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一个问题：请概述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的情况。稍有历史常识的中国人都能答得上来，但如果再问：这三场战争是谁策划并发动的？可能就没几个人能回答了。这个人叫帕麦斯顿，曾经的英国首相。今天我想通过这个人和这三场战争的关系，和以这三场战争为背景的中英关系，试着和大家简单的讨论一个问题：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
帕麦斯顿简介：亨利•约翰•坦普尔•帕麦斯顿子爵第三，英国首相(1855～1858，1859～1865)。英格兰第二帝国时期最著名的帝国主义者。原为托利党人，后加入辉格党。曾三度担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1846～1851)。奉行内部保守、对外扩张的保守自由主义政策。两次发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并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挑起克里米亚战争，与俄国争夺阿富汗；镇压印度民族起义；美国南北战争时，支持南方奴隶主集团。
帕麦斯顿也许不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知，但他的名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却成了很多中国人奉行的座右铭，而他的一生自始至终都在践行自己这句话。
19世纪初，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的急速发展迫使英国不断为他的产品拓展海外市场，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农业国自然成了他们的目标。可惜的是中国人似乎对英国产品不感兴趣，相反，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却在欧洲倍受亲睐，这种需求的反差导致在中英贸易中，中国经常出超，贸易顺差使得大量白银流向中国，从而阻碍了英国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使英国大为不满。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英国采取外交途径强硬交涉，但未能达到目的，于是就向中国走私大量鸦片。鸦片的输入给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是英国关心的是，中国发生的一切使得他最重要的目标实现了。鸦片贸易改变了中英贸易形势，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中国每年却因此外流白银600多万两，从而发生了严重的银荒，用马克思的话说：“1840年以来，由中国向印度输出的白银几乎使天朝帝国的银源有枯竭的危险。”因此，清政府颁布诏令，严禁鸦片贸易，这引起了英国方面极大的反弹，英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恢复鸦片贸易，同时也在寻衅报复。机会终于来了，1839年6月林则徐虎门销烟给了英国人借口，帕麦斯顿在中英关系中登场了。
1840年6月，英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时任英国外相帕麦斯顿指示英军统帅义律率远征军封锁广州外海，截断中国海外贸易，随即烧杀抢掠，攻城略地，最终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开阜通商。
从表面上看起来，帕麦斯顿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仅仅只是个命令发布者，但事实远非如此。早在1833年担任外相时，帕麦斯顿便开始制订对华侵略政策。当年，他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发去两道训令：1、开辟商埠；2、推销鸦片，获得军事据点。1839年9月底，帕麦斯顿接到义律（时任驻华商务监督）有关林则徐禁烟的报告，他当即表示，对付中国的惟一办法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他说：“应当不仅使中国人见到大棒，而且还要先让他们在背上尝到它的滋味，然后他们才会向那个能够说服他们的唯一论据——大棒论据低头。”10月，帕麦斯顿根据义律和英国烟贩们的报告，在内阁会议上力排众议，主张即刻派军舰封锁中国沿海，最后，议会以271票赞成对262票反对的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战争法案。1840年6月，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抵达天津白河后，递交了帕麦斯顿给清政府的照会，提出了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迫使清政府订立了包括割让香港岛在内的《穿鼻草约》。但是，帕麦斯顿认为这个条约所得权益太少，遂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并给了他一个详细训令，声言：“为了维持两国间持久的真诚谅解起见，中国政府把鸦片贸易置于一个正常合法的地位，是极关重要的。”带着这个训令，1842年8月29日，璞鼎查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已经被这个英国人的好管闲事惊呆了？一个主管外交事务的外相竟然像首相一样行使发动战争的权力，并且“光荣”而“精彩”的完成了任务，替他的国家挣得利益和荣誉。这样做固然是英国政府为了扩大海外利益而进行的精心部署，但帕麦斯顿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扮演的重要角色清楚的表明了他出色的个人能力、强硬的外交手段和巨大的政治野心。