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散论Ⅱ：从三次历史巨变看中西方历史进程差异

　　群散论Ⅱ：从三次历史巨变看中西方历史进程差异

　　目录：

　　前言

　　一，第一次历史巨变：殷商之变，中国由“全宗教社会”步入“半宗教半世俗社会”

　　1，人类历史新阶段：“半宗教半世俗社会”的产生

　　2，商朝是“全宗教社会”

　　3，周朝是中国历史“由群入散”的过渡期

　　4，商朝是群居化社会

　　⑴，日本的证据。

　　⑵，墨家的证据。

　　①，墨家是群居文化，同时是殷商文化的传承者

　　②，“杨近墨远”的本质，是“群散之别”

　　二，第二次历史巨变：周汉之变，中国历史正式“由群入散”

　　1，秦制与汉制的区别

　　2，汉代的艰难探索期

　　3，完善的汉制：基层自治，无为而治

　　4，传统文化缺位状态下的所谓“自治”＝“自腐”、“自烂”、“自黑”

　　三，第三次历史巨变：清末之变，中国由“半教半俗社会”进入“全世俗社会”

　　1，清末之变的幅度，相较于欧日，原本应该小的多

　　2，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凭空创造一个“新”社会！

　　3，全世俗社会的产生

　　4，中国“半教半俗社会”与欧日“半教半俗社会”的差别

　　⑴古人的节俭是因为信仰，而非贫穷

　　⑵汉唐宋明时代的奢侈享乐之风

　　⑶“以理杀人”还是遏止全社会的道德滑坡？

　　5，全世俗社会的弊端

　　⑴欧美式制度建立的基础

　　⑵欧美式制度会瓦解吗？

　　⑶全世俗社会的致命伤：无底线之争！

　　6，人禽之辨：人的自由与非人的自由

　　⑴有德的自由与缺德的自由

　　⑵“启蒙”加剧无底线之争

　　7，清末以来的“由散入群→由群入散”趋势

　　⑴改造国民性：新“上帝造人”运动——由散入群

　　⑵全世俗社会与群居化社会之不相容

　　⑶回归数千年历史大势——由群入散

　　8，对于前人的过失，要保有一份宽容

　　结语

　　备注

　　正文：

　　前言：论历史之不可割裂

　　“历史不可割裂”之论断，于史学研究帮助甚大，以往不少人惯以割裂眼光观史，如此直如盲人摸象、

　　管中窥豹，难脱一隅之偏。“不割裂”即为“统一”，故惟以统一眼光观史，方可见历史真相。而新史

　　观——《群散论》，即由此而生。“历史不可割裂”，不惟前后卅年如是，前后百年又何尝不如是？同

　　理，华夏历史上下五千年亦为一个整体，又何尝可以割裂？何尝可以相互否定？

　　——本文，仍秉承“行前人所未行、发前人所未发”之精神，通过对中国历史上三次巨变的深入浅出之

　　解析，并辅以与欧日历史之对照，力求让历史真相浮出水面，以便能准确地发现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规

　　律。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巨变，第一次是殷周之变，第二次是周汉之变（即史学界所谓“周秦之变”），第三

　　次是清末之变。每次剧变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也都引发了一段较长时间的探索期。

　　巨变期与探索期是紧密相连的两个历史阶段。其或由巨变引发探索，或由探索引发巨变。总之巨变与探

　　索总是形影不离，相濡以沫，这也是历史事实。

　　一，第一次历史巨变：殷商之变，中国由“全宗教社会”步入“半宗教半世俗社会”

　　1，人类历史新阶段：“半宗教半世俗社会”的产生

　　殷周之变是中国历史上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巨变。这是一场文化信仰层面的巨变。“周朝发生的第一个重

　　大事件，即宗教信仰之巨变，其由殷商时代‘人格化上帝’之信仰转为‘形而上之道’（即天道）的信

　　仰。——这就是周朝的‘宗教改革运动’”［1］。

　　这种新的信仰形式，导致了宗教信仰自由的产生。“宗教是人类对‘宇宙第一因’的解释，而宗教信仰

　　自由，则是人们对‘第一因’的自由解释权。换言之，如果只存在一种对‘第一因’的特定解释，其他

　　人必须服从这种解释，个人没有独立的对‘第一因’的解释权，那就是没有宗教信仰自由。相反，每个

　　人都有对‘第一因’的自由解释权，那就是有宗教信仰自由。 中国式的‘形而上之道’信仰，由于‘

　　非人格化’，且‘不语怪力乱神’，所以就为每个人对‘第一因’的解释打开了思想空间，于是人们就

　　可以按照各自的个性化的理解去解释‘第一因’，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就此诞生。”［2］

