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论是在《想象的共同体》著作当中，或者说是在其他相关网络信息化的文章当中，有一个经常性出现的术语“印刷”或“印刷工业”等有印刷有关的术语会经常出现在这些讨论的区间。特别是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印刷工业成为论证民族问题的一个主要术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著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作者将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融于一体，提出一个解释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具有哥白尼革命特质的新理论典范，把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作为研究起点，而民族这种特殊的人造物就是“想象的共同体”。接着论证了民族主义是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然后再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而这一扩散过程的被总结或形成总结报告式的问题都与印刷行为有关。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是一部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全球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国家方言的发展等。《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影响所及几乎横贯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在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自本书1983年在英语世界问世，到2007年年底为止，已经在33个国家和地区中，以29种语言出版。也正是这种译本广阔散布的状态，引起作者写作《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的冲动。
并且，在今天我们所要引用的这篇文章当中，也涉及了这一问题。关于印刷，常规的语义（Printing，Graphic Arts，Graphic Communications）是指把文字、图画、照片等原稿经制版、施墨、加压等工序，使油墨转移到纸张、织品、皮革等材料表面上，批量复制原稿内容的技术。简单意义上说，印刷是使用印版或其他方式将原稿上的图文信息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工艺技术，也可以理解为使用模拟或数字的图像载体将呈色剂/色料（如油墨）转移到承印物上的复制过程。如果您对这个术语的字面理解比较精通的话，距离我们完整理解《如何在网络化时代生存》中的印刷就明显不远了。
《二》但是，实际上印刷这一术语除了在现代文章中代表了以上这些动作外，已经不再是单纯从印刷到制作的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印刷术语省略了关于印刷的一切流程过程，直接表达宣传的意思。也就是说，在现代人们论证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体，社交，民族问题的时候，使用印刷概念表达或替代宣传这一术语，显得更形象，也更精辟。因为，当某一手稿的编辑工作已经达到可以印刷的程度时，那么政府的审阅，主编的通过，包括成品出版物市场体系的具体分析等步骤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达成有效协议。
而另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某一地区的印刷业比较发达的话，又可以证明当地问候的发达，或者说某种意义的文明程度。如果我们理解了印刷术语在当今社会被广泛运用的具体机制，那就比较容易在那些将网络媒体与印刷对应讨论的场合为什么会产生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当今现代科技时代，之所以将印刷这一具有特别重要古老意义的概念与网络媒体相对应，还有一个主要的因子就是，两者都具有不可逆转的不可纠错的扩散属性。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一本印刷品经市场扩散而被流入广泛性的大众群体之中时，如果这时候才发现那些在出版之前没有被纠正的错误，那么这时候的纠错已基本毫无意义。
而与此同时，对于网络信息来说，一旦形成完整的媒体作品正式发布，即便其中的错误能够迅即被纠正，但是，相对纸质印刷品来说，等我们发现网络宣传品的错误是，他中间的许多错误早已被广泛扩散。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这种属性基本是处于比较一致的状态。而网络媒体在发布宣传品的时候，有个替代的程序，而这一替代程序对于印刷品的文字使用流程来说，这种相关文字的替代或替换流程，几乎可以将政治错误，影响民族团结，造成民族及种族歧视的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
实际上这种替代留成并不是今天的创新，早在印刷术刚刚发明被利用到实际印刷流程时，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非常智慧的使用空格印刷或者说“此处省略若干字”实际上现代网络媒体使用替代或替换的鼻祖。特别是在明清时期的文字狱时代，文字的印刷态度更加小心翼翼。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可以理解这么一种关于中国书写的早期中为什么不使用标点符号——这就充分证明中国封建统治时期的文字使用特别谨慎，显示出某种程度的文化专制性。而近年来网络流行的电子分镜技术，在某种程度可以理解为快速翻动的连环画或快速切换的幻灯机。
《三》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高度网络化、信息化的社会，人们通过社交媒体与无数人瞬时联系。网络化时代将对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产生何种影响？人们在这个时代应如何生存？2017年9/10月刊发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文章，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连接得更加紧密，这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人们曾认为，地球上每个人最多通过五个中间人就能认识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就是著名的六度分隔理论。今天，脸书用户甚至只需通过3.57个中间人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然而，这也许并非完全是件好事。正如推特创始人之一伊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2017年5月接受采访时说的那样：“我曾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自由发表言论、交换信息与思想，这个世界就能自动变得更美好。我错了。”
今年5月，在哈佛大学开学典礼上，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回顾了他本人“连接世界”的野心。他回忆说：“所有人都希望连接……我的梦想从来都不是建立一家公司，而是为了产生影响。”扎克伯格肯定是这样做的，但现在的这种影响是否和他当初梦想的一样，就值得商榷了。扎克伯格在致辞中指出了他们这代人面临的一系列挑战，包括数千万工作被自动化取代、不平等问题以及反对“知识、贸易和移民的流动”的权威主义、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但他没有提到的是，他的公司和硅谷的同行们对这三个问题都“功不可没”。
