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很多学者提出在中国宋代便出现了商业革命，那为何资本主义萌芽直到明朝中后期才出现？

宋朝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是其经济发展，诚然，宋朝的经济相比于之前确实注入了诸多新的活力。如雇佣关系广泛发展，机户（纺织）、包买商的出现，原始工业化的启动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都为宋朝的经济带来的繁荣。

不过这些都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表像而非实质，即，在封建社会里也会有这些商品经济性质的行会，如封建行会等就是这样商品交流的组织。出现这样的组织，只能说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

（大宋疆域图）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需要两个明确的指标：1，自由人成为生产关系中的主要群体。2，资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参与社会生活。很明显，宋朝在这两个方面都只是初具其形。

宋朝确实出现了早期的雇佣关系，雇工在宋朝许多生产部门中都曾进存在过，而且还有所发展。短工、季工、长工广泛见于史料记载。所谓“饥寒亡命”，亦即他们已经脱离土地，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中挣脱出来。这些是由于宋朝执行的土地政策所衍生出来的，而宋朝的土地政策是“杯酒释兵权”的结果，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动因。

（杯酒释兵权后的土地兼并）

宋朝的土地政策最大的特点是不限制兼并，因此很多破产的自耕农大部分被农奴主吸收为农奴。而在江南地区——地少人多的地方，这些摆脱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自由人”则作为新的劳动力则是有可能被吸收进了手工行业。

因此，看起来严重的土地兼并所创造出的部分自由劳动力为宋朝雇工的大量形成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已经从封建的政治统辖关系中游离出来，即“强力鸷忍”。也就是说，至少在受雇为工期间，无论对地主还是对国家，雇工均无人身依附关系的束缚，从而获得了“把本人的劳动力，当作本人所有的商品来处置” 的自由。

但是，宋朝的雇主与雇工是被“工钱”联系在一起的。两者之间的经济关系是纯货币关系。雇工社会地位低下，导致了二者在社会关系上的主仆关系，隐藏着封建依附关系的可能性，依然具有行会性质。在以土地资源为主导的宋朝，这种早期的雇佣关系还相当的脆弱与不完善。

宋朝所谓的失地农民，在历朝历代都存在，他们被称作流民，宋朝的特殊之处在于这些流民有了除了流浪之外的新选择。这些所谓的“自由人”并不是真正意义的自由人，这有不少是半自耕农，并没有完全脱离土地，没有“自由到一无所有的地步” ；而还有一部分则在实际上成为了雇主的奴仆，某种意义上更像是封建匠师与学徒之间的行会关系。

在宋朝社会上占据主流的，仍然是自食其力的自耕农。

关于宋朝产生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地主、封建官僚的身份依然是主导性质的，资本家只是一个副身份，他们经营产业所获得的利润，并没有用来进行扩大再生产，而是用于购买土地，重新回到了农业经济。这种根深蒂固的农业思维，使得宋朝商品经济再怎么发达，都成了无本之木。

（宋朝城镇繁荣）

这时期的部分雇主开始了类似于产业资本的积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这时的一些官营与民营铁冶作坊已达到了手工工场的规模，这些炉主以铁冶致富，“藏镪巨万”，资本雄厚。他们购置冶铁设备和雇佣工人的投资，只有在卖出铁制产品后才能收回并赚到利润，这是商品生产，且已拥有区间市场。“炉主”们雇工经营的目的，显然是“以生产商品的目的来剥削劳动者。”

商人群体迅速崛起，“谋利”也观念盛行一时。越来越多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投入经商活动，沿海农民甚至集资投入海外贸易。随着商人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的雄厚，商人阶层的实际地位有所提高，商人的社会影响亦在扩大。与此同时，体现商人意识的谋利观念对传统观念的冲击力也日益增强。

以叶适、陈亮为代表的浙东功利主义学派的崛起，表明传统儒家义利对立论的一统天下裂开了缝隙。

但是，无论是商业的繁荣，还是广义上商人队伍（包括经商的官僚、地主、士人、农民等）的崛起，都没有是中国形成西欧式的“重商主义”，从而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重农抑商的农业经济模式。

宋朝的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的趋势是“同官僚、地主逐步结合，向封建势力转化，形成为官、商、地主的三位一体，在宋代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为一个重要的势力” 。官僚、地主进入商人队伍只是增加了一个副身份，而商人向官僚、地主的靠拢则是要彻底改变身份。

（宋朝海外贸易繁荣）

这种改变的最深刻最本质的意义就是资本向土地的转化。尤其是在疯狂的土地兼并潮流充斥着社会的时候，这一点就更为突出明显。土地产生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而在宋朝的时候，在满足基本需求的时候，它的政治意义和精神意义就大大的超过了经济意义；土地甚至不含有近现代土地的不变资本的性质。因此，宋朝形成的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实际上被土地大量的消耗掉了，从实质上讲，商业资本又退化成为了农业资本。

同时，宋朝发达的商品经济，实际上也出于政府的引导和诱使，诸如赋税之类，农民需要缴纳各种各样的赋税，因此不得不参与商品交易和流通。因此，这种商品经济并非纯粹经济动因，更大程度是被动使然。

所以，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即使有存在的基础，却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文化和社会土壤，其最终夭折可能是政治、军事造成的偶然现象，但是衰退则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商品流通的终结者——土地和园林）

宋朝的中国在表象上，确实出现了一些类似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如雇佣关系、原始工业化、商业资本的积累等等。但是，这些表象特征并没有改变宋朝发达地区的生产方式，它的实质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土地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地主官僚经济体制的结合体。因此，宋朝并没有出现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这种情况即使到了明朝，依然得以延续。因此，明朝晚期是否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其实也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传统中国的农业思维太过于强大，导致社会商品流通的最终导向都到了土地，而土地又没有大面积的作为产业资本进入社会流通，所以，商品经济再怎么发达和繁荣，都缺少持续的投入来扶持，最终不能形成强大的势力和阶级。

标签： 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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