而他身上的这些特质追根朔源还是来自于他那句名言：“只有永远的利益。”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以利益作为出发点的。他认为，只要中国的“大门被打开”，就能极大的促进英国的商业和贸易，使中国成为英国廉价商品的倾销地。而打开保守的就中国的大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坚船利炮。在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环境和极不均衡的中英综合国力对比之下，他的这种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那就是那时的中国还没有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的经济结构仍然是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所以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理论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可惜他在随后发动的两次战争中依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很快，战后几年的中英贸易情况无情的证实了这一点。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清政府被迫向英国赔付大量战争款项，并且恢复了鸦片的进口。鸦片贸易重新使中国的金银大量外流。五口通商又使外国工业对中国家庭手工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而与走私鸦片有关的行贿受贿腐蚀了中国的官吏。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一切所造成的巨大代价最终以捐税的形式转嫁到了老百姓身上，被盘剥的老百姓糊口都没有着落，哪里还有钱去买英国的产品。所以，在中英鸦片贸易“蓬勃”发展的同时，其他正常的合法贸易却一落千丈。
1855年，帕麦斯顿出任英国首相，职位的跃迁使他的政治野心愈发膨胀。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带给他巨大的荣光，可是中国问题却一直是他的心病。他“战争促进贸易”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除了鸦片的出口外，中英贸易持续低迷，英国国内的生产商怨声载道，反对他的声音此起彼伏，他的政治地位因中英贸易问题受到动摇，这迫使他按照惯常的思维筹划着另一次对华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虽然收效甚微，但却给他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战争赔款和贸易逆差转嫁给中国老百姓的苛捐杂税导致中国发生了革命——太平天国起义。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创立拜上帝会，打着上帝的旗号蛊惑民众造反，与清政府分庭抗礼，起义很快波及南方11省。南方根基稳固之后，太平军开始北伐，清政府的统治岌岌可危。受此影响，中英贸易也曾经一度中断，中国向英国的出口大宗——茶叶，更是在市场上不见了踪影，因为中国主要的产茶区都落入了太平军之手。正当英国工商业界陷入巨大的恐慌时，帕麦斯顿却从这腐烂的气息中嗅到了希望，他认为这是从中国攫取利益的大好时机，应趁机向中国政府提出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增加新的条款，获得更多的利益。
1856年10月8日，广东缉私水师从珠江江面上的一艘小艇“亚罗号”上逮捕了12名涉嫌参与抢劫一艘中国商船的海盗和水手。时任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并捏造中国士兵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的事实，要求送还被捕者，并赔礼道歉。叶名琛据理力争，态度强硬，不赔偿、不道歉，只答应放人。为了向广州当局示威，英国海军少将西马糜各厘随即和叶名琛展开了新一轮公函往来，叶名琛的雄辩激怒了西马糜各厘。于是不耐烦的海军少将于10月24日下令他的舰队开始行动，三天之内，连克虎门口内各炮台，并于27日炮轰广州城，29日英军攻入城内，直捣总督府，而且摧毁了停泊在珠江上的大清水师，随后退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亚罗号事件”。这一事件成为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随后英国的援军赶到，额尔金被任命为全权公使，英军又发动了广州战役和第一次大沽口战役，为了扩大战争的影响力和规模，以便攫取更大的利益，英国还唆使美、法、俄三国参战，在军事和政治上给清政府施加双重压力。在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清廷和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又一次割地赔款，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给予英法更多在华特权。
而这一切其实是帕麦斯顿多年前就开始策划的一个巨大阴谋。
为了进一步拓展中英贸易，获得更多在华权益，1847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向香港总督戴维斯发去一道训令，要求他同广州地方当局交涉，目的是为了取得香港英国当局能够进入广州的特权，结果被拒绝。1849年8月18日，他又向英国驻香港公使文翰发去了一道措辞强硬的训令：
不要让广州那些大员们和北京政府想错了，英国政府迄今为止表现的宽容，并不是由于它感到虚弱，而是由于他意识到自己具有优势力量。英国政府很清楚，只要形势需要，英国的军事力量能够摧毁广州城，叫它片瓦不留，从而给该城居民以最严厉的惩罚。可见“亚罗号事件”在1849年就已有了先兆。这道训令将帕麦斯顿这个一切以利益为出发点的狂热帝国主义分子强硬和贪婪的扩张野心表现的淋漓尽致。
