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摄于北京司法部街
一 ．父亲的红色故里
先父李化农（原名李尧），生前为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离休干部。父亲1919年，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朱老庄镇四家李村（今聊城市东昌府区），四家李村距离坡里村约12公里，距离九都杨村约5公里。可以说中共在鲁西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中共九都杨党支部(1926)，就诞生在父亲的家乡；中共在山东最早的武装起义——坡里暴动（1928年1月），也诞生在父亲的故乡。
聊、阳、阿三县历来为鲁西北重镇，地处古运河之滨的阳谷县，曾经是古运河上的一座繁华的商业城池，也是《水浒传》武松打虎之地。上世纪20年代，这里曾涌现出一批大革命时期的革命先烈,其中曹万年烈士在法国就与周恩来相识。
相关党史记载，1926年12月，杨耕心烈士在阳谷县九都杨村建立鲁西第一个“党支部（后转入地下）。1928年1月，阳谷县坡里发动武装暴动，暴动由中共元老关向英幕后策划。前辈王演生、杨耕心等一批骨干实施。事后前辈曹万年因暴动被捕而牺牲狱中，前辈杨耕心在暴动先逃亡东北，后在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43年牺牲在鄂西抗日战场。暴动不久指挥者王演生就牺牲在济南。这次暴动与秋收暴动同期，秋收暴动是联合暴动，坚持11天；坡里暴动是一地暴动，坚持22天……
二.父亲的几个历史瞬间
1935年11月，刚满16岁的父亲离开学堂，即在本村参加保一方平安的“六合武装民团。”1937年11月，父亲考入范筑先将军的军训团，隔月转入中共在范筑先部开办的政训队，200余人的政训队是鲁西党组织的基本力量……
1944年夏，先父卸任中共阳谷县公安局局长职务，奔赴冀鲁豫行署公安局任职，1945年11月，冀鲁豫行署人员由范县颜村铺（阳谷县是颜村铺的东北屏障）南渡黄河进驻菏泽城，一路上父亲带人打前站。进驻菏泽后，父亲负责古城的公安侦讯工作。 1949年1月15日，天津战役尚未及打扫战场，父亲已带着名册和向导搜捕国民党要人
在首都大建设时期，父亲在公安五处的十几处建筑工地间紧张的奔波。在打起背包就出发的年代（1955年1月），为了首都治安达到夜不闭户的要求，父亲又亲带一个独立大队（550多名刑释人员），首先开进了冰天雪地、荒无人烟，且满是沼泽的东北荒原—-兴凯湖畔。
1981年春，父亲归队首都公安，父亲的儒雅气质、耿直秉性、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曲折的革命经历，在公安五处的老干部口中常有提起，这一点常令年轻的笔者感到意外。
三．历时27载的进军与归队
2018年暑期，笔者在离开兴凯湖农场40年之际，故地重游。站在导流提的大坝上十分感慨。当年导流提巨型工程的修建，决定着兴凯湖万亩沼泽能否变为万亩良田。父亲所带大队既是先头部队，又是主力军。60年前冰天雪地里的拓荒情景已无法再现，但它却是当时首都公安一项艰巨的任务。带着对父亲革命经历深入了解后的醒悟，带着对父亲当年艰苦付出的理解，顿时觉得喉结发紧。
1951年全国镇反，之后又是肃反和反右，北京和全国各地情况一样，大批犯人往哪放？祖国正在大建设，他们是无偿劳动力,他们需用汗水洗刷。党中央要求北京市的治安要搞成水晶版，要夜不闭户。1955年元月，一支被加强的大队（约550人），在父亲的带领下，由首都北京开赴兴凯湖。大队主要由刑释人员（含科技人员）组成，长长的车队，向着东北边陲进发。副大队长郝义山是一位身高近190厘米的大汉（相貌酷似段君毅），父亲身上背着他那支勃朗宁FN1935型手枪，大队部的车居车队中央，考虑到兴凯湖野兽出没，大队特意带了几条警犬。
长长的车队从北京出发，向着遥远的东北边陲进发。在途经长春时，因连续大雨造成道路阻断，进军兴凯湖的车队受阻，供给中断。北京市公安局联系军用飞机给大队进行了补给，之后车队继续前进。这支队伍在东北境内冒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到达牡丹江地区的密山县。当时小兴凯湖覆盖着大雪，大兴凯湖也已封冻，车队又经过几十公里长茂密的原始森林，最终在小兴凯湖东岸停下。这支数百人的队伍，一切都需要从零开始，那一年父亲刚满35周岁 。
12年后的1967年，兴凯湖的押犯被一批批被转移，农场移交地方管理，干警及其家属被甩在了北大荒。1981年1月起，鲁西前辈段君毅调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1981年1月--1984年5月），1981年4月起，冯基平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1983年逝世）。1981年4月间，第一批开发兴凯湖的抗战老干部归队报到，父亲从首批进军到首批归队经历27个春秋。
当年，北京市劳改局从东北陆续归队的干部，其随迁进京的人口已超过万人，如今，他们的第三代已经长大。但他们是否清楚？当年在北京市户籍管控极为严格的情况下，进京落户谈何容易？老局长冯基平（1981年4月起，市委政法委书记）病榻上感人的话语，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1981年1月—1984年5月）的果断拍板、国务院的批文一样都不能少。