　　但其影响绝不仅仅于此，关键在于这种文化层面的巨变，意味着人类历史由原本的“全宗教社会”从此

　　步入了一个历史新阶段：“半宗教半世俗社会”（以下简称“半教半俗”社会）。

　　全宗教社会，是指宗教在整个社会起全面主导作用的、亦即以宗教来指导政Z、经济以及生活等各方面活

　　动的社会，也就是“政（经）教合一”或“以教主政（经）”之社会。半教半俗社会，是指虽有宗教，

　　但宗教并不起全面指导作用之社会。也就是“政（经）教分离”之社会。

　　2，商朝是“全宗教社会”

　　商朝是一个宗教社会：“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3］可见其宗教氛围是相当浓厚的，

　　故称之为“全宗教社会”，是恰当的。而周朝则是“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4］，故称周朝是“

　　半教半俗社会”，亦恰如其分。中国由“全宗教社会”过渡到“半教半俗社会”，如上所言，这是周初

　　“宗教改革”的结果。从此直到清末的三千多年，中国始终都处在“半教半俗社会”状态中。

　　而对于欧洲而言，中世纪，是其“全宗教社会”；改教运动与启蒙运动后，欧洲逐渐进入了“半教半俗

　　社会”。——注意两点：一，商朝是中国的全宗教时代；中世纪是欧洲的全宗教时代。二，自周朝至清

　　末，是中国的半教半俗时期；自改教运动、启蒙运动至今，是欧洲的半教半俗时期。——中西方的这种

　　文化层面的差异，对各自的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

　　前文《群散论》有云，“中国历史在汉代正式进入散居化社会”，——这是从民众的生活方式着眼得出

　　的结论。所以，从文化层面看，“自周朝至清末，是中国的半教半俗时代”，这意味着周朝和汉唐宋明

　　清的文化是相同的文化，所谓“百代宗周”，其所“宗”的，正是“文化”。所以周朝与汉唐宋明的相

　　同点，在于文化。而同时，周朝的制度和汉唐宋明亦有不小差别。这种差别，即“群散之别”。

　　3，周朝是中国历史“由群入散”的过渡期

　　问题来了。前文《群散论》曾言，周朝是一个类群居或类散居社会。很显然，它并非群居化社会，亦非

　　散居化社会，那么周朝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社会呢？

　　答案很简单：周朝是中国历史从“群居化社会”向“散居化社会”发展的过渡期。正因为它是过渡期，

　　所以它既具备群居化社会特征（如公田及封建等级制等），同时又具备散居化社会特征（如半教半俗、

　　私田、以及“其阶级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5］）。“其阶级之不甚凝固，缺乏封畛”的原因，也是

　　由其“半教半俗社会”状态决定的，如梁漱溟所言，由于其“宗教不足”，故而“贵族而脱失于武力，

　　其所余者还有何物？那就只有他累积的知识和初启的理性而已。这就是士人。中国封建毁于士人。他力

　　促阶级之融解，而他亦就是阶级融解下之产物，为中国所特有。”［6］

　　由此可见，“士人”群体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士人消解了阶级，士人导致了封建的解体，

　　士人用理性代替武力......在周朝之后的三千年时间中，士人始终都是中国历史的主导者，直到清末。

　　4，商朝是群居化社会

　　前文《群散论》指出了“人类历史进入散居化社会的三大标志：废除封建等级制、实行基层自治以及平

　　民姓氏的普及”，其实散居化社会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它必不是全宗教社会。——全宗教社会，是人