早在1829年，为了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道光帝下令严禁一切外国人进入广州城——这个中国当时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外国人即使想和中国人做生意，也只能在广州外海的海面上。从那时起，历届英国政府都把这一禁令看成是阻碍中英贸易的一大障碍，无不想方设法迫使中国当局允许香港的英国代表进入广州。1852年，帕麦斯顿通过他的高参克拉伦登任命广州领事约翰•包令为驻华全权公使，当时阿伯丁（托利党皮尔派领袖）内阁正在执政，这步看似不经意的闲棋为他日后掌控局面起了极大的作用。包令也是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者，1854年他就向帕麦斯顿提出要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进入广州的意见。但帕麦斯顿告诉他现在还不是时候，应当等到一支强大的海军到达后再相机行事。因为当时英国正在打克里米亚战争，没有多余的海军力量派到中国，当“亚罗号事件”发生时，包令从国内得到消息，英国已同俄国媾和，并且正在给他派遣海军。1857年1月10日，克拉伦登得到全部情况的报告后通知包令：“女王陛下政府完全同意西马糜各厘爵士和你本人所采取的做法。”这句话一般被理解为英国政府同意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英国政府方面，这句话只是承认了包令挑起“亚罗号事件”的应当性，并未附有任何进一步行动的指示。随后，克拉伦登给海军大臣的信证实了这一点。哈蒙德（时任英国副外交大臣）在给海军大臣的信中说：“政府赞赏西马糜各厘将军行动适度和尊重中国人的生命财产。”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有理由将这句话看成是英国政府“得了便宜还卖乖”的无耻掩饰。但抛开爱国情怀冷静的想想，这实际上表明了英国政府当时并无意扩大事端的基本态度，就像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国议会以271票赞成对262票反对的结果通过对华战争法案一样。这两次战争都非英国政府或议会多数的意愿，这两次战争最后爆发，都是因为一些偶然性因素的促使。而在这两次战争最终成为现实的背后，却都闪现着帕麦斯顿那幽灵般的影子。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那9票的微弱优势是帕麦斯顿的阴谋，但这种可能性很大，这一切也许都是帕麦斯顿的“得意之笔”。
1857年2月24日和2月27日，英国议会上、下两院分别提出议案，谴责“亚罗号事件”中的对华军事行动，帕麦斯顿内阁在这次议会辩论中遭到沉重打击。“亚罗号事件”的肇事者约翰•包令成为众矢之的，议员们众口一词指责他不经议会批准就擅自进行军事行动，并且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广州大屠杀”，声称他这种胆大的任意妄为会让英国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
帕麦斯顿内阁当时的处境可谓四面楚歌：国内财政困难重重，国民呼吁选举改革；对外刚刚结束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却又陷入了波斯战争的泥潭。此时，议会对包令的谴责更是让摇摇欲坠的内阁雪上加霜，可即便如此，如果他想避开议会的攻击其实也不难。他肯定懂得丢车保帅的道理，只要坚定的和包令划清界限，就能推卸一切责任。别忘了，包令出任广州领事是在阿伯丁内阁任内，他虽然是帕麦斯顿忠实的鹰犬，但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他的行动是帕麦斯顿直接指示的。但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在这危急时刻，帕麦斯顿竟然冒着垮台的危险勇敢的站出来为他的部下当挡箭牌！他这样做是大发恻隐之心吗？当然不是，千万不要忘记，一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的眼中只有帝国的利益。他的目的是为了证明包令的行动是正确的，是在维护大英帝国的权益。从而引开议员们的注意力，把议会对他僭越女王和宪法发动战争的指责，变成对侵华战争潜在的巨大利益的赞颂，变被动为主动，并且使议会能够继续支持他的侵华政策，这是非常高明的反客为主、一石二鸟之计。
可惜他在醉心于他高明策略的同时，显然也低估了两院议员们的智商，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再好的辩才都显得苍白。议会最终通过了“对帕麦斯顿内阁不信任案”，加之其他方面的谴责浪潮，最终导致帕麦斯顿在1858年的大选中落败，阿伯丁上台。但如果认为他经此打击就会一蹶不振，那就大错特错了，败选只是他第二次当选的一个小插曲，或者可以称为“在形势逼迫下的以退为进”。
纵观帕麦斯顿的从政生涯，他最初是托利当人，后加入辉格党，但客观的说，帕麦斯顿一生从来不曾属于任何一个政党，他没有“派性”，只有“利益”。他的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在维护英国既得利益的基础上谋求新的发展。随着外交斗争的需要，他不断变换自己的面孔。而对内，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不惜可以和其他政党结成“联合内阁”。而在这种“联合内阁”之内，他能够巧妙的利用各派之间的矛盾和共同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前面说到，英国政府和议会多数并不愿意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但这并不等于英国对中国没有侵略野心。各派之间的分歧仅仅是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时机问题，政府可能认为准备不充分，时机尚未成熟，需要等待一段时间。