四．创业年代的父亲身影
父亲中等身材，话语不多，很少抽烟、偶有少量饮酒，爱吃面条和饺子。当年的兴凯湖农场机关有个工作组，由四位老资格干部组成，专门蹲点各分场情况，父亲是四老之一。
笔者清理12岁之前的记忆，父亲仅给笔者留下了几张画面。印象之一是父亲下分场回家，坐在火炕上等待母亲的饭菜，他拿起一本《水浒传》给我讲起好汉杨志卖刀的故事。末了又对笔者说：“国乱出英雄，家贫出孝子；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
那时，我跟家兄睡在小卧室，有一天深夜，我被家兄的“哀嚎”声惊醒，看到父亲将家兄从被窝里拉出来，正用皮带皮抽他。一定是妈妈告了状。直到我趴在家兄身上，父亲才停止了抽打。因为天一亮父亲还要走。创业年代的公安干部经常下基层，来去匆匆，为国家舍自家。这样的家庭看似平静，但它长期缺失男主人公的打理。
五. 从根据地首府到中央党校（1948 ）
菏泽城古称曹州，地处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菏泽城有着光荣的革命史，曾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象征。1945年11月至1946年9月；1948年10月至1949年9月，它两度成为冀鲁豫边区的首府（期间被蒋军占领）。1945年10月29日，古城菏泽解放，11月初，冀鲁豫党委、行署、军区机关由黄河北迁入菏泽城。
冀鲁豫边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是张霖之，1946年初段君毅继任；军区司令员杨勇，1945年底王秉璋继任。 冀鲁豫首府管辖6个地委、专署和军分区。为适应首府地位，1946年2月设菏泽市，直属冀鲁豫边区党委、行署领导，市辖5个区。
1948年夏，父亲正在忙碌着侦讯工作，此时正逢中央向华北局、华东局、西北局、东北局、中原局和绥靖分局发出通知，要求选送团级以上干部到西柏坡接受培训。当时，一个是中共社会部办的情报保卫班，一个是中共中央當校四部（马列学院），招收的学员的都是县、团以上干部。本来父亲应是去情报保卫班的，由于父亲刚从济南附近的情报保卫训练班归来，再去重复，故选择了后者。
不久，父亲带上简单的行李，骑单车选择相对安全的路线，经过刚刚解放的石家庄，骑行约300多公里，如期到达位于西柏坡西侧的李家沟，经过考试进了中央當校四部。當校四部时称中央马列学院，院长刘少奇。面临解放全国的形式，该期党校意在为培养有理论水平的党的高级干部。當校四部原计划招收50—到80人，后来补充至108人，其中女学员12人，于当年11月初开学③。父亲曾回忆说，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毛泽东夫人江青（李进），包揽了党校的音乐课内容；贺龙、邓小平也屡次到场给学员们训话，情报班和马列学院最终的招生人数均为108人，可见领袖心中的“梁山”情怀。
在父亲进入党校四部之前，冀鲁豫行署公安局局长张锋（“锋”字常被误写为“峰”），已如期赶到了西柏坡旁边的西黄泥村，接受中央社会部的情报班培训。情报班是中央社会部为接管北平伪政权培训公安骨干所设。张锋曾任东阿县公安局长，东阿与阳谷是邻县。东阿县曾是清末席卷华北的义和团运动发源地之一。
在情报训练班结束前，需要挑选一名最富公安业务能力的干将，进京后负责党中央驻地的绝对安全。李克农部长在108将中挑来挑去，将来自冀鲁豫行署的公安局局长张锋选中。李部长亲自向张锋交代任务，命令张锋在党中央进入北平后，必须做到万无一失。情报训练班班结束后，“108将”与华北局党校的学员，组成了接管北平市警察局的队伍。张锋被任命为前海淀分局的第一任局长（香山一带为其辖区）。1953年罗瑞卿卸任北京市公安局长后，前辈张锋被调整为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分管刑侦）。
1949年1月，天津战役进入尾声，街上到处还是横七竖八的尸体，父亲与冀鲁豫来的公安队伍一同分组编队，带着向导、拿着地下党开具的名单搜捕国民党重要人物，随后，父亲带人接管了国民党天津市特别刑事法庭。
某日上级领导找父亲谈话，令父亲做好带队南下的准备。父亲此时有了人到码头、车到站的错误思想，猪八戒摔耙子离队了，在当时的聊城师范学院当了三个月的国文教师。看到天津市军管会的寻人函，父亲惭愧不已，归队后降二级安排岗位，接受党内警告处分。当时父亲还不满三十岁。背着处分就任天津市公安局某大队长（羁押国民党军、警、宪、特的头目）。而父亲那些已经南下的战友，四、五年之后都已是地委或专区的主要领导。
五. 四家李村故事多
晚清，阳谷县朱老庄镇四家李村，从秀才到状元曾经满堂红，历史上“四家李村”曾更名为“四甲李村。”四家李村分东西二村。清末，西村出一名武状元——李孟悦，他曾是慈禧西逃的护卫者，光绪皇帝的一等卫士。1912年返乡前，他是朝廷两广地区的镇台（总兵）。1911年，陈炯明夺取惠州奠定了其在广东的地位，前提是陈炯明的部将罗觉庵（何香凝妹夫）争取到了两广总兵李孟悦①，首先拿下碣石卫（粤东四大名镇之一）。
