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辛亥時期一些人物的看法
二、袁世凱
現在我們評論袁世凱，不論是大陸還是台灣的官方論點，均稱其為“竊國大盜”，謂其“竊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實”。極端對立的雙方基于在這個問題上的驚人一致，來源於雙方抬舉孫文的共同政治需要，幾乎徹底掩蓋了歷史的真實。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袁世凱的個人品德應該說確實比較卑下，賣友求榮、出爾反爾、指鹿為馬、自吹自擂等各種卑鄙下流的手段都使得出來，是個標準的政客。但我們在評價歷史人物時，不僅應該討論他的人品，更要看他在客觀上上對社會所起的作用，是否符合歷史的進步。千秋功罪，不可單以人品為準衡，袁雖品格卑下，但畢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有重大影響之人物，對其功罪之辨，也應一分為二，不應以道德的先入之見影響。
袁氏之起家，實始於戊戌之告密。當時袁在天津小站以新法練兵，該軍雖為中國最早之新式陸軍，較老式旗兵具有戰鬥力，但在清末之官僚政治中，袁以一個漢人小吏的身份，僅憑這樣一支微弱的試驗性的軍事實力，是不可能進入權力高層的，這一點在中國海軍的變遷中，有很明顯的體現。（中國新式軍隊，陸晚於海二十餘年）
光緒帝、康、梁、譚嗣同等策劃並實施的戊戌變法中，出于與掌握實力的后黨抗衡的需要，竭力拉攏袁世凱。按當時的力量對比，以袁區區一旅新軍，對抗榮祿等人的大軍確實力有未逮，出于自身的安全考慮，袁世凱如斷然拒絕加入帝黨，則無可厚非。但不該的是，袁世凱先有貪功參與策劃誅殺榮祿之舉，後又悚於力量的對比而倒戈告密。因了袁的賣友求榮，致使光緒幽囚瀛臺，六君子被害，而袁自己則“立了大功”得西后之重用，從此進入權力中樞，並在日後最終得以爬上“內閣總理大臣”的位子。
由于袁“小站練兵”的成功，也由于袁進入權力中樞後培養自己實力的需要，使得新軍制度在全國得以推廣，在相當程度上替代了舊式旗兵。這些以漢人為主體的新軍客觀上成為了日後埋葬清王朝的重要力量，實際上，無論武昌首義還是各省響應的，都是以這些新軍，袁用以逼清帝退位的也是這些新軍。
辛亥武昌首義後，南方各省紛紛響應，但是，起義的各實力集團並不互相統屬，他們湊合起來的“臨時政府”實際上是還一盤散沙，除了在反清上比較一致外，其實各有利益，故雖然數量龐大，卻不可能通力合作，協調作戰，弄不好還要落井下石甚至自相殘殺，很難抗衡清廷的軍事反撲還，被各個擊破的危險極大，這一點再歷次改朝換代中都有“精彩”的表演。因此，從“中華民國”成立開始，“革命”一方就存有拉攏當時清廷主要軍事領導人袁世凱的期望，從這一點上說，袁的再次倒戈對辛亥革命的最初的階段性勝利是有功勞的。
當然，袁的倒戈絕非是“真心讚成共和”，他衹是想取代清廷成為新一代帝王而已，故有此后稱帝的醜惡表演。
由于雙方“各取所需”，袁很快取得了“民國”領導人的地位，並且在他掌握強大的北洋軍事實力的情況下，他實際上已經獲得了某种程度上的獨裁地位，使初期的民國幾乎成為“袁氏江山”。在這種情況下，袁自認為已經能夠控制中國的局勢，于是迫不及待地要實現“一家天下”的理想，強化中央集權，積極準備稱帝。
然而袁沒有想到的是，他所倚靠的北洋將領卻不能容忍他“盃酒釋兵權”式的努力，也不再喜歡弄一家皇帝來“生生世世”地“領導”他們。對他們來說，“共和”是個很好的政治形式，為每個人都留下了“合法”晉身最高權位的途徑。因此，他們並不真心支持他复辟帝制，甚至在“護國戰爭”中還或隱蔽或公開地扯他的後腿，否則以蔡锷遠在雲南的區區三千護國軍，連四川都沒有攻下來，怎麽就把袁“打敗”逼死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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