　　类历史上的群居化社会能够得以长久存在（比如数百年乃至逾千年）的基础。比如西方中世纪和日本明

　　治前，都是全宗教社会，所以他们的群居化社会才会维持上千年之久。如梁漱溟所言，“封建社会（特

　　指欧日传统时代，不指中国从汉至清这段）得以长久存在的基础，即是宗教和武力”。［7］

　　所以对于群居化社会而言，宗教和武力二者缺一不可，二者缺一，其群居化社会就必不能长久存在！因

　　此，一旦人类社会脱离了全宗教社会，进入了半教半俗社会，如周朝，它就已然失去了形成群居化社会

　　的基础。

　　而既然周朝是“中国历史由群入散的过渡期”，那么显然，商朝就是群居化社会了。事实上，商朝也具

　　备群居化社会（如欧洲中世纪）的所有特征，包括“全宗教社会”、“封建等级制”、“群居化生产生

　　活方式”（比如“率民以事神”，连“事神”都要“率民”，可见其群居化特征之明显）等。

　　商朝是群居化社会的证据不仅于此。还有一些旁证。

　　⑴，日本的证据。

　　前文《解析中日欧国民性，及其历史成因》(以下简称《国民性》)有云，“（历史上的）日本是一个群

　　居化社会”。而历史上日本这个群居化社会与中国历史上的商朝又有着不解之缘。

　　“荻生徂徕（1666—1728）...曾提出过一个耸动士林的命题，即日本的历史文化就根本而言乃源自中国

　　大陆的‘夏商古道’”。2005年4月，积七十年之心力专攻甲骨金文的白川静（1910—2005）教授....倾

　　吐了他毕生的研究结论，即‘大和朝廷’与‘殷’之间实具有特别的渊源关系。他认为，‘殷周鼎革’

　　后，一部分殷民后裔通过东北地区进入朝鲜，而另一部分则直接渡过渤海，来到了日本的北九州。白川

　　氏不仅通过‘拥有神话体系的王权’、‘纹身与贝、玉文化’以及‘政教分离’体制下宗教权力的最高

　　执掌者（天子或天皇）不必担负世俗责任等殷商与日本之逼肖处，立体地阐解了两个时空之间的深刻文

　　化关联，还首次系统披露了一个令人惊愕的事实，即今日天皇即位时不可或缺的“皇室典范”之一——

　　—‘大尝祭’仪式及其‘真床覆衾’古礼，竟也与殷商同源！”［8］

　　既然“（历史上的）日本是一个群居化社会”，而如荻生徂徕与白川静等日本学者所论证的“日本又来

　　源于中国商朝”，由此可知，商朝也是一个群居化社会无疑。

　　⑵，墨家的证据。

　　①，墨家是群居文化，同时是殷商文化的传承者

　　“墨子是宋人的后裔，宋就是殷商的后裔，所以墨子的思想，继承了宋国的传统（孔子虽然也是宋的后

　　代，但孔子的祖先一直住在鲁国，而鲁是周人文化的后裔）”［9］。

　　具体而言，从思想看，墨子“尚同”［10］，与“同”对立者是“异”。同即是单一，异即是多样。是

　　故，墨子尚同，即是尚“单一”，反“多样”。而如《群散论》所言，“群居化社会即是单一化社会，

　　散居化社会即是多样化社会”。由此可知，墨家文化既然“尚同”，故其为群居文化无疑。

　　另外，墨家的“兼爱”［11］，跟儒家的“爱有差等”［12］明显不同。儒家“爱有差等”来自于周朝

　　理念，是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的小共同体（家庭、家族）思维。墨家的“兼爱”来自于殷商，是一种超血

　　缘的“爱”，视父母家人与路人无别，这类似于西方基督教，是一种超越家庭血缘关系的大共同体（社

　　会、国家）思维。而基督教，亦恰是群居文化。

　　再者，墨家实行的“巨子”制度，是一种纪律严明的群居化组织形式，“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

　　赴火蹈刃，死不还踵”［13］。这更加证明墨家是一种“群居文化”。而儒家、道家则没有“巨子”这

　　样的群居化组织形式，也证明儒家、道家乃“散居文化”。

　　由此可见，作为殷商文化传承者的墨家文化是“群居文化”无疑，因此，墨家的源头——殷商文化，亦

　　是群居文化无疑。所以，殷商时代，是“群居化社会”。

　　②，“杨近墨远”的本质，是“群散之别”

　　孟子在论及儒家思想与杨朱思想、墨子理论时曾言：“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14］这就是

　　杨近墨远的来历。

　　其实，杨近墨远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墨家文化是群居文化”，而“儒家、道家文化皆是散居文化”

　　。散居文化与散居文化之间自然感觉比较“近”，而它们与群居文化的距离自然要“远”很多了。

　　由上可知，殷商之变，是一场推动中国历史由全宗教社会步入半教半俗社会的宗教变革，而这种变革，

　　也使得周朝成为中国历史“由群入散”的一个过渡期。

　　如此，在经过后来的“启蒙运动”（百家争鸣）后，中国在汉代，彻底进入散居化社会（欧洲则在启蒙

　　运动后，逐渐进入散居化社会）。

　　二，第二次历史巨变：周汉之变，中国历史正式“由群入散”