慈禧死后，李不愿意追随袁世凯，回乡办起了保安团；期间孙中山曾给李孟悦写信请其出山，李孟悦婉言谢绝。聊城城区有李家的状元府，四甲李村的老宅有武装民团（六合团）、以及深墙大院的状元厅。该民团的武器装备和规模在聊、阳、阿三县曾首屈一指。营地高墙大院，配有弹药库和枪械修理所，外墙上的四角曾设有火炮。李孟悦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本身就通晓军事，也十分重视本村的文化教育，常年高薪聘请教育人才。
1933年5月31日《塘沽协定》的签订，为日军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此后，日军开始策动华北闹自治，梁漱溟在鲁西帮助韩复榘搞乡村建设（军训是重要内容），鲁西的济宁与菏泽是重点实验地区。1935年10月，华北局势紧张，“乡村工作”便迅速转为备战状态。这个时期的师范学校的师生，以及武装民团训练均有针对性。持枪越野跑是“六合团”的重要训练内容之一，听母亲讲：“训练中父亲经常跑到趴在地上起不来，”1937年9月，父亲离开保安团，投入范将军麾下。
祖父是个农民，但生长在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祖母经常去教堂，有些宗教情怀，父亲有三个弟弟、二个妹妹，曾有位姑表姐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但是有去无回；抗战初期父亲有个五叔是开饭店的，倒在了日本兵的刺刀下。
据阳谷县志记载，四甲李村是明朝洪武至永乐年间，由山西洪洞迁来，村里男性名字中带“洪”字的十分普遍。传说山东阳谷县四家李村（今聊城东昌府区）均源自洪洞县李氏四兄弟。
四家李村不仅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老村，也是一座有着优秀革命传统的老村。四家李村有三多，共产党员多、参加八路军的多、革命烈士多。1939年，父亲在四家李村参与组建了属于本村的抗日区队。1943年初，四家李村又成为中共县政府三区的区部，抗战胜利后村里建立起我军的兵工厂，还曾经是刘邓大军后方医院的分院。
六．鲁西抗日烽火
抗战初期，山西的新军与鲁西的范筑先部队，均为中共统一战线的成果；都是六、七万人的武装部队。一方为山地、一方为平原。为配合武汉会战，范将军的部队曾一度攻入日军占领的济南，并焚毁日军机场一次，见影视剧《铁血将军》。
抗战初期，八路军129师陈赓部曾一度进出鲁西，杨勇部则根植鲁西地区并发迅速壮大，鲁西地区的抗战开局打的就出彩。跟据地发展也快，未出现过向太行根据地关家脑、冀东根据地杨家铺的那种损失。1939年4月，发生在泰西（鲁西）的陆房突围战令日军损失惨重。1939年7月，聊城大捷（战场距离四家李村5公里）瞬间让日军损失200人，日军师团长重伤身亡。
1937年10月，范筑先将军的学兵团在聊城招学员，父亲离开“六合团”经过考试进入范将军的学兵团，在聊城接受1个月的军训后，集体转入政训处办的政训班（次年7月改称鲁西抗日军政学校）。范将军的政训处是共产党的办事机关，但因二党斗争异常尖锐不能挂牌。旗下的200多名政训人员，是鲁西北党的基本力量。
1938年4月，范筑先将军政训队的副队长于笑虹（海军少将）亲自挑选了二十名优秀政工人员，进驻范将军的21支队组建党的政工队伍。范将军的第21支队是北平南撤的29军的一部骑兵（穿白色羊皮袄）与聊城绿林武装合编而成。是一支战斗力强悍的机动部队，国民党顽固派也在窥视这支部队。进驻后，于笑虹任21支队政治处主任，父亲的同乡张冠军（原名张玉峰1935年入党）、党志强（曾在外交部任职）在支队政治处工作。父亲被分配在某中队任指导员。在21支队工作期间，父亲为进一步掌握中队曾有过激行行为，被支队关禁闭一次，理由是共产党嫌疑。
21支队的政工人员开会，经常会被顽固派所质疑，故支队政工人员的活动，经常以刚兴起的“三青团”名义做掩护，时常在内部政工会结束前发些“三青团”的资料来迷惑顽固派，21支队约有1300战斗人员，由于半数以上是北平29军南下撤退的骑兵，在范将军36个支队和三路民军中，扮演救火队角色。据父亲回忆，聊城事变时21支队已抵聊城的徒骇河边，但被参汪金祥以城池已沦陷为由拦住了。
1938年底，汪金祥以开会的名义扣押并枪毙了亲共的21支队司令刘耀庭，掌握了这只劲旅的指挥权。当时21支队驻扎在阳谷县境内，于笑虹主任带领20名政工人员，紧急脱离了21支队，因父亲与张冠军，党志强系阳谷籍政工，奉于笑虹之命，留下支援刚刚成立的县政权。其它政工人员随于笑虹编入八路军筑先纵队第一团。在开拓和支持根据地创建上，中共军队比起国民党军队就是棋高一筹。
分手时父亲与张冠军（张玉峰）达成共识，即争取老状元的公子，设法用“六合团”武器拉起一支队伍，如果不成也要保留武器。随即张就任阳谷县抗战动员委员会主任。1939年2月，父亲在本村找到中共党组织，在一间普通民宅里，父亲在一名本家长辈的介绍下，在党旗面前庄严宣誓，之后开始争取老状元公子的合作，很快党组织做通了状元公子的工作。拟组建以状元公子为队长，父亲负责政工的游击队。
然而，动员族亲们参加游击队的却一波三折，有家、有业的男丁动员起来比较难，族亲里面的男丁几乎都比父亲辈份高，队伍拉出来也不好带。有部分青年愿意跟着父亲干的，父亲就带领他们夜间活动，昼伏夜出搞些抗日活动。一次，在聊城至阳谷之间日军据点的电话线，在夜间父亲带着几个人爬上电线杆掐断近百米，沉入一口水井。还有一次，村里的党组织接受了筹粮的任务，父亲带着三杆人抢，两天就弄回一大马车粮食。