但狂热分子等不及，所以必然要发生的战争提前发生了。结果，战争胜利了，但却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继续按照帝国主义分子的惯常思维：再发动一场对华战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1859年，为了进一步方便中英两国交流和攫取更大的在华利益，额尔金（火烧圆明园的刽子手）的弟弟普鲁斯被任命为驻华全权公使，他的任务是赴华谈判，以取得英国公使常驻北京的权利。虽然在之前的《天津条约》里已经同意英法可以派公使常驻北京，但因形势的压力，英法对中方做出妥协，同意暂不执行此项特权。6月25日，英军将领贺布率领一支舰队，载着英法两国公使普鲁斯和布尔布隆（法国公使）进京，强行上驶白河，结果遭到僧格林沁（蒙古科尔沁旗亲王）的部队毁灭性的打击。两万清军为后盾的大沽炮台万炮齐发，水战陆战并举，打得英军狼狈不堪，贺布只得率领残兵败将退回上海。当英军兵败的消息传回英国时，舆论一片沸腾，“日不落”帝国竟然被野蛮人打败，此等奇耻大辱让英国媒体失去了理智，伦敦《每日电讯》说：
大不列颠应该对中国海岸线全面进攻，打进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取得物质上的保证，以免将来再受侵犯。我们应该用九尾鞭抽打每一个敢于侮辱我国民族象征的蟒衣官吏，应该把他们（中国将军们）个个都当作海盗和凶手，吊在英国军舰的桅杆上。把这些浑身纽扣，满面杀气，穿着丑角服装的坏蛋，在桅杆上吊上十几个示众，让他们随风飘动，但是令人开心和大有裨益的场面。无论如何总得采取恐怖手段，我们已经过分宽大了！应该教训中国人尊重英国人，英国人高中国人一等，应该做他们的主人。起码可以一试的是攻占北京，如果采取更大胆的政策，则接着就能把广州永远收归我国所有，我们会像占领加尔各答那样把广州保持在自己手中，把它变成我们在东方最东端的商业中心，是我们针对俄国在帝国的满蒙边疆所取得的势力，为自己找到补偿，奠定一个新领地的基础。
如果你知道这个《每日电讯》就是帕麦斯顿派的喉舌报纸，那你瞬间就会明白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普鲁斯出任驻华全权公使挑起事端，贺布惨败于大沽口，都发生在阿伯丁内阁执政时期，帕麦斯顿以此为由，不费什么力气就迫使阿伯丁内阁倒台，自己重新登上了首相宝座。更猛的料是，额尔金和普鲁斯都是帕麦斯顿的人。在对华利益上，帕麦斯顿和阿伯丁是一致的，所以帕麦斯顿参加了1852年以阿伯丁为首组成的联合内阁。但阿伯丁也和其他“温和派”一样，并不强烈主张对华动武，所以可以推测，普鲁斯和贺布的行动都是在执行帕麦斯顿的指示。因此，你也就能明白我刚才所说的帕麦斯顿在1858年的败选是“形势逼迫下的以退为进”了。在利益的驱使下，他甘愿冒着被弹劾的危险指示包令制造“亚罗号事件”，并使其扩大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包令受到议会谴责之后，他勇敢的站出来为部下辩护，极力证明其行动的合理性；被迫下台后利用与对手的共同利益为掩护，搭顺风车指示他的心腹挑起事端（上驶白河）；挑衅被挫败之后将一切责任顺势推卸给对手而自己置身事外。这就是帕麦斯顿，一个没有任何派性，可以和任何人联合，和任何人为敌，一切以利益为出发点的多面兽！
而重新上台之后，他自然要将未完成的阴谋进行到底。
1860年2月，额尔金被任命为全权公使，率领一万五千英军和七千法军组成联军再次发动侵华战争。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5、6月，英军占领大连湾，法军占领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第一次大沽口战役的胜利让咸丰帝幻想着与英法罢兵言和，因此清军疏于天津防务，给了联军可乘之机。1860年8月1日，英法联军从北塘登陆，占领天津，从陆上绕到大沽炮台后方，攻陷大沽口。清军随即撤至通州，联军穷追猛打，在八里桥与清军展开激战，清军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被攻破，此时，北京已经完全不设防。
9月22日，咸丰帝以“狩猎”为名逃到承德，10月13日，英法联军进占北京，随后发生的一幕让所有中国人至今想起来仍感切肤之痛。占领北京后，帕麦斯顿给额尔军发来一道训令，告诉他要在北京制造一些“有影响力”的事件以威慑中国皇帝，同时惩罚野蛮人，使我们在以后与中国人的交涉中占据上风，获得更多的利益。联军遂以“英法使节团多人被虐待致死”为名，展开了野蛮的报复行动。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万园之园”被焚为灰烬。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连他们自己的同胞都无法容忍，以至于法国大作家雨果给他的好友法军上尉布特列尔的信中写道：“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曾经有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现已消失不见了。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洗劫，一个放火，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箱筐。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中国人在我们眼中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抗议，感谢您给了我这样一个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也不会是强盗。”帕麦斯顿也许听到了雨果这铿锵有力的抗诉，但我想他会一笑了之，因为，还是那他座右铭：“只有永远的利益。”
