国印刷博物馆地址很偏僻，在北京大兴区黄村，很多人都不知道。而韩国的古印刷博物馆规模很大，设有印刷文化室、印刷工具室、《直指》金属活字工房模拟馆等。尤其模拟馆有几组蜡像来展示活字印刷的步骤，从烧蜡、制模、排字到印刷、装订，每道工序都有3-4个真人大小活动蜡像演示具体操作，并配有解说。这个博物馆还展出了来自韩国各地的大量的活字。韩国总统也曾到这里参观，大大提升了国民对活字印刷的重视。韩国在举办其他学科国际会议时，也会组织与会人员参观古印刷博物馆。 记：在宣传推广上，我们需要怎样补课呢？
于：据我所知，上海要筹建一个出版博物馆，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做法吧。另外邮票也是一个推广平台，现在全世界以德国印刷术发明家谷登堡为头像的邮票有几十种，而有关毕升的邮票，我国却连一枚都没有设计发行。同时韩国还配套有各种媒体的宣传，“直指”二字的标志常常醒目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和当地的建筑物上，而我们谁能说出中国印刷的标志？印刷为文明利器，一国之文化系焉。在拥有四大发明这些宝贝的时候，也要学会“吆喝”，千万别以为“酒香不怕巷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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