下半年，发生一起不明武装在村口，架枪、架炮索要“六合团”武器的事件，村民们十分担心，是父亲带人与之周旋并驱离。村里的党组织认为“六合团”名声在外，这批武器被人惦记，决定新队伍暂不打旗号，对外称自卫队（实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区队），控制规模并埋藏多余的枪支。
1940年2月，父亲直接去了县政府报道，当时县政府各部门人手紧缺，几个部门都争着要父亲。县动委会主任张冠军，考虑到三区的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而父亲对那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在张的建议下，父亲被任命为阳谷县第三区抗战动员委员会主任。
听母亲说，父亲那时经常一个人揣着手枪，白天钻青纱帐，晚上走夜路，都是为了发动群众，二次遇险均被群众掩护。其间，父亲将埋藏的原属“六合团”的部分枪支起出，交给了急需扩大武装县政府。三区的抗战动员工作有了一定发展以后，妇女们急需组织起来，父亲又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妇救会主任。
母亲出生在阳谷一大商户之家，生的白净标志，缠过足而且是个急性子。外公是粮商，母亲小的时候家里是大骡子大马，外公经常去济南、青岛和天津做粮食生，抗战初期遭遇不幸，家道中落。据母亲回忆：40年的一天，乡亲们都在场院看大戏，在换场期间，父亲突然手持驳壳枪从草垛里钻出来，叫停了演出，然后是一通抗日演说，当时母亲正在看戏。
1941年秋，父亲调任中共阳谷县委秘书，县委的文件和印章由父亲保管，由于残酷的斗争环境，县委经常转移，因此父亲的手枪经常与县委的大印、文件，或相伴在身，或藏在家里。一天夜里父亲刚回家，汉奸紧跟着就来砸门，父亲立刻跳窗跑了，母亲赶紧用脚将父亲包裹（内藏手枪和县委的印章文件）推进炕洞，使父亲躲过一劫。
1941年初与1942年秋，日军二次扫荡鲁西，父亲埋藏机密文件，只身四处隐蔽，再伺机从敌人合围的缝隙中钻出来，一天吃不上一顿安生饭是常事,对险象环生的凶险环境，父亲曾有过粗略的描述……
七．冀鲁豫首府的公安剑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此时正是鲁西根据地大饥荒，大封锁和日寇的大扫荡，当时生活异常艰苦，形势非常险恶，父亲饿的面黄肌瘦、疲于奔命。1943年1月，阳谷县公安局局长李惯一，及其警卫员被汉奸暗杀①，父亲随后接替了李惯一局长的职务，阳谷县抗日政权分七个区。如何支持这七个区的政权建设，以及锄奸反特的任务，就落在了县公安局的肩上。
一次，父亲带人在镇压一名有背景的伪保长时，缴获一支勃朗宁牌手枪（枪牌），该枪携有充足弹药。这种名枪多为国军将领、军统特工、或是商贾富豪所有，从此这支勃朗宁手枪成了父亲的配抢。父亲从三区抗战动委会主任到县委秘书，进而县公安局长，在当地是天时、地利加人和。由于出头露面的机会比较多，因此不少同志戏称父亲为外交部长。
1944年夏，根据形势发展，父亲卸任阳谷县公安局长职务，带着征尘奔赴范县颜村铺，进入冀鲁豫行署公安局工作。那时母亲只知道父亲在南边工作，其它一概不知。父亲难得回家一次，也是带着随从来去匆匆。1945年秋，母亲也加入了中共，1946年母亲担任三区妇救会主任，带领妇女队投入暴风雨般的土改工作。
母亲曾回忆：那一年，本打算添置些家产，父亲从行署公安局过路回家，听到母亲的打算后当即否定：“马上就要进行土改了，什么都不要买。”母亲曾说：“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分割地主大户的浮财，都是母亲挑首份，然后才是其它军、烈属。”在解放战争中母亲带着妇女队，不分昼夜地忙着战勤服务工作（加工军鞋合干粮）。
父亲在行署公安局工作时，一次手下抓到一名“燕子李三”式的飞贼。此人腿上还有一撮黑毛。父亲亲自审讯，并令其实际表演上房和越墙，实践证实“飞檐走壁”也要借助工具才行。某日冀鲁豫边区的报纸刊登了父亲的一篇题为《侦查工作的群众路线》，文章源于父亲不久前带人破获的一起武装会道门案件，案件突破在搜查环节，父亲带人进入嫌疑人住宅，当时一名妇女在煮粥，父亲命人掀翻粥锅，发现了会道门的印章藏在煮粥的锅里，由此突破全案。文章发表后，父亲所得稿费为15斤小米。
八．津门公安局第一大队
1949年1月初，父亲从中央党校四部（马列学院）毕业后，与冀鲁豫来接管天津市公安局的干警汇合后，分组编队。此时破城的硝烟未散，地上尸体从横，父亲已领一组人马，带着向导和名册一路搜捕。随后父亲带人接管国民党天津市特别刑事法庭的情景。
这期间，对于烽火公安的辛苦，父亲有了七年的体会，比较羡慕普通的地方干部，尤其向往校园生活。当时，聊城师范学院的院长是父亲的本家，曾邀请父亲去任教。父亲当时刚30岁，有了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恰在这时，上级与父亲谈话，要求做好带队南下的准备。年轻的父亲猪八戒摔耙子走了，体验了三个月的校园生活，在兴凯湖期间父亲有诗曰，“年老方知年少非，是对这一事件的回首检视”
