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生于战国末年,是楚国上蔡人。年轻的时候做过掌管文书的小吏,有一次,看到办公处附近厕所里的老鼠在吃脏东西,每逢有人或狗走来时,就受惊逃蹿。后来李斯又走进粮仓,看到粮仓中的老鼠,吃的是屯积的粟米,住在大屋子之下,更不用担心人或狗惊扰。于是李斯感慨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处耳。”同为鼠类但境遇不同,由此认识到人也同老鼠一样,有出息与没出息,是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爬上高位的自然有出息,沦落下层的自然没本领,他认为人无所谓能干不能干,聪明才智本来就差不多,富贵与贫贱,全看自己是否能抓住机会和选择环境。
的确,在战国时期人人争名逐利的情况下,李斯也是不甘寂寞,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为了达到飞黄腾达的目的,李斯辞去小吏,到齐国求学,拜荀卿为师,学 王之术,然而待其学有所成,不惜背弃了自己的祖国,选择了最有统一资本的国家——秦国。经过吕不韦引荐,李斯得到始皇赏识,李斯谏逐客书,如粮仓之鼠有了施展自己理想抱负的平台,由上蔡之小吏一变而成天下之宰辅,而后“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李斯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实践着法家思想,他以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远见,辅助秦王完成了统一六国的大业,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在巩固秦朝政权,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李斯对历史的影响是重大的,他的功绩毋庸置疑,不可否认,李斯是秦代的风云人物,他的荣辱进退与秦王朝盛衰兴亡有着紧密的联系,李斯是一个有理想和抱负的人,他的才华不可估量,他从老鼠哲学中受到启发,并为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付诸行动,辞官投学,努力提升自我的能力,最终在秦国统一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上演了一出精彩的人生好戏,从布衣到丞相他谱写了辉煌的人生奋斗生涯,他璀璨的人生取决于自己高瞻远瞩的前卫卓识,取决于他心存伟大抱负并努力为其付诸行动的决心,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李斯将他一生追求、顶礼膜拜的绝对权力发挥到了极致,他也登上了事业的顶峰。可是正如司马迁所述,他明明知道儒家《六经》的要旨,却不致力于政治清明,用以弥补皇帝的过失,而是凭借他显贵的地位,阿谀奉承,随意附合,迎合暴政,阴鸷峭刻,推行严酷的刑法治理百姓,之后妒杀韩非,又听信赵高的邪说,废掉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与赵高同谋害死扶苏与蒙恬,他的罪孽不可谓不大。功名禄位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在它的面前,人性中一切自私、丑恶都将被无所保留地激发出来,他将自己变成了绝对权力的奴仆、傀儡。在这里只有更阴险,没有最阴险;只有更无耻,没有最无耻。“鼠在所居,人固择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阳,人臣极位。一夫诳惑,变易神器。国丧身诛,本同末异。”李斯虽然看到了两种老鼠的区别,虽然做出了惊天动地且改天换地的大事,但他自己却永远没有从他的“老鼠哲学”中走出来,没能使自己强大起来。他好像永远都是那个上蔡小吏,永远摆脱不了那种小人物小人格的心态。他患得患失、首鼠两端,永远蜕不出那种委琐细屑。他既没有孔子的宽厚仁德,也没有孟子的浩然正气,还没有商鞅的一意孤行,更没有后来王安石的坦坦荡荡忘怀得失。他绝顶聪明但这一切只是为自己的“老鼠哲学”服务,只是为了一己私利,这便注定了他只能是一个小人。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当李斯选择向赵高和胡亥妥协时,
一方面把国家与人民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伏笔。“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咸阳血染衣。”李斯在追逐权力的路上滑得太远,抽身已是不及,他过分地追求荣华俸禄,以致最终身陷泥淖而导致灭亡。他的悲剧,在于他贪恋富贵,在于他的道德品质的缺失。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李斯是一个不能遗忘的人物,他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曾经辉煌、曾经成功,然而他终究没有成为后人所仰视的圣人,虽是千古一相,可功绩终究掩饰不了在他萎缩的人格的驱使下的卑鄙的行为,在中国封建社会,为了取得一官半职而殚精竭虑、奋斗不止的读书人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李斯就是其中的一个。纵观古今中外,人有才无德可以得势一时,但不会得势永久,这是历史的铁律,因此人性道义面前,他永远都只能算作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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