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欣赏】敬天、明德、保民
——酹酒周公庙，问津齐鲁源
作者：胡春雨
世人莫不知曲阜，是因为孔子，譬如巍巍泰山，令万世高山仰止。然而孔子之不可逾越，在于集中华文明之大成，其所以降临兹邦，在于深厚的历史土壤。当殷周革命，武王开国之际，崛起于西部的周王朝，“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太史公的寥寥数字，点明了曲阜的时空方位——从五帝定伦到周公制礼，这里一直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地带。
《曲阜县志》云：“少昊金天氏，姓己，名挚，黄帝之子玄嚣也”。《史记》载：“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先祖世系，历历可见。上古时代“东方曰夷”，少昊为东夷著名领袖，早在先民追随黄帝奠定中华民族的时代，便曾以曲阜为都。这是坐落于中州与东方之间的重镇，盘庚迁殷之前，一度成为商朝的首都，后来的奄国，依然是“大邦殷”的重要东方屏障。《易》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事大矣哉。”当重塑天下的革命再度爆发，曲阜成为大周肱骨重臣周公的封国，与深入东夷前哨的齐国南北耸峙，与远在陕西故国的镐京东西相望。
《左传》云：“封建亲戚，以藩屏周”，这是五千年国史的大转折，从此山东大地，由悠久的东夷时代向灿烂的齐鲁文化演进。在当时的中国版图上，如荀子所言，新的政权“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占五十三人”，中央王朝一统江山，或封亲戚，或建功臣，棋布要冲，声气相求，稳步取代着来自上古“万邦林立”时代的地方邦国。中国再次向着“大一统”的归宿大步迈进，为秦汉以后的郡县制奠定了基础。随着新政权及其立国精神的确立，深刻塑造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面貌，贯穿封建制度的宗法观念便是其一。其中的主要奠基者便是周公，汉代追封周公为元圣，与孔子并称周孔，来自民族进程的推动。
《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的伟大，在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删诗书，定礼乐”，总结文化之大成，指引人类之大道。在此过程中，孔子云：“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直到晚年慨叹，“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我们隐隐看到，屹立在孔子背后的周公，实乃锻造中华文化的灵魂人物。有周一代，周公以其伟大功勋可用天子礼乐，曲阜对中华文明的中心作用，不仅是遥远的上古之都，而是周文化的东方中心。“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当王室衰微，盛世不在，中国历史进入前所未有的长期战乱，孔子在此总结文化精髓，照亮东方时空。
辛丑孟春，笔者从孟子故里邹城返济，选择了飞驰的高铁，有幸取道曲阜，当然要补上庄重的一课：祭拜少昊陵和周公庙。史载少昊葬于鲁东门外，来到鲁故城遗址东面不远，果然在松柏中遇到了四千多年前的圣迹。不过号称“东方金字塔”的并非少昊陵，而是黄帝出生纪念地——寿丘。《阙里志》载，“少昊陵在寿丘东北三十步”，恰是一座隆然而起的土山，永远守候在寿丘之后。宋代“推本世系，遂祖轩辕”，为纪念黄帝“叠石寿丘”，建景灵宫于此。大明开国，访求先代陵寝，延续文明香火，礼部遂定议祭祀少昊于曲阜，在中华民族的奠基史上，为山东写下了浓重的一笔。拜别少昊陵，就在不远处曲阜古城的东北隅，遇到了周公庙。
拜谒周公庙，同样是从棂星门开始。原来棂星门并非孔子文庙的专属建筑，在中国古天文学中，棂星乃天上的星宿，子孙万代趣走门下，代表着“尊圣与尊天等。”一个民族倘若雄视万古，总要懂得仰望星空，祭祀周公的圣殿自然包括了这层深义，尽管在孔子接过道统的接力棒后，周公庙得以清闲了许多。历史上的周公庙最初是鲁太庙，随着周末楚国灭鲁毁于一旦，随着宋代文运昌明得以重建。
静静走入棂星门，沿甬道穿行在穆穆古柏之间，两侧旁门的匾额上，一边写着“经天纬地”，一边写着“制礼作乐”，寥寥八字，概括了元圣之德。所谓经天纬地，令人想起《中庸》对先圣的赞颂：“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制礼作乐正是这样的伟业，因此“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礼并不只是徒生烦扰的繁文缛节，乐也并非简单的唱歌跳舞，而是《周易》中的“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从文化面貌的整体高度，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礼记》云：“礼者，履也，律也，义同而名异，五礼者，吉凶宾军嘉也。”礼就是行为的准则，包括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在中国人看来，人世的真理出自天地的永恒，承载着秩序的追求与和谐的彼岸。周公时代，从宗法井田到婚丧嫁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创制了完整的制度体系，寄托着宏大的立国精神。中国之为礼义之邦，贵在以文化民，融信仰于礼俗之中，让子民安身立命，不能纯靠法的强制。礼包含了法又不限于法，是德法融合的概念。所谓“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考察谥法：“经天纬地曰文”，“创制垂法曰宪”，宋代追封周公为文宪王，准确评价了周公的鸿勋。
走进周公，迈入第二进院落的，是承德门。垂裕后昆的“俊德”，同样来自优秀文化的继承，一个民族的征程因传承而致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以来的道统，贯穿着中华民族的仁爱基因，周公在《尚书》中的诰令，屡屡颂扬历代先圣之德，“在昔殷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越事厥棐有功，不敢自暇自逸。”时代的伟大来自精神面貌，殷之先民敬畏天道，无敢怠荒，团结奋发，做好自己。周公则以完成文王的德业为毕生使命，“我道惟宁王德延”，自谦并无建树，“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只是光荣传统的继承者。由此看来，汤武革命亦所以踏破历史断层，复归人间正道。
