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家为秦朝打造的体系下，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力，对政治的稳定与否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所以秦朝之所以迅速崩溃，正是由于胡亥才、德均不足，被赵高、李斯糊弄导致。
因此，如果改由子婴或扶苏继位，历史肯定会被改写。但改成什么程度？顶多只能多续几年命？还是像汉朝那样延续数百年？
现在看来，除非秦朝廷出现一批强势的战略家、改革家、思想家，否则很大几率都是第一种情况。
近千年的制度被一朝改变，秦朝面临着几大难以逾越的困境本着“事后诸葛亮”的赖皮精神，后世很多士大夫一致痛斥秦朝的“残暴”。但抛开秦二世在位时的胡作非为，如此评价之前的秦国、秦朝略显不公平。
自公元前1046年周王朝建立，华夏大地一直实行分封制，天下被分割成几十、上百个小王国。虽然名为周天子麾下的诸侯，但随着时间的推进，长期的各自为政，必然会造成文化、文字、乃至语言的差异，（邯郸学步等典故告诉我们，连走路的方式都有可能有巨大区别）。若没有出现新的制度、放任这种局面发展，最终只能是各自愈走愈远，造成永久的分裂、不断的战乱（如同近代前的欧洲）。
而秦朝通过法家改革，不但实现了自身的富国强民、消灭了割据，而且在各国施行郡县制、废除世袭分封制，更是推进“车同轨、书同文”等伟大变革，奠定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基础。
但是，无论任何时期，让人们改变旧习惯总是最困难的，更别说这套习惯已经沿用了八百多年。秦朝统一天下后，面临着以下一时难以解决的现实矛盾：
打天下的政策，难以用来治天下。秦国的强盛秘诀，核心是将各阶层捆绑在“农、战”两大立国之本上，以严格的赏罚鞭策国民打鸡血般的种地、打仗、立功、获得爵位，最终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说得直白点，这就是军国主义；保证其机制的有序运转的重要前提，就是要有敌人存在。而在灭六国后，虽然秦始皇也派兵北伐匈奴、南征百越，但在华夷有别的传统观念下，动力、方式都不能与以往相提并论。这种情况下，如何团结、稳定各阶层，维持社会有序运转，就成了新时期秦国统治者需要急切解决的问题。
如何处理原有的贵族阶层。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是，在正史中，传说中“残暴”的秦始皇并没有对六国贵族大开杀戒。这一庞大的遗老遗少群体失去了以往的特权与既得利益，其内心的愤怒、不安、仇视可想而知。而且他们有知识、有手段、有套路，是秦朝政权的巨大潜在威胁。
治秦国的经验，如何扩展到庞大的王朝。在秦国时期，数百年形成的“秦人”概念，使国家的治理相对容易；而秦朝建立后，原各诸侯国的百姓对自己的定位还是“楚人”、“赵人”“齐人”等等；而且在统一的过程中，秦国与各国间有着血海深仇，如何尽快消除隔阂，将关系到大一统政权是否稳定。
因此，统一六国后，当有大臣建议实行分封制时，应征如此感慨这一制度的巨大危害：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所以他在世时，将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同时不断的四处巡游，其主要目的并不是游玩，而是为了宣扬国威、震慑六国贵族、稳定社会秩序，使百姓逐渐习惯新的统治。但这毕竟只是权宜之计，如何实现制度的及时改弦易张，才是长久之策。不过显然他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摸索、探究。
汉朝解决上述问题，耗时上百年而经过秦末“农民起义”以及楚汉相争后，刘邦建立的汉王朝，则在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础上，经过上百年的摸索，终于初步实现了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的成功转型：
第一，逐步由分封、郡县相结合，过渡到纯粹的郡县制。
在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团结力量，刘邦利用各路豪杰内心中根深蒂固的“裂土封侯”心理，如其所愿让他们封王。但在西汉建立后，首先拿这些异姓王开刀，其后更留下非刘氏不得为王的家规。然而自家人也不靠谱，这是周天子时期已经证明了的无情规律，其后汉朝廷经过平定七国之乱、推恩令，直到汉武帝时期，终于彻底铲除了分封制的威胁，也使整个社会最终接受了郡县制。
第二，从最初的外道内法，逐渐演变到外儒内法、兼之以道。
经过连年的战争后，西汉王朝建立后可谓穷的叮当响，老百姓那就更惨，《史记·平准书》是这样形容当时的惨境：
丈夫从军旅，老弱转粮饟，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刘邦凑不齐四匹同色马，而当时北方的匈奴却骑兵数十万...
在内忧外患之下，汉朝初期的几代统治者都施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之道（即道家），鼓励社会恢复生产。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已经彻底大变样，号称：“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儐而不得聚会”，与西汉初年完全是天壤之别。
然而西汉的开国者们，前身大多是秦朝的基层官员，他们内心深知秦朝法治的正确性。因此，西汉仍完整沿用了秦朝的法律制度，即我们常说的“汉随秦制”，只是没有秦朝时那样事无巨细，而且几代皇帝在位时，逐渐进行了人性化的改革。
而汉武帝在位时，由于多年的放任发展，新的社会问题已若隐若现，《史记》称：“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於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即土地兼并严重，资本之手已经逐渐涉及到政治，整个社会风气极端奢靡，物极必反的隐患已经出现。
好在到这时候，一大批思想家、战略家的已经逐渐摸索出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前有晁错、贾谊，此时有董仲舒，汉武帝时期终于确立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治国思想。但实际上是外儒内法、兼之以道而已，这也成了其后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祖传治国秘方。
结论—秦朝快速灭亡，是时代的必然性而秦朝的皇帝们，并没有西汉那样的条件去摸索新的体系。
首先，他们是六国的仇人，天生自带嘲讽技能，整个社会不给他们“无为而治”的机会。如果放松压制，六国贵族的反弹首先会把让他们吃的骨头渣都不剩；而同为“暴秦受害者”的楚国人刘邦去执行这个任务，大家心理上自然更能接受。
其次，秦统一六国后，严格的郡县制，让各诸侯国主流群体都怀念分封制。然而经过项羽分封造成的乱局、西汉初年诸侯之乱后，整个社会逐渐认同郡县制的合理性。所谓“不见棺材不掉泪”，这一过程，客观上需要较长的时间。
其三，李斯提出的焚书之策，虽然能一时解决统一六国后维持思想稳定的需要，但客观上不利于新思想的探索。其实嬴政在封禅泰山时，还令儒生研究相应的程序、规则；同时他的长子扶苏也是儒家的忠实拥趸，这都反映出本人秦始皇对于儒家并非深恶痛绝，只是需要时间，去把各理念相结合，并使之让各阶层能接受。
但秦始皇突然去世，对于接班的执政班子并没有安排好，所以秦朝才落入了胡亥、赵高之手。但即使扶苏等温和派继位，若完全实行儒家治国，势必也会引发社会动乱。如何摸索出一套相对温和，但又严肃、权威，能维持大一统的执政之道，客观上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相应的代价。因此，在秦始皇去世后，除非出现奇迹，秦朝撑不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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