　　1，秦制与汉制的区别

　　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有太多误解，比如，人们普遍把秦制和汉制相混淆，这种混淆从清末就开始

　　了，如谭嗣同曾言，“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15］谭嗣同的观点显然是极端的。其实，

　　秦制与汉制有着本质区别。

　　秦制与汉制的主要区别，如《群散论》所言，“在于民众独立性之有无”。

　　事实上，秦制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短暂的，——它也无法长久，因为它是群居化社会，所以它是要不断

　　致力于“疲民（弱民、贫民）”［16］的，因此其社会的文化、政Z、经济各方面都必然出现严重问题，

　　绝难以长久维持（短则十五年，多则三十年）。而通过商鞅的观点亦可知，法家这帮人的思维能力，实

　　在是幼童级别的，是单线性的、无法进行整体的、多角度的思考，比如以“疲民（弱民、贫民）”为例

　　，他们就只想到了一面，却没有想到另一面：如孟子言，“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

　　侈，无不为也”［17］。此现象后来被老Ma总结为“无chan者更具歌名性”。——这就是商鞅、韩非等

　　法家人士没有想到的那一面。事实上，陈胜吴广们，就是秦始皇、商鞅、韩非们主动制造出来的“疲民

　　、弱民、贫民”，正因为其“疲、弱、贫”的悲惨处境，也使得他们同时获得了“等死，死国可乎”

　　［18］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之大无畏歌名精神，从而成为秦制的掘墓人。

　　因此后来到了汉唐宋明时代，历代朝廷逐渐深刻认识到了秦制的巨大危害，所以他们往往都与秦制反着

　　来，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以及宋代朝廷鼓励民众聚族而居等等，皆是如此。

　　由上可知，法家思想（秦制），是失败的历史教材，早已被历史所抛弃。——汉唐宋明时代，不是秦制

　　时代。

　　2，汉代的艰难探索期

　　但是，由于汉代处在“周汉之变”的历史巨变中，所以汉代同时也是一个探索期。在历史巨变期，由于

　　风云变幻、波谲云诡，社会形势纷繁复杂，所以更需要慎重处理各种社会事务，一旦处理不好，就很容

　　易出现短命朝代，比如在“周汉之变”以及“清末之变”这两次历史巨变中，都产生了短命朝代。

　　在这个探索期中，汉初行黄老之治，无为而治，很快使得汉朝进入“文景之治”的盛世期：“民人给家

　　足，都鄙禀yu尽满，而库府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

　　外，腐败不可食.....［19］

　　汉初由无为而治导致经济盛世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只要朝廷政策得当，民众

　　过上富足生活从来都不是问题。换言之，若民众生活出了问题，十有八九是由政策失误所致。所以到了

　　汉武帝时代，问题来了。——在文景之治的盛世繁荣鼓舞下，汉武帝有点忘乎所以，于是他重新拾起了

　　秦始皇那一套，“穷奢极欲，繁刑重敛，...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

　　然.....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尝严明，晚而改过，顾托

　　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20］

　　——司马光认为，汉武帝“有亡秦之失”、“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这个评价是中肯的。首先

　　，由于汉朝处于历史巨变时代的探索期，对于到底该如何治国，也确实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比如，用

　　道家理论更好还是儒家理论更好？再比如，法家虽然导致了秦朝速亡，但这是否具有必然性？是否只是

　　一个偶然？——“在秦始皇所处的客观环境下搞这套不行，现在环境变了，搞这套难道也不行”？对于

　　这些问题，当时的人们心中并没有确定答案。所以需要摸索。而文景之治的盛世繁荣又给了汉武帝十足

　　的底气，故而促使他要重新尝试法家那套东西，要再过一把“始皇瘾”，结果很快就搞得差点亡国。

　　所幸他能“晚而改过”，并坦承，“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

　　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21］这才有了《轮台诏》，其中有“曩者，朕之不明”的说法，“不明

