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延之死，是蜀汉史上的大不幸。事实上，魏延一生忠诚于西蜀政权且功勋卓著，并没有叛蜀投魏之心，他被杀是一桩冤案，这在史学界已形成共识，问题是魏延的真正死因到底是什么？
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魏延与诸葛亮在北伐进军路线上有着巨大分歧；其次，导致魏延身死的“虎头桥之变”，诸葛亮的临终遗命起了重要的作用。这道遗命是魏延赴黄泉的“催命符”，而魏延的临机处理和自身缺陷又将这道“催命符”主动贴在了自己身上。
01 先说说诸葛亮到底对魏延有着怎样的认识？
刘婵时代，蜀国军政决于诸葛亮一人。刘禅曾经说:
“政在葛氏，祭则寡人”,“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西蜀进入刘禅时代后，魏延也进入了他人生的最辉煌时期。在诸葛亮封侯的同时，魏延亦被封为“都亭侯”。建安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魏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这其中蕴含了三个重要问题：
其一，魏延在刘备信任重用的基础上，就被西蜀依为干城之一，同诸葛亮拥有了同级的爵位。而其时的其他人，都没有侯爵的封赐。
其二，在同诸葛亮开始共事的五年中，更深得其信任与倚重，因之，在驻守汉中准备北伐时，提拔魏延做副帅，兼任凉州刺史。
其三，相府司马的职务，是一个地位低微的同侯爵、副帅、镇北将军、汉中太守、凉州刺史等无法相比拟的军职。但对诸葛亮来说，这一低微的军职却是至关重要的，它关系到后方稳定以至诸葛亮身家性命的安全，必须由十分忠实可靠又有才干谋略的将领来担任。
也许是他太谨慎的缘故，故而排除了西蜀所有的将士，而由魏延屈尊降节来兼职。这时的魏延，是西蜀兼职最多的官员，而且都是极为重要的职务。魏延曾在阳溪与北魏名将费瑶、雍州刺史郭淮大战，并获得全胜。这也给魏延带来了更多的荣誉：
“迁为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即持有的皇帝符节，代皇帝出巡视察)，进封南郑侯”。
要知道，在蜀国将领中，张飞是右将军迁车骑将军；关羽最高的军衔是前将军；马超是左将军迁骠骑将军；黄忠勉强是后将军；赵云最高军衔是镇东将军，他们的军衔上均没有“大”字。
截止诸葛亮病逝，魏延出事止，在蜀军将领中授“大将军”衔的，唯魏延一人。获得“假节”这一荣誉的，也只有张飞、诸葛亮、魏延三人而已；唯关羽一人“假节钺”(即拥有代皇帝巡察并可先斩后奏的权利)。
魏延较之前两个，获得的荣誉为最高；同关羽相比，互有高低。魏延一再升迁，都是基于诸葛亮对魏延功劳、才能、德操的肯定和褒奖。由此，更可见诸葛亮对魏延信任依赖之一斑。怎奈，诸葛亮打算出祁山北伐时，在出师路线上，与魏延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
02 诸葛亮与魏延的最大矛盾：关于出师路线的分歧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魏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对长安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但“亮以为此县(悬字)危，不如安从坦途，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无虞”，故“制而不许”。
对此，魏延常言诸葛亮用兵谨小慎微，“叹恨己才用之不尽。”主帅与副帅摆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作战方案，就得需得仔细分析优劣，评判是非了。
当时镇守长安的夏侯楙，此人少不更事，怕死而又没有谋略，出镇长安，是曹丕任人唯亲的产物。如果诸葛亮率主力从阳平关出师陇右，魏延率骑兵从褒城斜道穿秦岭向东，出子午谷奔袭长安城，夏侯楙重兵在宝鸡以西设防，而飞将军于无声息中突然出其肘腋之下，这时候的夏侯楙，要么弃城东逃，要么成为魏延阶下之囚，不仅长安以西四百里关中平原，西蜀唾手而得；而且，诸葛亮、魏延分别率领的两军会师潼关后，八百里秦川，就没有北魏站脚之地。
此战略，深合兵法“攻其不备，出其不意”之要。可惜诸葛亮见不及此，反而以为是侥幸冒险，不足为训；而要以“十全必克无虞”的方案收取关中。但出兵祁山真的十全必克无虞吗？