看到天津市军管会的寻人函，父亲惭愧不已，归队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降二级安排职务。随后就任天津市公安局某大队长，该大队羁押的是国民党军、警、宪、特骨干分子。这期间有一名押犯被发现有重大余罪，在审讯后的搜家时，起获一支崭新的勃朗宁FN1935型手枪，这支枪换掉了父亲在用的勃朗宁M1911型手枪，成为父亲的新配抢。当时令许多警方官员羡慕，有官员甚至拟出三支驳壳枪来换此枪。
京山线上的茶淀一带，曾隶属河北省宁河县管辖。有资料显示，日本入侵之前属于一户崔性大地主，日本占领后廉价购买了崔性地主的土地，开办了许多农场，分别是开源公司、华北垦业农场、茶淀农场、北支机械化农场、台湾农场、金谷农场……等。日本强盗用刺刀、机枪和甜言蜜语，半欺骗半强迫从天津迁来一批农民，加上本地农民，强迫他们开垦荒地，这些农民的生活非常凄惨，种出来的大米全部卖给了日本军队。日本鬼子投降后，这些殖民者的企业也都垮了，三年国共内战，国民党也无暇顾及，这片渤海边上的盐滩地一直荒睡。
1949年秋，天津市公安局在茶淀一带成立了新生管教大队，对外称新生农场，含三所监狱，押犯已达2700人。在日本人留下的十几处农垦遗迹上建立了华北第一个劳改农场。1950年春，经天津市公安局长万晓塘批准，父亲调任新生农场，与前辈郭恩庆组成班子，父亲主要负责监管业务。万晓塘局长是父亲在冀鲁豫首府的老领导，万局长是在处分部下之后再给机会。新生大队近水楼台，占据着茶淀地区优质的监管场地和设施。
北京市的清河管教大队分三次迁入天津茶淀地区，与天津公安局的新生农场为邻，对外称清河农场。二个大队的基层干警常有摩擦发生。比如新生大队的警戒线，不许清河大队的人马通过之类问题。老问题正在协调，新问题又不断产生，为此清河大队不断通过北京市局向公安部反应，经公安部与二市公安局局协调，最终决定将二个农场合二为一。新生农场的主要领导退出。郭恩庆调最高人民检察院，父亲调北京市公安局。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化农业国为工业国，为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出台指明了方向。1952年，经天津市公安局局长万晓塘批准，父亲将李尧更名为李化农。合并后的农场改称清河农场，场长安林（曾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人事部门由刘向军负责（曾任市劳改局局长）。
九.首都大建设前期的突击队
1953年某月，父亲调北京市公安局任职，父亲曾提到初到市局的日子：“周末有舞会，每月发二条大前门香烟。”父亲进京后，母亲随即举家迁入北京市西城区司法部街（原西交民巷）旗守卫胡同13号。此地是明、清二朝和民国时期最高司法机关和审判机关所在地，年轻的共和国法院和检察院立国之初，也设立在此。由于家住在此地，父亲与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战友郭恩庆，常能见面一叙。
1953年，正是首都大建设起步阶段，那时一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不少在监狱服刑，犯人的劳动成本最低，效率高。公安局的建筑公司是首都建设队伍中的一支特殊的突击队。市公安局工程处承担着多处重要建设项目。母亲有印象的就有好几处。天桥商场一期工地、高检新址工地、高法新址工地、炮局监狱改造工地等。
1953年夏，公安局长冯基平兼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主任。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父亲的工作得到了市局的肯定。父亲到京不久，市局就将此工作交给父亲，其实是对中央党校毕业的父亲的工作考验。
1954年秋，市公安局拟推荐几名文化与政治素质较高的干部，去市检察院任职，最大的公安五处只有二个名额，父亲是被推荐者之一。当时父亲已晓得，他的眼前的岗位是西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但不幸的是在市局政治部例行审查时，发现父亲1937年底—1938年冬，在范筑先部受训和21支队任职的履历中填写有严重问题，这一问题的出现，成为父亲带队奔赴兴凯湖的历史拐点。
十. 先遣大队的艰巨任务
史书上记载北大荒自古以来，就是蛮荒之地。这里荆棘丛生，沼泽遍地，风雪肆虐，野兽成群，人烟罕至，寒冷、偏僻。这里是冰雪的故乡，属寒温带大陆季风气候，暴虐的西伯利亚寒流长久地在这里盘旋。因此北大荒的冬季漫长，寒冷干燥，极端最低气温在零下40度，寒冷是拓荒面临的首要劲敌。
还是在1954年的时候，周边农场在选址阶段就发现了小兴凯湖东北的这片肥沃的沼泽地，但要在这开垦实在太困难，于是都改选了虎林县境内。这个情况被北京市公安局知道后就组织人去勘察。发现如果围着小湖修一条堤坝将水拦住，然后将沼泽地的水排掉，开垦出来，那将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于是通过与黑省协商，经政务院院同意，将这片沼泽地要了下来。
导流提工程是兴凯湖最大的工程，建成后的导流提底部宽约七、八十米，高十多米，顶部汽车对开有富余。当时环境十分恶劣，几乎没有施工机械。父亲所率550人的大队首批进驻，自然成为建设导流提工程的先锋队和主力军。