　　”即“昏”，能承认自己“昏”，可见其“晚而改过”的态度是诚恳的。

　　此后，汉唐宋明历代朝廷终于彻底认识到秦制的致命弱点，从此以儒家、道家的“无为而治”理念为主

　　旋律。

　　3，完善的汉制：基层自治，无为而治

　　中国历史在进入散居化社会、度过探索期之后，其“基层自治”是相当彻底和完善的。在当时（汉唐宋

　　明清），民众基本与官府不发生关系，一切问题多由民间自行解决。

　　如明代吕坤有言：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22］

　　“所以（传统时代）有一副楹联常见于县衙门，说‘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

　　”。［23］，——这是官方展现的“无为而治”之鲜明态度，而在这样一种官方力挺的态度中，民众显

　　然也就具备了相当高的自由度。

　　由此，老毛曾言：“中国固自由也，人民与国家之关系，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故曰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我哉！惟无关系也，故缺乏国家思想、政治

　　思想。”［24］

　　对此，梁漱溟亦言，“事实上，（民国之前）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河北

　　省民间谚语，说‘交了粮、自在王’，意思是：完过钱粮，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无其他管制）。至

　　于讼事，你不诉于官，官是不来问你的。不论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间自了。近代以前的西洋社会，

　　多数人没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国人却可说是自由太多－－孙中山先生有此语。......太平有道之世，国

　　与民更仿佛两相忘，则是中国真情”。［25］

　　这种基层自治是相当彻底而牢固的，乃至当时维护社会治安，亦完全由基层民众自行解决。——注意：

　　当时并没有现代警C制度。——如梁启超曾言，“（家族中）有乡团，本保及三保联治机关分任之，置枪

　　购弹，分担其费。团丁由壮年子弟志愿补充，但须得耆老会议之许可。团丁得领双胙，枪由团丁保管（

　　或数人共保管一枪）。”［26］

　　盖国家之功能有二，其一为“攘外”，其二为“安内”。后者就包括“维护社会治安”之责任。而传统

　　时代“安内”中的“维护社会治安”之责，是由民众自己解决的。先是“里甲制”，后是“保甲制”，

　　其主要功能，就包括维护社会治安，起到现代警C之作用。——所以，近现代很多人，由于对中国历史的

　　无知，他们往往从现代社会的那种立场去看待古代社会，比如从现代警C制度的角度看待传统社会，由此

　　产生重大误解，比如他们指责保甲制等是对民众的钳制，其实，若无保甲制等在民众自治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维持社会治安的相关制度，民间必彻底失去秩序，沦为盗匪横行的丛林世界。是故，正如前文《对

　　清末以来“疑古”乱象之反思》所言，“读史时，不要以今度古、不要以己度人，这是基本的学术态度

　　。否则难免陷入误区。”

　　国家的社会治安，由基层民众自己维护，这当然也是一种责任（负担），但由此亦可看出古代中国基层

　　自治程度之深。从社会治安到生活百态，全由民众自己解决。

　　4，传统文化缺位状态下的所谓“自治”＝“自腐”、“自烂”、“自黑”

　　当然，这里所说的“完善的基层自治，无为而治”，特指清末之前（即汉唐宋明清）的那种基层自治，

　　而非指清末之后。清末之前的中国社会与之后有天壤之别。之前，是有传统文化的社会，所以那种基层

　　自治才可能比较完善。而之后，是没有传统文化的社会，——在传统文化缺位状态下的所谓“基层自治

　　”，问题丛生、殊难避免，如很多专家学者调研所示：各种黑社会化、苍蝇级别的贪腐集团如蝇附膻般

　　呈遍地开花之势，绝非偶然。之所以如此，原因很简单：唯利是图之价值观使然。

　　当传统文化消失之际，也就是“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之“以义为本”价值观消失之时，也就是“唯利

　　是图、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以利为本”价值观形成之际。所以实际上当传统文化消失之际，亦即民

　　众的自治能力消失之时。

　　夫自治之本质，即是自我管理，也就是自我控制。一个人要自我控制，需要什么？需要信仰。无信仰则

　　无自控。一个人若无信仰，则必放纵欲望，既要吃喝嫖赌抽，就要坑蒙拐骗偷，如是之人，也就失去了

　　自控能力，亦即失去了自我管理的能力。个人如此，社会亦然。无信仰（传统文化）之社会，有权则个

　　个放纵私欲、以贪腐为能，无权则只恨自己无腐败之机。如是之社会，也就无法自我控制、无法自我管

　　理，也就失去了自治的能力。因此，在传统文化缺位状态下的多数所谓“自治”，其本质，不过是“自

　　腐”、“自烂”、“自黑”罢了。

　　那么，何以全人类中包括欧美日韩等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传统文化都健在，而惟独中国传统文却没了呢？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三次巨变之后的探索期中，被时人们给“探索”没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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