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公元226年6月底，魏文帝曹丕驾崩，儿子曹睿继位为魏明帝。同年秋天，蜀汉丞相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了著名的《出师表》。
主要意图两个：一是表示自己忠贞不二、身许蜀汉，二是表示当奖率三军、克复中原，“攘除奸凶、恢复汉室，还于旧都”。
第二年春天，他率领蜀军，开始了第一次北伐曹魏的军事行动。从那以后，“蜀汉北伐”就像无法停下来的战车：诸葛亮在世时，“六出祁山、五度北伐”；其后，费祎、姜维先后接力，甚至直到刘禅出降、蜀汉灭亡后，还余火不息。
这显示出，蜀汉北伐是一场没有退路的选择：与东吴孙氏政权在政治上的进退自如不一样，蜀汉政权简直就是“过河的卒子”，只能有进无退、至死方休。
因为它有深刻的内生矛盾，以及义不容辞的政治使命。这内外种种压力之下，蜀汉北伐曹魏，是无奈且难逃的宿命之举。
一句话，由于蜀汉政权合法性问题，诸葛亮及其后任们，为了缓解内部矛盾、防止内部自爆，只能前赴后继 “一路向北”，一代又一代穷兵黩武，直至覆灭。
这一切，还得从蜀汉基业的创立说起。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创立者刘备，是汉代刘氏皇族后裔，一直以来，靠“皇叔”这个身份，标榜“仁德”，打着“安刘兴汉”旗号，吸引人心、号召天下。
然而，这一切看上去并没什么用。刘备集团一败再败，立足容身之地不断丧失，几乎就要走投无路了。
事业的转机，全在于刘备哥仨“三顾茅庐”后，请得诸葛亮出山。
诸葛亮的《隆中对》明确指出，刘备集团要争夺天下、兴复汉室，首先就必须占有荆州、益州，作为复兴基地。
然而，很不幸，这两块地盘，恰好都是同宗刘氏的。最理想的情形，莫过于以一贯树立的“仁德形象”征服人心，使得刘表、刘璋心悦诚服、拱手相让。
显而易见，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终，只能选择攻占谋夺。
号称仁德、口称兄弟，结果却做出了同宗相谋、捅刀兄弟的事，这很说不过去，也很让人齿冷。
更关键的是，江山易主下，川蜀大地上，新主导力量（荆州集团）和旧势力（益州集团）的内在矛盾，因此成了难言之痛。
怎么办？只有高举“安刘兴汉”的大义旗帜了。否则 蜀汉立国的政治基础，就不再稳固，荆州集团就难免被视为“外来入侵势力”，平时掩盖起来的内在矛盾，总会爆发。
这是因为，刘备“诈力”获取益州，其实并不光彩，甚至有其卑劣之处，从而在蜀汉统治集团内部埋下了难以释然的心结和矛盾。
我们来复盘下刘备取西川始末，就可以明白一二了。
话说，赤壁大捷后，在东吴首肯下，刘备集团暂时在荆州有了一块立足之地。之后，为了推进《隆中对》的战略实施，又开始处心积虑谋取益州。
不久，天赐良机来了。汉中张鲁侵犯益州。益州之主刘璋，念在同宗之情、听信宗兄仁义，主动邀请刘备率军入川，希望宗兄族弟同气连枝，消除世仇张鲁的威胁。
显而易见，这是刘璋个人的一厢情愿和如意算盘。他不会知道，《隆中对》里，他的益州，就是刘备集团势在必得的猎取目标。直到后来，“从前恩爱反成仇”，他才恍然大悟却又后悔不及：邀请刘备入川，无异于“请虎驱狼”。
对这样的本质认识，当时的蜀中，实际上不乏其人。比如，文官有王累、黄权、李恢等，武将有张任、冷苞、杨怀等。
刘璋手下的这帮文臣武将认为，邀请刘备率军入川，一定是引狼入室、自取其祸。因为对刘备及其集团，他们都有以下共同的认识和一致的判断：
“柔能克刚、英雄莫敌”的世之枭雄刘备，已经羽翼渐丰，他“远得民望、近得人心”，又拥有 “卧龙、凤雏”等杰出谋臣，还有关、张、赵云、黄忠、魏延等一帮猛将，这么强大人马配备，志在争夺天下，如果进入西川、益州，他们绝不可能伏低做小，一定会反客为主。
事实上，最深刻揭露刘备“心术不正”和“狼子野心”的，正是日后“倒挂城门捧谏章、拼将一死报刘璋”、被赞誉为“矢节最刚”的王累。
他对刘璋说，张鲁犯界，不过是皮肤病，刘备入川，才是心腹大患。他还指出，从刘备以前的所作所为看，他绝不是什么善茬好人：“先事曹操，便思谋害，后从孙权，便夺荆州。心术如此，安可同处乎？今若召来，西川休矣”。
无论手下们是哭谏、跪谏还是死谏，刘璋通通当做耳边风。于他而言，想象中仁德的刘备，就如同芬芳的芝兰。一颗爱慕之心，把自己迷得五荤三素、找不到北，他一意孤行，不仅派人请刘备入川，日后还执意亲自会迎。
