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封虽然是“八朝古都”，但多为霸业政权，只有北宋这一个大一统王朝在此立都，这说明开封对于大一统王朝来说并非首选。相比较开封而言，北方的西安、洛阳、北京更受青睐，事实上宋太祖赵匡胤当年也有迁都洛阳、西安之意，只不过受诸多因素影响而作罢。这些因素当中有人为的干扰，也有客观的需求，在那个时期，开封无疑是最佳的定都对象。
人为因素的影响
“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续资治通鉴长编》
当年宋太祖曾表达过迁都之意，其迁都的原则是挑选地理位置利于防御的，这样便可凭地理之险，裁撤一些不必要的军队。这与宋太祖强干弱枝的军事布局其实是吻合的，都城如果能据山河之险，则会比中央禁军更可靠。而这个想法被赵光义一句话噎死了，他对张匡胤说了句“在德不在险”，此话的意思就是治理国家是以徳为主，以徳服人还需要什么山河之险呢?这话赵匡胤怎么接?执意迁都就是不愿做一位以德服人的君主，这个坑他可不敢跳!只好在私下无人时，赵匡胤才对赵光义说“晋王之言故善，今姑从之。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京邑凋弊，一也;宫阙不备，二也;郊庙未修，三也;百司不具，四也;畿内民困，五也;军食不充，六也;壁垒未设，七也;千乘万骑盛暑扈行，八也。”——李符
反对宋太祖迁都的人除了赵光义，还有起居郎李符，他大概提出了迁都洛阳的八大难题。大概意思就是洛阳自唐末的长期战乱已经凋零，重建为都的成本太高，基础设施建设、人口迁移、土地划分等工作相当繁杂;军事上虽然易守难攻，但四塞皆需要重建防御体系，北宋立国不久，这样的巨大费用是无力承担的。
当时赵匡胤并未听取李符的建议，然后又蹦哒出来个李怀忠，此人为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他对赵匡胤说“东京有汴渠之漕，岁致江、淮米数百万斛，都下兵数十万人咸仰给焉。陛下居此，将安取之?且府库重兵，皆在大梁，根本安固已久，不可动摇。”李怀忠的这席话其实点明了开封的主要优势，即漕运便利，从而能够养活首都规模庞大的人口(包括军队)。
我国古代运河开凿疏通的主线就是南北、东西互通，政治中心的东移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运河能接通到哪里。从西安到洛阳，关中地区无法满足日益庞大的人口规模时，洛阳的地位便陡然提升，隋唐时期若非关陇政治因素，迁都洛阳必然会成形，而非只是一个东都。隋唐大运河的开凿，其核心目的也是将南方粮食、财富运往洛阳。
然而运河开凿、维护的成本相当高，隋朝开凿通济渠便是为了供养洛阳，此渠分为三段：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东循阳渠故道由洛水注入黄河;中段自洛口到板渚，是利用黄河的自然河流;东段起自板渚，引黄河水走汴渠故道，注入淮水，从而联通黄淮。隋朝又在洛阳建设了五大粮仓，用于储存南方运输而来的粮食，这个“南粮北运”的大工程是隋唐时期洛阳得以维持繁华的保障。
但这条路线因连接水系沙土较多，每年疏通河道之成本非常昂贵，而开封所在位置是通济渠东段，其中的汴渠连接黄淮两大水系，既能满足南粮北运的需求，同时也省去了中、西段运河的维护费用。所以赵光义说“京师屯兵百万，全籍卞渠漕运东南之物赡养之。若迁都洛，恐水运艰难”。因为在北宋建立之前，后汉、后周也是立都开封，几乎放弃了通济渠中西段的维护保养，北宋倘若迁都，则需再次疏通河道，当年隋炀帝修通济渠时可是动用了数十万民夫，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宋初显然不具备这种国力。
再说个题外话，元朝末期大运河堵塞，元朝统治者也是考虑到疏通河道成本太高，故而选择了放弃内河航运，改由江南沿海码头向元大都运送粮食。所以朱元璋等南方割据势力控制了海岸线后，元朝的气数就尽了，朱元璋能够完成由南向北的统一，很大程度上源于此因。
这里是客观事实，我之所以按人为因素来讲，主要考虑到劝谏之人的动机，至于漕运的客观原因，后边再讲。无论是李符还是李怀忠的劝谏，赵匡胤都没怎么在意，但赵光义劝谏之后就不再提迁都的事儿了，毕竟张匡胤也不愿做一个无德之君。那么赵光义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赵匡胤有个儿子叫赵德芳，这个人在“斧声烛影”事件中扮演了一个矛盾角色，他也是此事争议最大的诱发因素。很多学者提出张匡胤有意传位给赵德芳，那么赵德芳与迁都有何关系呢?殊不知，赵德芳的岳父焦继勳当时任河南府尹，治洛阳，而斧声烛影的另一位主人公赵光义则时任开封府尹。有人说开封府尹在北宋就是储君挂职锻炼的职位，其实在北宋开国之初，这个潜规则是不存在的，闲散宗室一样可以出任开封府尹。
但既然历史上发生了“斧声烛影”的事件，就说明赵光义是觊觎皇位的，赵德芳不管有没有被立为储君的意向，至少迁都洛阳都对赵光义不利，因为赵光义的势力、人脉集中于开封。如果迁都洛阳，那么赵德芳的老丈人必然是其争夺皇位的有力后盾。所以迁都一事明面上有很多客观因素，但政治斗争的影子随处可见，迁与不迁都是人为因素主导的。提出“八难”的那位起居郎李符，最后也当上了权知开封府，这绝非是巧合吧?