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施工机械十分简陋，而大队的作业任务异常艰巨。因此，常有劳工在大强度劳动中生病，偶有员工在施工事故（塌方）中死亡。在恶劣天气下，在艰苦环境中，在一天紧张劳累之后；劳工们需要补充体力，及时休息。干警们在解除一天紧张之后，生活设施的不便，无法履行家庭责任的苦恼，这些父亲同样无法回避。
一次在快要开春时的冰上作业，突然断裂的冰块将父亲带走了，是一名随从的兵卒划着小船将父亲接上岸，这名兵卒很快得到减刑。在父亲带队开赴兴凯湖农场之后的第八个月，市公安局组建了兴凯湖农场的领导班子。多年后，父亲所带的大队改称职工分场，这个大队在兴凯湖的开发中劳苦功高，这些当年的刑满释放人员，在多年艰苦付出之后成为国家职工。
1958年，家兄因发热进入北京市公安医院就趁，被公安医院错诊并导致严重后果。父亲闻讯回到北京，一通发火之后也不解决问题，当时的医疗条件、制度、以及应对新病种的能力十分有限。母亲觉得是自己没有监护好孩子，看到年幼的家兄一次次痛苦的挣扎，母亲心如刀绞。为了给家兄治病，母亲陆续变卖了其首饰箱里的所有首饰，访遍京城名老中医，逐步治愈了家兄的病。
1959年，在京的母亲被农场告知，父亲在兴凯湖腰部受寒，起床都困难，母亲闻讯后未及与父亲核实，直接收拾物品办理手续，带着孩子随来人去了兴凯湖农场。几十年后笔者才理解，当时若迁居兴凯湖农场，祖父和祖母就要回原籍，这等于限制了父亲尽孝的机会，改变了子女受教育环境，这才是父亲最大的顾虑。
建设导流堤巨型大坝的第二个大队，由前辈杜忠祥大队长率领，兴凯湖导流提巨型工程的完成，就是这二个大队经久苦战的成果。陆续挺进兴凯湖的队伍，有来自清河农场、首都其它监所、市局业务处、以及分局的干警。还有来自中央警卫部队的转业军官，零星的有来自部队和其它农场的专业军官。
十一．兴凯湖农场的风格
1958年，著名的定向爆破前辈李温平（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常委），被划为右派之后发配到兴凯湖农场。他曾是著名的滇缅公路建设队伍中的重要角色。在兴凯湖农场前辈的定向爆破技术得到了充分发挥，大大缩短了农场开发的进程，农场6万亩的沼泽地排水系统，就是借助其先进的定向爆破技术完成的，连爆破用的炸药也是自己制作。他硬是在不到5年的时间，使兴凯湖农场的开发速度突飞猛进，为农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兴凯湖的造纸业十分发达，全国排名第四，因为小湖里的苇子是最好的造纸原料，前苏联送给刘少奇的梅花鹿源自西伯利亚，在北京水土不服，只好送到兴凯湖安家，得到了很好的繁殖。农场烧制的建筑用砖不仅色红质轻，而且非常坚硬，兴凯湖农场的文教队，是专业人才组成的戏班子，演出的传统京剧，样板戏那叫一个专业。
兴凯湖1955年8月搭建农场班子，1962年改农场为管理处，下属的若干分场改称农场。1966年6月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公安局都被砸烂，根本无力顾忌总场，农场管理处党委划归密山县委领导。1967年4月，黑龙江省公安厅的文革派出工作组，进驻兴凯湖农场管理处进行接管，但管理处拒绝接管，双方一度结下梁子。
1967年，文革开始以后，场部最大的变化是北京四团（3395部队）警卫营的营房空了，骑兵连的马号空了，原本军歌嘹亮，咚、咚作响的枪靶声消失了，此后这里涌进大批北京、天津、上海的知识青年，他们被称作兵团战士，农场改称4师43团。成立了亦军亦农的机炮连、武装值班连，总场共五个营的30多个连队的建制。
大约是在1970年，军管中的兴凯湖农场发生了一次边境大火，烧死知情4名，边防战士5名。当时有现役军官挥手高呼：“火光就是命令，给我冲”，指挥知情们向火海冲。赵参谋长对此怒道：“什么火光就是命令，马上让孩子们撤下来，打防火道”。据在在场的干部讲：“如果不是赵参谋长，烧死的知情就不止9人。”
兴凯湖农场移交地方后，有一次，总场符书记去小湖边的运输连办事，看到一名女知青坐在小湖边上哭，一问是因为出场搭车，调度不给安排。符书记找到调度员，当众就是一通臭骂。原来调度员是留场就业（前在押犯）人员，农场移交后他们身份似乎被洗白了，开始蹬鼻子上脸了。符书记非常理解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们，决不许留场就业人员翘尾巴。
当年开发兴凯湖的干部，除去警校毕业的年轻学生以外，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建国后军转警的干部，个别干部独立单位一把手坐久了，难免滋生军阀作风。在这种环境下，老八路的朴素作风就显得尤为可贵。在父亲温和寡言的外表下，他首先看中的是对政策、界限的衡量和把握；对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作用的确立；对人品和人格的塑造和甄别。文革前兴凯湖公安分局的局长何先泽老前辈，这方面的群众口碑就特别好。
十二．文革中的“叛徒与走资派”
1968年，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北京市公安局进驻军管会，局领导和中层干部几乎都被打倒，哪还顾得上边陲的兴凯湖农场。我清楚的记得，有一天在兴凯湖的“长安街”上，突然走来一群脖子上都挂着大牌子的方队。我拿眼扫了扫，突然发现父亲就站在第一排中央位置，笔者自语道：“坏了，长大以后不能参军了。”