二刘初次相见甚欢。刘璋喜不自胜，更加迷信于这位宗兄的“仁义之心”。随从的一班文武官员，却恨不得泼他一盆冰水。
“别高兴得太早”，他们告诉他，刘备柔中有刚，其心不可测，“还宜防之”。然而，得到的回答是：你们都多虑了，宗兄才不是你们想的那种人呢。
不作不死，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大家都明白，多说无益，有些人，不见棺材不落泪。
后来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刘备果然很容易就找了个借口，反目成仇、反戈一击，率军杀向成都——在这无情的事实教育下，刘璋估计会有深痛的感悟：“当初，自己真是好傻好天真”。
刘璋的暗弱，由此可见一斑。他认识不到，作为一个胸有大志的枭雄、政治家，刘备以仁义面目示人，更多是一种策略的选择：不占天时和地利，就得占个人和。
怎么说呢？这世上，总有这么一类人，因为自己的仁义本性，就容易推己及人，以为天下之人都是仁人义士。所谓“仁者见仁、佛眼里全是佛”。
他们不了解，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他们也难以认识到或接受人性之复杂、人心之叵测，他们更不愿相信或难以想象到，这世上，会有一些人，为了争权夺利什么的，不要说攻打同宗，甚至可以骨肉相残、父子相杀。
“好傻好天真”的刘璋虽然暗弱，但他的文臣武将中倒不失明白人。
刘备入川后，一路广布恩德、收拾人心，到葭萌关前线却游而不击。其用心用意昭然若揭。对此，这些人自然十分警觉。
后来，担心荆州方面的安危，刘备表示“要返回”联合孙权共破曹操，又说自己兵少粮缺，希望刘璋念在同宗之谊，借几万精兵和充足粮草。
这就有些狮子大开口了。何况，大家伙还正担心着刘备集团别有用心呢。所以，一致反对、苦谏不已。这回，刘璋总算听进去了。
刘备的愿望落空了。于是，“恶从心上起，怒向胆边生”，当着刘璋使者的面，他扯毁了刘璋写来的书信，还大骂起来。露出了真面目后，只好一不做二不休，迅速决定和刘璋撕破脸，开始刀兵相向、攻取益州。
对刘璋来说，属下文臣武将们当初 “引狼入室”的预言，如今正变成了赤裸裸的残酷现实，啪啪啪地打醒了他的黄粱美梦，而他心目中的宗兄仁德形象，更是碎了一地。
一个妄念，引来了一场战争。许多年来和平安宁的川蜀大地，燃起了烽火狼烟。结果，刘备集团巧取豪夺，成功实现了反客为主，成了天府之国新主人。
巨大的成功，当然有代价。除了军师庞统牺牲外，刘备的“仁德”形象，也在益州旧统治集团心目中大打折扣。后来，宁死不降的张任厉声高骂，估计骂刘备的话，就是“谋害同宗，假仁假义、伪君子”之类，算是一锤重击，也在许多益州人士心底余音袅袅。
当然，随着实际占有荆州、益州，当初，《隆中对》的战略规划，得到初步的顺利推进。
好日子还没结束。接下来，刘备集团意气奋发，除了稳固政权外，还先后在两个方面都各有斩获：先是刘备的益州方面军，攻取了东川、占领了汉中；后来是关羽的荆州方面军，攻拔襄阳后又斩庞德、水淹七军，攻打樊城，兵锋所向，逼得曹操差点想迁都。
这是刘备集团盛极一时的巅峰时刻。从那以后，蜀汉国运开始走下坡路。
归根到底讲起来，还是要算在刘备集团见利忘义上。也就是，在荆州问题上，一直对盟友东吴孙权耍无赖。于是，“你不仁休怪我不义”，脆弱的孙刘联盟，经不起挑拨离间，盟国很快变为敌国，双方大搞互相伤害。
结果，关羽大意失荆州、父子身死，之后，刘备起兵、复仇东吴，却遭遇了夷陵惨败，气病交加下，死于白帝城。蜀汉因此元气大伤、实力大减。
到了这个地步，也就意味着，《隆中对》的战略设想——结好东吴，从荆州、益州两路进发，北伐中原、恢复汉室，从此逐渐成为泡影。
“白帝托孤”后，蜀国军政、外交大权，相父诸葛亮一把抓。
权力越大，责任越重。何况，当时他面对的，是一个内外交困的局面。所谓“益州疲弊、危急存亡之秋”，并非虚言。
内部，蜀汉与东吴之间的战争，导致疆土大失、版图锐减不说，更重要的是，蜀汉方面损兵折将，巨量的精锐伤亡、军需物资毁损，蜀中处处哀声伤痛，南中地区又趁机叛乱，后院着火；外部，一时之间，与东吴和曹魏都势成水火，强敌环伺、虎视眈眈，朝野内外、人心慌慌。
可以想见，在蜀地人民和原益州统治精英们看来，这一切祸乱灾殃，都该归因于“刘备入主西川”，不满情绪自然难免流露出来。
蜀汉当权者由此强烈感受到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换句话说，在蜀汉国运昌隆、顺风顺水发展时，以往被隐藏的内部矛盾，在危难时刻显露出来或暗流汹涌。这迫使以诸葛亮为首的荆州集团，更要集中权力加以掌控，又进而加剧新旧势力之间的矛盾。