以四川一省的人力物力，率长期
征战的疲惫之卒，要同拥有整个北方数省的北魏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已经十分困难；且北魏坚兵固守，以逸待劳，在这种情下，西蜀胜利的希望究竟能有多少？哪容奢谈诸葛亮所言的“十全必克无虞”方略？
陈寿作《诸葛亮传》，除高度评价诸葛亮外，也说：
“然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
此评可谓一语中的！魏延方案被否定，是诸葛亮的失误，陈寿给他以“奇谋为短”的考评，或许当与此关联。要说明的是，此时的魏延，还是十分顾全大局的。他对自己出师方略的被否定，虽有意见，但意见只是谨慎的保持在军纪允许的范围内。一方面是批评诸葛亮胆小怯敌，一方面为自己军事才能不能完全得以发挥而哀叹。
除此之外，魏延没有反常的表现，这同西蜀历史上的廖立、杨仪等不被重用时，就企图谋叛，或者肆意诋毁他人的行径比，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03 导致魏延身死的“虎头桥之变”全过程
诸葛亮五出祁山时，除军事上“凭魏延之骁勇”外，同时，还重用另外的一人，即先为参军后迁长史的绥军将军杨仪。诸葛亮十分赞赏他在“筹度粮谷” 上的才干。魏延、杨仪是诸葛亮行军作战的左右手，遗憾的是，魏延骄傲，杨仪自大，两人谁都瞧不起对方。
“军师魏延与长史杨仪相憎恶，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
二人闹到如此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共器的地步，可诸葛亮对此虽然“常恨二人之不平”，但还是“不忍有所偏废”。多亏了费祎从中充当润滑剂，经常调解劝说，分别利害，以至于召开会议时，费祎都要坐在两人中间，以防变故出于突然。
从这可以看出，诸葛亮使用将领、协调矛盾的能力，实不敢恭维。自己的左膀右臂之间矛盾公开化，弄到常常在高级军事会议上拔刀相向，他仅有的只是恨恨连声，而又“不忍有所偏废”，也不能从组织上迅速地加以调整，只好听之任之了。
这同曹操的“唯才是举”，像海绵吸水般地招揽天下人才，而一旦收揽于麾下，则又“以道御之，无所不可”的组织路线相比较，则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不能“以道御之”，所以西蜀的高级将领如关羽、张飞、刘封，再之后的李严、魏延、杨仪等，不出事则已，一旦出事，就是身败名裂或者丧地辱师、全军覆没以至身首异处了。
果不其然，诸葛亮死后，迅速爆发了魏、杨内讧，并导致魏延身死。但内讧在如此不适当的时候爆发，诸葛亮的临终安排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细想，杨仪一没有指挥军队的经验和威望，二官不过长史，且与战功卓著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形同水火；而更为重要的是，按当时人的道德标准，应该说杨仪“脑后生有反骨”。此公曾经是荆州刺史付群的主薄，曾“背群而诣襄阳太守关羽”，而且还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即“仪性狷狭”。
杨仪追随诸葛亮之后，与蒋琬同为丞相参军长史，自以为资格比后者老，才能更是超过了蒋琬，对不被诸葛亮独独重用，则是“怨愤表形声色，叹咤之音发于五内”。在诸葛亮死后，更对蒋琬担任尚书令而自己挂名中军师而十分地恼恨。此时的杨仪，竟然为在当年临时统率大军时，没能举众投降北魏而后悔。为此，他对费祎说：
“往者丞相亡没之际，吾若举兵以就魏氏，处世宁当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复及。”
让杨仪统率主力撤退而魏延断后，诸葛亮是有些寒不择衣、饮鸩止渴了。他已顾不得杨仪的才能、德性和威望，以临死之身作出了不计后果的决定；然而，他的临终安排又是经过反复思考的。活着的时候，他对二人“不忍有所偏废”；临终时，只得忍痛打破天平，而割爱魏延了。
什么原因促成了对魏延的“割爱”？是政权吗？不是，魏延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自己是忠实于刘氏集团和蜀汉政权的。是才能吗？也不是，魏延“善待士卒”，统军有方，军功卓著，诸葛亮有目亲睹，并多次用奖励、升迁作了肯定的。