父亲1938年那段所谓的历史问题，文革风暴中又几次被调查，农场二次派员去国家体委、外交部、海司、北京市委、聊城行署外调。最后总场政治处王协理员（主任）亲自出马，外调回来后亲自登门，进门后拉着父亲的手亲切地说：“老李在当地真有名，一说都知道。
父亲在战争年代比较幸运，未受到枪伤，但在早期的军训中，曾右脚踢在石头上，左脚的大母指有轻微伤，右腿上有一梅花形伤疤，笔者一直以为是枪伤；后来听母亲说，是抗战时期过封锁沟时受的外伤，严重感染后留下的伤疤。文革中父亲被做土飞机，左肘关节被红卫兵扭伤错位，终生未能归位。父亲很少提起自己的被误解的那段历史，这是一处长期未能愈合的内伤。
提到父亲，总场党委符书记（牡丹江农管局党委书记）常有唏嘘，符书记对父亲的革命经历、文化水平、性格情操，坎坷经历均有比较全面的了解。1965年符书记曾答应父亲，尽快为父亲晋升一级工资，遗憾的是第二年文革运动就席卷全国了，符书记也被打到，四处接受批到。此间总场符书记与父亲又一起劳动改造，共抬一只粪桶。
文革风暴是个急转弯，令父辈们猝不及防，蹉跎、身不由己的无奈，孩子们与父亲的隔阂、误解日深。培养教育子女的大好时光，正是父辈们的蒙难岁月，等父辈们的生活稳定下，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教育时机。
当年兴凯湖总场的老资格、老资历的干部比较多，有抗战前与安子文部长一起工作过的老红军胡某某；有与薄一波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的61叛徒王某某；有傅作义将军的秘书范某某；三八式的干部更是屡见不鲜。如此资历的群体管理起来不容易，1971年一大批总场的老干部被遣散到周边地方农场，父亲被调黑龙江省八五七农场。
十三．父亲曾经的战友
在父亲的晚年，笔者有幸见过父亲曾经身边的部属，都有实事求是，文、武双全的特征。劳改局常务宋局长，上上、下下口碑最好
，建国初他年纪轻轻就跟着父亲干。笔者几次在台下听他的讲话，一次十分钟的对话，几十年过去仍如在眼前。
1997年春的一天，笔者在一份北京政法期刊上看到《北平军管会干部董俊岭被杀案》即《保卫香山的红色便衣队 ,三仙洞董俊岭遇害 》一文。负责侦破此案的张锋曾任冀鲁豫首都公安局长，笔者知道他应该是父亲的战友，就去求证父亲。父亲说：“老战友了，他身体挺棒，在根据地时，他大冬天经常用井水灌顶的方式洗澡，哪天方便你替我去探望一下吧。” 通过官方电话，笔者来到海淀区三义庙一坐四室一厅的套房见到了前辈张锋，其夫人热情地接待了笔者，抗战时期，她是阳谷县公安局的秘书。
前辈张锋正如父亲所介绍，身体清瘦，健壮，思维敏捷，80多岁了每天清晨还跑4000米。笔者有幸和前辈共进了午餐。听了父亲去东北后的情况，前辈望着笔者，说了一句话：“那边很艰苦，”谈话中得知文革中前辈被关押7年，是从市旅游局局长岗位上离休,提到政法刊物上的文章，前辈说：“是法院系统的投稿。”
长谈之后，笔者惊奇的发现，文革前市公安局与兴凯湖农场一样，领导班子中同样存在着原则性的问题冲突。前辈张锋对原公安五处老班子的评价，按工作能力大小也只说了一句话，这一评价似曾相识。前辈还记得父亲去东北前夕，给他写过一封简短的告别信。提到鲁西前辈万里时，前辈说：“万里现在官当大了（委员长）”，提到万晓塘时前辈说：“现在都跟万家人都保持着联系。”
临别时，前辈指着墙上的一副字画告诉笔者：“这是叶剑英秘书送我的，并对笔者说，我也准备一幅字画，到时画裱起来送给你父亲”。笔者闻之心想，老前辈的文化水平一定在父亲之上。真是文、武双全的老公安局长。
父亲善书法和诗作，笔者上小学时偶见父亲一面，见他身边有一本厚厚的四角号码字典，读初一的时知道父亲诗做的好，他写的诗十分押韵。有时父亲也将名诗中名句揉入自己的诗中，比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煮豆燃萁、相煎何急。来抒怀官场情志。多少年来父亲诗作不断，由于文革冲击和搬家，诗文未能保存下来。
原新生大队内勤秘书离休老干部吕忠良曾提到：“当年请示你父亲之后，我们可以使用无声手枪去地窖打靶。”并说：“各种会议上父亲尤其擅长脱稿讲演。”回京后，父亲曾回忆道：“1943年，他曾参加在阳谷的干部审干运动（整风），一名同事自杀。”1951年，父亲手下的一名中队长，有问题准备接受审查，这时突然发病住院，父亲没有及时下令收缴其的配抢，结果在医院开枪自杀，提起来父亲还是面带遗憾。
晚年父亲曾提到过他的老战友——阳谷县第一烈士张冠军，父亲说：“张冠军烈士的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出嫁的姐姐，他是在其姐姐家附近中了埋伏。张冠军与纪登奎很熟悉，因为纪登奎在聊城负责过民运工作。”多年后有了网络手段，笔者在网上搜索果然如此。1976年，还是在北大荒的父亲有次在报上看到华国锋的简历，其中也有中央党校四部的经历，父亲自语到：“还跟我是同学呐？”随即父亲闭目片刻自语道：“是有这么个人。
1996年的一天，公安交管局的一名阳谷籍离休老干部，去看望与父亲居住同一小区的战友孔某某。孔某某将远处做在轮椅上的父亲指给交管局老干部看，老干部老远就认出父亲说：“那是我们局长。
十四．二战老兵的晚年生活