这也就意味着，想方设法、转移内部矛盾，是当务之急了。最快速见效的方法，莫过于树立起一个外部敌人，进而发动对外战争。
而曹丕篡汉称帝，恰好提供了机会。这一次，“安刘兴汉”的旗帜，更需要高高飘扬起来。
就这样，“王业不偏安、汉贼不两立”，日益成为蜀汉政权的最大政治口号。在这个可怕的“政治正确”下，出兵北伐、兴讨曹魏，蜀汉明知不可也要行。
这其实就是蜀汉政权最大的政治死穴，以及诸葛亮们的尴尬之处了：北伐不行，不北伐，更不行。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开弓又没回头箭，哪怕两眼一抹黑，都还只能一条道走到底。
于是，一方面，诸葛亮选择咽下“失荆州、夷陵惨败”的苦果，再次修好东吴；另一方面，“攘外必先安内”，扑灭后院的叛乱之火、做好北伐前期准备。
在经过五六年的休养生息、恢复国力后，公元228年春，诸葛亮的北伐之旅正式启动。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表面上，这场蜀汉主动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对曹魏篡汉“姗姗来迟”的回应，实际上，这更是一场因应国势、国情而“被迫”发动的战争。
在蜀吴之战后的六七年间，总体上，华夏大地战火平息了下来。在这短暂的和平期间，由于率先施行屯田、军屯制以及农耕技术的突破、发展，北方的曹魏治下国土，农业、社会生产力率先快速恢复、发展，人才、人力资源优势也更为明显。
在此之下，以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精英明白，如果继续让曹魏有更长时间的和平发展环境，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曹魏综合国力，将取得对西蜀方面战略性、压倒性的优势，到那时，蜀汉相当于坐以待毙。
横竖是亡，不如拼个鱼死网破，兴许还有一线生机。而且，战争除了可搅局曹魏发展外，更重要的是，政治上也有利可图：蜀汉北伐，既表明了蜀汉政权是汉室正统，也以大义旗帜重塑了刘备和荆州集团入主西川的光辉形象，此外，以对外战争的需要为由，荆州集团可以实施战时状态，名正言顺进行集权统治。
然而，两国争战，是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还比后勤供应能力等。而在这些方面，此时的蜀汉其实都无力匹敌。加上天时不占、地利不便、人和不如，诸葛亮及其后任者们，唯有侥幸自己的智谋能斩获一二，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又遇上了将略更强的对手。
这就注定了一次次的蜀汉北伐，基本就是劳而无功。一些战术层面的胜利，难以改变战略上全盘落败的结局。
然而，即便如此，蜀汉北伐一旦开启，就如同骑虎难下，最后，内外交困下，只能困兽犹斗，不断陷入了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恶性循环中，直至被灭亡才解脱。
于是，在诸葛亮和他的衣钵继承人穷兵黩武中，虽然蜀汉王图霸业最终一场空，但他们以所谓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赢得了忠臣志士的荣誉和美名。
至于代价，当然是不断被消耗、透支的蜀汉国力，是伤残乃至白骨累累的两军广大将士，是饱受战争涂炭的川蜀人民和万千生灵。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诸葛亮出山时，这就是命中注定的宿命。那时，26岁的卧龙，虽然智能过人，但毕竟还不到“知天命”的年纪。因此，他凭着非凡自信逆天而行，力图为“天命将终”的汉祚妙手回春。
然而，再厉害的国医圣手，也只能救治病人，而不能“人力回天”。这道理，上了年纪的水镜先生司马徽，倒是一清二楚。
在刘备哥仨第一次求访诸葛亮前，他一语就道破了诸葛亮的人生际遇：
“孔明，虽遇明主，但不遇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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