1860年10月24日，恭亲王奕欣代表清政府同意了英法换约的要求，分别同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开天津为商埠，准许英、法招募华工出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赔付英法战争款项。至此，帕麦斯的侵华阴谋达到了顶峰。战争的胜利和巨大的利益使他获得议会多数的支持和女王的嘉奖，他的政治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但对于这一切他还不满足，在他的眼里，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三次对华战争取得的利益在这座宝藏面前不值一提，他要把这座宝藏彻底变成大英帝国的财产。
帕麦斯顿策划三场对华战争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通过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使英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得最大的在华利益。但是三场战争的结果与他的预期相去甚远。也让他认识到，要征服中国这样的大国，光靠武力是解决不了的。鸦片是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但同时也会消灭这个民族，如果想从中国这只生金蛋的鸡身上获得源源不断的利益，那就首先要保证这只鸡活着。历史又一次给了他绝好的机会。
1862年，席卷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已经持续了12年之久，清政府为了应对太平军的进攻疲于奔命，甚至让民间自办团练来抵御太平军，于是也就诞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军阀。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相继崛起，成为了对抗太平天国的主力。1856年的天京事变让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但百足大虫，死而不僵，太平天国在局部地区的势力依然强大。万般无奈之下，清政府只得向曾经侵略过自己的英法列强求助。1862年2月8日同治皇帝颁发上谕，正式做出了“借师助剿”的决定，即借用英、法等国军事力量，帮助剿杀太平天国起义。这正中帕麦斯顿的下怀，他随即命令内阁制定借师计划，并提交议会，议会很快通过决议，同意向中国派出军事和援助力量，帮助清政府剿灭太平军。以英国为首的法、俄等国又一次组成联军，并选派教官统带清兵，帮助守卫了被清政府视为东南命脉所系的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进而中英组成混合军，在1862年至1864年间先后进兵江浙，占领宁波、慈溪、余姚、上虞、绍兴、常熟、太仓、昆山、苏州、杭州、常州等地，稳住了东南阵脚。使曾国藩的湘军得以在西线从容部署，进逼金陵。太平军被迫东西两线作战，受到中外反动派的残酷镇压，最终归于失败。“借师助剿”使清政府缩短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巩固了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清政府在借师助剿的同时，也开始“觉醒”，暗中学习西方船炮技术，兴办新式工业、新式学堂、培养管理和翻译人才，希图“自强”。借师助剿为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提供了一个契机。英法联军侵华战争结束之后，一直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前，在这40年的时间里，中英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贸易关系，直至1865年死在首相任上，帕麦斯顿一直都在致力于用“和平”的方式推进中英关系，当然了，他的“和平政策”并非是为了和中国亲善，而仅仅是为了他奉行一生的利益。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清王朝迎来中国封建史上最后一段中兴史——同治中兴，中国开始了近代史上第一次改革开放，各方面都积极的向西方学习。
历史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以任何人都意想不到的方式培育着新生，用最活灵活现的场景展示事物的两面性。帕麦斯顿，这个狂热的帝国主义分子，以他一贯强硬的帝国主义思维忠实的为大英帝国效命，并且取得了在他人看来辉煌的成就。但正如他最后对华思维和政策的转变一样，也许他也意识到了，他之所以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只不过是因为他幸运的搭上了历史开创时代的顺风车。站在哲学的角度来看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果把19世纪中叶的中英关系浓缩为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三场战争，那么帕麦斯顿在全部过程中只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实现的偶然的角色。如果说他有什么特殊性，那就是他那狂热贪婪的帝国主义野心让这三场战争提前爆发了。如果不是他强硬的对华态度和政策的驱使，鸦片战争很有可能推迟，甚至在中英双方的外交谈判中消弭于无形。但站在相反的角度，如果这一切实现了，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还留着大辫子。
在历史面前，个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历史有他自己的逻辑和轨迹。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重要历史人物能做的仅仅是顺着历史的逻辑和轨迹，以他特殊的个人能力推一把历史的车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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