在消灭类似卡车司机这样的工作方面，世界上没有一家企业比加州的技术巨头更卖力。也没有人能够比硅谷的大师们更好地体现前0.01％的收入人群财富的急剧增长。同样，在帮助英国和美国的民粹主义者赢得政治胜利方面，也没有任何公司比脸书做得更多，尽管它是无意的。如果没有脸书关于其用户的巨大数据库宝藏，英国脱欧和特朗普胜选都将是天方夜谭。而该公司在去年的虚假新闻大流行中也无意地发挥了关键作用。
《四》扎克伯格绝不是唯一信奉网络世界的人。1996年，曾经的抒情歌手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摇身一变成为一名网络活动家，并发表了他的“网络独立宣言”。他要求“工业社会的这些国家们，你们这些令人厌倦的钢铁巨人……离我们远远的，全球连接的脚步已不可阻挡。”谷歌的艾瑞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贾里德·科昂（Jared Cohen）在2013年写道：“当前网络技术……真正有利于公民。”“从来没有这么多人通过一个即时响应的网络连接起来。”他们认为，这将对各地政治产生真正“改变游戏规则”的影响。而阿拉伯之春的早期阶段似乎证明了他们乐观的分析。
正如英国歌手约翰·列侬的歌曲《想象》中所唱的那样，一个网络化的世界本能地具有吸引力。例如，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认为，“人类历史的伟大弧线总是青睐那些以更大数量聚集的人群——从部落到城市再到国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靠个人单打独斗难以实现的目标。”然而，这一构想中提到的历史弧线尽头世界大同、全球一体的盛世情景，却与我们看到的社交媒体运行模式大相径庭。在自然界和人类的社交生活中，网络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今天人们使用的社交网络唯一的新颖之处在于，它们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传播速度最快的网络，在数秒之内就能将几十亿人连接起来。然而，在脸书出现之前，学者们就已经对规模更小、速度更快的社交网络如何运行这一问题展开了大量的研究，而研究结果对一个完全联网的世界如何运行并不持乐观态度。
《五》从历史角度看，因特网的全球影响与印刷业对16世纪欧洲的影响颇有相似之处。当今时代计算机和手机对个人的巨大影响，又如马丁·路德时代手册和书籍对个人的影响。实际上，美国1977-2004年间个人电脑的生产和价格轨迹与英格兰1490-1630年间书籍的印刷和价格轨迹十分相似。
但是，当前的网络时代和欧洲印刷术发明后的时代有着一些巨大差异。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与德国印刷技术革命引发的浪潮相比，当前的网络革命速度更快，地理范围上也更为广阔。其二，当前网络革命的经济分配后果是完全不同的。早期的现代欧洲并非推行知识产权的理想之所，那时的技术只有当被同业公会垄断时才有可能受到保护。印刷行业没有产生亿万富翁：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并非比尔·盖茨（到1456年，约翰·古腾堡实际上已经破产）。此外，印刷行业的革命也只推动了占媒体中很小一部分的报纸和杂志凭借刊载广告盈利，而因特网驱动下的所有重要网络平台都能做到这一点。与过去相比，现在世界上只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拥有和运行网络的人以及只使用网络的人。其三，印刷业扰乱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宗教生活。相比之下，互联网首先只是扰乱了商业，最近才扰乱了政治，而它实际上只影响了一种宗教，即强化了伊斯兰教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的极端倾向。
尽管如此，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印刷术发明后的变革时代仍有一些相同之处。正如印刷术那样，现代信息技术不仅仅推动了市场的转型，还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如此多的人被一种即时响应的网络连接在一起。通过这种网络，以衍生方式复制传播的流行互联网文化基因比自然界的病毒传播得还要快。
但是，让整个世界相互连接就能形成一个全民皆平等的乌托邦这种想法，只能是一个空想，就好比马丁·路德推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提出的“信徒皆祭司”原则。现在的事实是，全球化的网络已经成为了各种疯狂与惊恐传播的机制，正如印刷术的发明和识字率的提高短暂地增加了千禧年主义教派和女巫狂热主义的流行程度。“伊斯兰国”（ISIS）的残酷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16、17世纪某些政府和教派的做法。当你回顾历史，就会发现欧洲印刷术的发明不但推动了科学书籍的传播，也加快了关于巫术的书籍的推广。
正如欧洲16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一样，当今时代正在经历领土主权的消解。由于1555年达成的奥古斯堡合约规定的“谁统治就信谁的宗教”原则受到广泛挑战，16、17世纪的欧洲陷入了数场宗教战争。在21世纪，存在着与之类似的对主权国家国内事务干预加剧的现象，这与耶稣会神职人员曾对英格兰宗教改革构成的威胁不无相似之处。在美国学者安妮-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看来，“高度网络化”的世界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她在去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写道，如果美国领导人悟出了如何在新的“万网之网”中运筹帷幄，而不仅仅是在传统的大国外交棋局里纵横捭阖，美国就将“逐渐找到网络权力的黄金分割点”并利用后者的优势。
其他人则没有这么乐观。在《第七感：网络时代的权利、财富和生存》（The Seventh Sense）中，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呼吁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建立一道“大门”，以抵挡网络罪犯和互联网破坏者。雷默引述了美国国家安全局密码专家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的计算机安全三原则：“原则一，不要拥有计算机；原则二，不要开机；原则三，不要使用它。”如果人们继续忽视这些原则——特别是政治领导人，他们中大多数甚至没有对自己的电子邮件账户进行双因素认证，那么最复杂的大门也将形同虚设。
结束语：那些希望理解高度连接性对当今世界政治和地缘政治影响的人，应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网络理论的真谛。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会明白，网络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美好。那些梦想着“全球社区”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有理由向用户灌输他们的思想，当然这也不妨碍他们继续深入挖掘用户数据。硅谷的那些技术寡头们在连接世界方面已经做得够好了。而我们不过是他们所拥有的网络的用户，应当对他们自诩为救世主式的愿景保持应有的怀疑态度——而这一切的最主要手段就是通过强有力的宣传来传播，来扩散自己的主张。
因此，当我们阅读完毕本文后，那些隐藏在印刷术语为什么总是出现在关于全球性文化有关讨论中的面纱便随着被揭开。请您铭记：无论是鲜明的政治观点，抑或是隐晦的阴谋术语，最终都要经过扩散以达到影响世界的目的。而这一切的背后，所隐藏的实质性问题即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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