那么，答案最有可能的就是对魏作战方略的分歧了。诸葛亮最大的顾虑，在于将军权交于魏延后，魏延会脱离他既定的军事路线，而按自己的作战方略行事。诸葛视谨慎得有余了，然千虑一失，百密一疏，他却恰好没有考虑到最后一个人事安排哪怕是一个临时应急的安排，却导致了一场血肉横飞的内讧。
正是因了这原因，所以病逝前他开了个秘密军事会议。会议排除了首先应该参加的副帅魏延，而只召集“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作身殁之后退军节度”。诸葛亮没有让魏延率领全军，而是“令延断后”。换言之，此时的诸葛亮已作了最坏的打算，即“若延不从命，军便自发”，他要彻底牺牲魏延了。
可以说，诸葛亮的这道临死遗命，正是魏延黄泉路上的催命符。此时的诸葛亮，在临终安排时，根本没有考虑过请来魏延，以理说服，让他主动回师；也没有采取强制措施，请来圣旨，命其班师；更没有在自己病重时立即撤军。
诸葛亮不是暴病而亡，他本有充分时间安排回师的事宜，可他选择了分裂军队的下下之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悲哀。
可魏延也主动将那道催命符贴在了自己身上。魏延从费祎那里得到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后，志高气壮地说：
“丞相虽死，吾自见在，府亲官属使可将丧还葬，吾自当率诸军击贼，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事邪？且魏延何人，当为杨仪所部勒，作断后将乎！”
同时，魏延扣押了传递军令的费祎并逼迫他联名发出截然相反的军令。费祎一见大事骤变，借口为魏延说服杨仪交还军权而逃去。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军事政变，虽然不是针对蜀汉政权的谋反，也是针对代帅杨仪的夺权。
魏延这个不寻常的做法，已经犯下了三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对诸葛亮死后，军心士气的低落，缺乏清醒的估计。本来，诸葛亮五出祁山北伐曹魏，是其一味孤行的举措。这一错误的方针，不仅受到了满朝文武的抵制与批评，而且西蜀小国寡民长期遭受战争水火蹂躏，苦战厌战反战的情绪，已是由来已久了。今诸葛亮一死，将士思归的心情，潜然隐藏于丧帅举哀之背后。在这一背景下，欲再发兵与强大的北魏交战，已经完全不可能。
其次，军事政变贵在诡秘而速发，必须将它做得常人不可捉摸。可魏延将一件军事阴谋，通过公开诚信的手段去完成，这是一对目的与手段极不相容的矛盾。魏延既同费祎联名签署军令，不仅不该再放费祎归还，而且应该想方设法，赚来杨仪、姜维等，能多赚一个是一个。费祎一走，魏延的军事阴谋也就完全暴露于政敌，已经失去时机而受制于人。
再次，在军事阴谋刚开始就已失败的情况下，魏延不思改弦更张，居然率领断后的部队径先南归，并烧断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魏延并不是反叛蜀汉。魏延要反叛西蜀，就应率军北投曹魏，而不是南返截击，要叛蜀降魏就没有必要向刘禅表奏杨仪“叛逆”。
可以说，此时的魏延，已把同杨仪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立即发展成两支西蜀大军之间的对立；并把诸葛亮退军和自己进军的分歧公开于全军上下。这两个矛盾，魏延都站在错误的方面，所以，在南谷口与杨仪军队相遇而发生局部战斗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
在杨仪、魏延矛盾激化时，唯一能够缓解、协调这对矛盾的力量，就是西蜀皇帝刘禅了。在此前，两人都有表章上奏朝廷，相互指责对方“叛逆”。毫无主见的刘禅，就此事征询朝臣的意见，本来，在情况完全不明的时候，大臣们是无从盲目表态的；稳妥的办法是，命令双方立即脱离接触，规定出严格的回军路线，先将军队带回来，再调查处理也不迟。
但因魏延“勇猛过人，又性矜高”的缺点，造成了同僚们“当时皆避下之”这一表面和谐，实则紧张的关系。这一紧张关系，在关键时候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西蜀高级官员董允、蒋琬等临大事而盲目地“保仪疑延”，终导致魏延被马岱追杀于虎头桥，之后杨仪又将他“夷灭三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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