由于这批抗战老兵在开发东北边陲期间，行政级别的晋升都是限制在一个很小的百分比之内，所以大部分老干部二十多年未能晋升一级。回京以后，经请示市委市政府，首批归队的老干部，每人提高行政级别一级，并套改为警级。父亲由于情况比较突出，又单独晋升一级。在人数最多的离休老干部据点，父亲被推举为党支部书。
首批东北归队的这批抗战老公安，虽已办了离休手续，但各种待遇却高于在职期间，归队后不久就换上新款马裤呢警服，在众多旅游队伍中，警车开道的一支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几年下来，全国众多著名的景区，都留下了这批二战老兵的影踪。
父亲归队后，经常会参加市劳改局去世老同志的追悼会，后期由于父亲身体原因，需要陪同或代理。九十年代，曾有一位团河农场副场长去世，追悼会前父亲心脏不舒服，却一定要去参加，家人担心父亲在追悼会上激动，进行劝阻，最后父亲对笔者说“你杨叔一生跟我三次同期受训，也是几十年顾不上家。”在追悼会长长的队列里，笔者懂得了，什么叫顾不上家。”
前辈赵文章原四十三团（兴凯湖农场）参谋长。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参加革命，从八路军战士干起，建国后曾经是北京某部炮营营长，也曾南下四川剿匪，一生光明磊落。文革中前辈曾是兴凯湖总场下放干部的领班，因此许多老干部都了解前辈的为人，笔者陪同父亲走出告别室，看到父亲一脸茫然。
2009年5月2日，父亲因尿路感染引发肺炎，高烧不退，抢救无效而去世，享年90岁。前北京市劳改工作管理局赵雨石副局长，与开发兴凯湖的一批老同志，送了父亲最后一程。
十五．外圆内方的老公安
父亲喜欢素食和慢节奏的生活，平时走路身板笔直。在兴凯湖农场的二十几年，父亲撮合过多起婚姻，都是一说就成，白头到老的那一种。这些足见父亲阅人的眼力与对事物的预见性。父亲十分珍惜党在群众中的信誉资源和形象资源，不容他人践踏。兴凯湖有一名老干部曾经是父亲的下级，工作作风霸道，当年清河农场为了轰走此人，不惜违心地给其晋升一级职务，到兴凯湖农场后，群众送其外号“南霸天。”父亲最看不惯这种践踏党的形象的干部，直到父亲晚年，笔者才真正读懂了父亲。
2000年，笔者认真阅读了一遍传统文化经典名著《菜根谭》，这本书融儒、道、佛三家思想为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全书以追求高尚纯洁为宗旨，深者见深，浅者见浅。放下枕边书，往事历历在目，深感父亲不仅是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老牌的公安战士，他的思想基础和行为准则还十分贴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十六．冀鲁豫儿女跟党走
抗战期间，中共的冀鲁豫根据地由直南、豫北、鲁西、及鲁西北一部构成。曾有粗略统计：抗战前直南、豫北约有党员400人，鲁西约200人。其中一些党员与支部或上级已失去联系。所以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成了突出问题。1938年3月，党中央发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之后各地采用了突击发展的方式，大发展后的党员数量为，直南、豫北26384人，鲁西、鲁西北38600人。
始建于1937年的冀鲁豫根据地，是中共领导最大的平原抗日根据地，边区的党组织在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艰苦斗争的考验，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对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建国之后，冀鲁豫根据地的干部遍布大江南北，父辈们可以称作是战火中的冀鲁豫儿女，他们的一生是战斗的一代、奉献的一代。
先辈段君毅、张维翰、赵建民、张玺、徐运北、张霖之、王从吾、万里、万小塘、盛北光、赵晓舟、于笑虹、王笑一、张锋，前副总理田纪云，前北京市副市长李其炎等一大批中共高干来自冀鲁豫，打听其中任何一位的事迹和性格，均可称得上是共产党的干部范。
前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曾担任中共冀鲁豫行署主任等系列要职。战火硝烟的年代艰苦卓绝，功勋卓著；执政一方的岁月的严于律已，取信于民。他是当之无愧的冀鲁豫干部的一面旗帜，改革开放后，前辈常有这样一句话：“我拿一个，他们（下级官员）敢拿三，”此言真切表达了初心与使命在父辈们心中的地位。有这样的而干部，人民就会真心向党。不论是“昨天”战火中的冀鲁豫儿女，还是“今天”和平年代的冀鲁豫儿女，或是笔者这样的冀鲁豫血脉都会永远跟党走，在上当楷模，在下做尖兵。
作者
2021年6月26日，于北京
参考文章：
① .《百年辛亥 惠州革命：陈炯明领导革命军光复碣石卫》段云章
②.王月瀛革命自传（21、公安局局长李贯一被害之谜）
③．西柏坡时期的中央党校——中央马列学院//编辑郭建民
④.《兴凯湖劳改农场记事》陈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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