客观因素
当赵光义说出“在徳不在险”以后，赵匡胤也给出了很直接的回应：“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之所以会这样说，赵匡胤是想通过据险来缩减军队规模，而留都开封，无险可守，则无法缩减军队规模，那么就需要源源不断的财力流入京师，以供养规模庞大的禁军。所以“在徳”二字就是空话，这只不过是赵光义向哥哥的政治发难，其实开封与洛阳的都城选址，最客观的就是落在禁军与漕运两个关键点。
唐亡于藩镇是不争的事实，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就是为了杜绝藩镇，然后以中央禁军达到”强干弱枝“的功效。这种尝试在五代已然形成，后梁军事虽然仍然依靠藩镇力量，但“侍卫亲军”的概念已经形成。后唐灭后梁时，庄宗扩充的“牙军”已经初具禁军之形，但这种牙军在战后被遣返回原藩，还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央军。后唐明宗以此种模式兴起并夺取皇位后，便着手禁军制度的改革，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亲卫军”，并将其置于中央序列，是由国家供养的职业军队，北宋禁军便是延续了这种模式。
既然是职业军人，那就需要财政供养，换今天的话叫体制内铁饭碗。后梁军事力量主要依靠范镇，京师军队规模较小，所以后梁开平元年时，长安因战乱损毁，朱全忠迁都洛阳并未遇到供养军队的压力。此时虽也有过定都开封还是洛阳的争执，但“从近古之制”依旧是最主流的意见。何为古制?即“立四庙于西京”，也就是祭天，祭地的那套东西，重立皇帝“郊祀”之四庙，必于洛阳之南，这便是传统古制。所以当时朱全忠的军事基地在开封，定都却选在了洛阳，这是有历史情节的，也是禁军模式未成形的结果。
梁末朱友珪篡位后，其异母弟朱友贞被授东京留守、开封府尹，这个不安分的弟弟于乾化三年(913年)率领开封的禁军发动兵变，诛杀了朱友珪，随后于开封定都称帝。当时关于这个定都也受到百官阻挠，朱友贞则以“贼平之日，即谒洛阳陵庙”为推脱，这既说明了洛阳在选都的历史情节，也说明了开封供养军队的战略地位不可替代。
后来后唐庄宗开始组建类似禁军的组织，置于洛阳周围，可由于洛阳周围粮食贫乏，导致了供养不足，禁军叛乱，庄宗也命丧叛乱。所以后来的后唐明宗只能把军队养在开封，行政中枢留于洛阳。后晋、后汉都是参照这个模式，但在皇帝行幸开封成为常例时，开封的都城化建设也逐步展开，直到后周太祖正式将都城定于开封。
这个历史发展就说明了洛阳在当时除了历史情节和险关要隘外，就再无可取之处!后唐以后的禁军规模动辄“卫士不下十万”，这十万人不事生产，享受“财政全供”，每年吃掉百万石粮食，其裙带家属、随军等，亦由中央朝廷安置补贴。不管管家承担的起否，首先要求一条畅通无阻的运输补给线通达屯兵处，这就对漕运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前文说了隋唐修大运河以惠泽洛阳，而到了北宋建国时大运河是何等景象呢?据载，“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且当时江南属于割据政权，想通过漕运达到南粮北运几乎不可能。
在这一点上，赵光义看在了前头，他在力主定都开封时，一方面为太祖“强干弱枝”的思想而扩充禁军，一方面大力修浚汴渠相关水道，待北宋灭掉南唐以后，控制了南方大部分产粮区，这才使汴渠畅通无阻的将南方粮食运抵北方，惠泽了开封。在此之前，开封的屯军规模并没有北宋大，此地主要通过五丈河从山东调粮，岁入百万石而已。而汴渠疏通之后，岁入六百万石，这才是北宋禁军赖以拱卫京师的基础。而汴渠疏通之人力物力已经损耗巨大，再将古之通济渠全线修通，只为迁都，这种买卖谁看来都不划算!
赵光义为开封做出的规划与贡献，完全战胜了洛阳的历史“权威”，也彻底改变了五代以来洛阳行政、开封屯军的奇葩格局。加之宋太祖得国不正的后怕，志在铲除藩镇之害，故而也就认同了赵光义的规划，将行政、军事集权统归一城，实现“强干”的最大化。太祖口头表示迁都意在裁撤冗兵，其实早就默认了开封的战略地位，只不过他收复燕云未成。这一计划倘若达成，开封也就不会遭到后世诟病了，燕云若得，开封完全可以在北方屏障的保护下安然无恙，辽、金也就没那么容易南下入侵了。无论如何，北宋禁厢分治的军事布局对漕运要求极高，开封在当时远比洛阳更具优势，关中西安则早已落魄，根本不在选择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