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表写于蜀汉建兴五年（227）诸葛亮第一次出师伐魏之前。其时蜀汉已从亭（今湖北宜都）战役的惨败中初步恢复过来,既与吴国通好,又稳定了自己的战略后方,伐魏时机臻于成熟。在这篇表文中,诸葛亮劝说后主刘禅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以继承先帝刘备的遗志；也陈述了自己对先帝的“感激”之情和“兴复汉室”的决心。
阅读本文应着眼于“出师”这两个字。具体地说,一是要看诸葛亮对出师后国内政事的安排。诸葛亮跟后主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关系,又是辅政者与被辅政者的关系（刘备临终托孤）。诸葛亮这次出师时,刘禅只有20岁,昏庸无能,不懂得治理政事；如果出师后国内政局不稳,前方必然会受到重大影响。
因此,出师后的国内政局就成了辅政者诸葛亮最放心不下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为此,诸葛亮在这篇表文里一面劝勉刘禅开张圣听,严明赏罚,一面又向他举荐人才来管理“宫中”“营中”之事,并殷切地阐明亲贤远佞的道理。这个问题解决得好,国内政局稳定,有了“平明之理”,诸葛亮才能无后顾之忧,可以专力伐魏,可见讲治国大计和政事安排正是为了出师。
二是要看诸葛亮怎样说明出师的理由。北伐的决策,实际上是诸葛亮的决策。当时在蜀国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些人持静观态度,“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反对立即出兵。在这篇表文里,没有重提这种争论,只是对出师原因做了适当的说明。这种说明没有反复陈说得失利弊,而是抒情言志,作者把“北定中原”看做自己“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
为此,他历叙自己的身世,从“躬耕”说到“许先帝以驱驰”,又从刘备的“寄大事”说到这次北伐的决心,其间五次提到“先帝”,极力表达自己的“感激”和“忧叹”之情。这种方式既能打动君主,又有利于说服持不同意见的人。
据以上说明,可将本文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1～5段）从当前形势出发,劝说后主继承先帝遗志,提出广开言路、严明赏罚、亲贤远佞三条建议。
第二部分（6、7两段）追述以往经历,表达“报先帝而忠陛下”的真挚感情和“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决心。
第三部分（第8段）明确归纳各方面的责任。
第四部分（第9段）表文的结束语。
全文以议论为主而辅之以叙事,议论叙事中都带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具体地说,第一部分是寓情于议,在谈论形势、任务、治国方针和历史经验之中,贯穿着一条明显的抒情线索,就是希望后主刘禅能够继承先帝遗志,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因此一开始就提到“先帝创业”,接着依次说先帝对贤臣的“殊遇”、“简拔”贤臣的标准和论史时的“叹息痛恨”,既表达了对先帝的崇拜、爱戴之情,又有激发刘禅效法先人的作用。
第二部分是寓情于事,在叙述作者本人身世、追随先帝创业经过和“受命已来”的工作的同时,抒发了对先帝的感激之情,表达了效忠刘备父子的心愿。第三部分中,“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句话辞情恳切,更足以催人泪下,是诸葛亮感恩图报心情的集中表现。
诸葛亮这篇表文历来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被视为表中的代表作。刘勰曾把它跟孔融的《荐祢衡表》相提并论,说“至于文举（孔融,字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一时之英也。”陆游在《书愤》中写道：“《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文天祥的《正气歌》亦云：“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
”感人之深,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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