孔子云：“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继承德门后通往周公圣殿的，是达孝门。赫赫殷周，同样源出黄帝，周的祖先后稷以农著称，在尧舜时即为民生进步立下了伟绩。周的祖先“笃义兴仁”，渐至“诸侯顺之”。此时的“大邦殷”气数将尽，从“帝甲淫乱”到殷纣“淫乱不止”，国势日非。于是文王“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历史的天平逐步向周人倾斜。《史记》云：“周公旦者，周武王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用事居多。”周公参与了灭商的全过程，使之跻身大圣的，则是武王驾崩后摄政成王的七年间，从“克受殷之命”到奠定成康之治，前人的事业最终由周公完成。
克商二年，武王病重，深患新政权根基未稳，“我未定天保”。危难时刻周公挺身而出，祷告以自己替武王到天庭侍神，祈求“无坠天之宝命，我先王亦有所归”，披陈了不变的初心。武王驾崩后，“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形势骤然紧张，“周公恐诸侯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一时流言四起，包括王室高层在内怀疑周公篡位，三监之乱爆发。前人的未竟事业，譬如“若啬夫，予曷敢不终亩？”周公以其精诚取得了太公、召公等肱骨老臣的支持，力排众议，率大军“肆朕诞以尔东征。”历经三年，战果辉煌，摧毁卷入叛乱的大量方国，“灭国者五十”，从此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疆土直达海域。
周公东征，不啻周人的“二次革命”。与民国时代不同的是，革命力量根深基厚，得以迅速扫荡旧势力，为中国由古国林立而统一封建创造了条件，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进程。对山东而言，从此改变了东夷地区的原貌，按照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说法，太公的齐和周公的鲁始封于河南，至此推移至山东。如此说来，周公才是真正的齐鲁之源。
然而“军政”只能是“训政”的开始，尽管历代侧重不同，但只有建设才是根本出路。宏大的建国方略在周公的主持下展开，其中营建洛邑，“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成为周人进据中原的关键一步。历经殷周革命，黄河上下更紧密的绾合起来，立国形势由之一变。同时，彻底弭平庞大的殷商势力至为关键。周公大开大阖恩威并施，一方面大规模移民，将殷人的骨干外迁洛邑等地，编制周八师等精锐弹压；一方面分割商朝腹地，封殷王室的老朋友微子于宋，封武王幼弟康叔于卫。我们看到，《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来自周公的篇目超过三分之一，足见一生忧勤。仰望周公的圣殿，匾额上的“明德施勤”便不难理解。
年轻的康叔，担负起卫国首封的大任，从继承先王的立国思想到治理当下的建国大纲，周公从方方面面反复开导：“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造我区夏。”周的开国以人为本，选贤与能，文武兼施，德法结合。要求康叔“别求闻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裕德乃身，不废在王命。”继承历代先圣的伟大传统，只有以德治国让人民安居乐业，才能长治久安。同时，政权的巩固需要厉行法治宽猛相济，做到认真执法“敬明乃罚”，才能谋求社会稳定，“乃大明服，惟民其敕懋和”。对于公然颠覆社会秩序、践踏基本伦理的，则要重拳出击，否则“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我民彝大泯乱”，维系社会秩序的底线。在用人行政、打击腐败诸方面，周公总结经验详细教导，为后世留下了治国理政的“大经大法”。
近人夏曾佑先生评价：“周公集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之大成，其道繁博奥衍”。周公之为元圣，继承并改造了当时的文化传统，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浏览《尚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恰是敬天、明德、保民，乃自古以来不可背离的三大纲领——我们的时代应当如何继承周公？我想，敬天与明德精神相通，一个是敬畏天道，一个是以人为本，最终的归宿是保民：人民才是历史的中心。和谐天人的关键，在于以大德成就时代，让时代成就大德。
我们曾把自古一切信仰当作迷信，不仅是周公斥责的侮蔑“昔之人无闻知”。当打到圣神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灵魂无所寄托，没有了彼岸的永恒，没有了现世的底线，唯有物欲的追求。上帝玄远，乃天道的代表，让有限的生命仰望无限的苍穹，心有所畏则不敢放肆。所谓天人合一，生命出乎自然，侮蔑天道终将自戕性命。现在，人类无休止的索取导致生态恶化，全球危机此起彼伏，令人想起董仲舒警示的天人感应，倘若迷信自己无视天谴，时代终将陷入灭顶之灾。夏殷的灭亡贪婪是直接原因，举国沉湎于酒，乃集中的症状表现。其危害在于“我民用大乱丧德，亦罔非酒惟行”，社会风气的颓败导致“天降危”。如今神明渐行渐远，科技日益发达，让我们更有资本放纵欲望，当“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回望历史，不觉汗下。
先民敬畏上帝，但在周公那里没有盲从，而是“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天不庸释于文王受命”。天道不远，在于明德，天心无常，赏善罚恶，而民意就是上帝脸色的晴雨表。从殷先王的“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培养核心价值，引领社会风气，到“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词”，末世罔顾天理，充斥邪说害道，一旦“天惟时求民主”，一代政权的兴革，在于谁能为民做主。在这条艰辛的道路上，“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摄政七年之间，为中华文明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远远超出他的时代，让后世代代传承：“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
胡春雨，天桥作协副主席，齐鲁晚报签约作家、舜网文学驻站作家，民革天桥总支委员，民革济南文史研究会、南充抗战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天桥新阶层联谊会建言献策委员会、山东鹊华律师事务所主任，济南作协、明湖诗词学会、山东散文学会、中国诗词研究会会员。荣获济南市出彩统战人，民革山东省委、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参政议政先进个人，民革济南市委思想宣传、参政议政先进个人。
壹点号天桥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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