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群雄逐鹿，在经历了官渡、赤壁和夷陵三场大战以后，三足鼎立之势渐成。成语“七擒七纵”的典故便是发生在这段历史时期，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的过程中。
所谓“七擒七纵”，最早典出于《汉晋春秋》，裴松之对《三国志》的注引。说的是建兴三年（225年）季汉丞相诸葛亮亲率大军南下，曾七次将叛军贼首孟获擒拿，尔后又屡捉屡放的故事。这被后世认为是诸葛亮所采取的攻心战策略，其目的是拉拢当地豪强、消除当地酋长部落的反叛心理，从而建立起季汉政权稳定的大后方。
不过，依据《三国志》原文，并未出现“七擒七纵”的字眼，这要么是因为后世史家有了新的文献发现，要么就是对史料的形象加工。那么，在这场南中平定战中，诸葛亮究竟有没有采取攻心战策略收服孟获呢？
与许多人习惯的印象不同，诸葛亮南征并非源于孟获谋反，汉军起初的讨伐对象名叫雍闿。原来，自夷陵战败之后，雍闿便在益州郡杀害太守谋反，不久便投降了孙吴。不仅如此，他还煽动了牂牁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随他一同反叛。为了营造声势，雍闿派遣了熟悉当地夷人部落情况的孟获四处挑唆。也就是说，孟获最初是作为雍闿手下得力干将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因“素为夷汉所服”，当地威望颇高而不断收拢势力。
话说回来，这个孟获究竟是夷人还是汉人，其实不同史料相互之间十分矛盾。他既有可能是迁徙至益州南部的汉人世家，亦有可能是当地的夷人豪强。不过，这些并不重要，因为孟获能够取得当地夷汉的共同推举，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另一方面，经过了几年的周转，诸葛亮先后解决了内部权力结构不稳和外部与孙权关系之后，终于腾出手来准备收拾雍闿了。在诸葛亮的部署之下，很快汉军就击败了叛军，雍闿、高定等人相继被杀，附近郡县相继平定。然而，此时的孟获依然势大，叛军在他的带领下继续反叛。
接下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在汉军强大的力量面前，即便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孟获依然屡屡惨败。诸葛亮究竟有没有七擒七纵，我们不得而知，但叛军的确屡屡遭受重挫，这对孟获的心理打击尤为剧烈，并最终做出了永不复叛的承诺。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诸葛亮在收拾雍闿的时候能够下死手，为何轮到孟获的时候却要选择攻心策略了呢？这其实就需要从二人的身份和影响开始说起。
雍闿出身益州雍氏，是当地的世家豪族，据传是西汉什方侯雍齿之后。雍齿就是那个曾几次背叛刘邦，最终在西汉初立之时被刘邦咬牙封侯以稳定人心的那位。因为清楚自家和刘邦的纠葛，这个家族后来逐渐迁徙到了益州南部，并于当地广施恩惠。这样一个世家豪族出身的人，在蜀汉前期遭受夷陵惨败之后，叛汉降吴并不稀奇，但却为益州世家带来不好的影响。于是，诸葛亮在剿灭叛军的时候，将雍闿等人按照常规操作诛杀了事。
和雍闿不同，前文提及孟获最大的特点就是“素为夷汉所服”，也就是说他究竟是南迁孟氏，还是是夷人首领，其实都不重要。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他能够让当地人信服，这就够了。因为蜀汉如果要想笼络人心，就必须寻找那些在夷人当中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效忠于朝廷，再借助他们来安抚当地民众。相较于雍闿，显然在诸葛亮的眼里，孟获恰是这样一位人选。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诸葛亮要想确保南蛮之地的长治久安，就必须考虑自己率军北上之后的局面如何稳定。而通过绝对的军事力量，不断的在孟获面前宣泄暴力美学，从而让其明白汉军的胜利绝不仅仅是一次两次的偶然事件，这样才能堵住孟获心中再度反叛的道路。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按照诸葛亮的事后安排，以孟获为首的当地“权威人士”将被纳入蜀汉的官僚体系范畴之内，享有朝廷颁发的诸多福利。两相比较之下，孟获选择归降蜀汉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向吗。
那么，当诸葛亮通过攻心战策略降服孟获以后，蜀汉的后方从此就永无战事了吗？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事实上，就在诸葛亮班师返回成都的路上，南方还曾发生了一些小规模叛乱，只不过相较于先前，此时蜀汉所能掌控的资源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原来，南蛮各处距离遥远、道路阻隔，并非一块整体，孟获亦不可能赢得整个南方民众的威望。而诸葛亮在平定南中以后，“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以给军国之用”，以南中当地的资源、民力补充蜀汉军备和兵源，加强了北伐中原的资本。
从此，在蜀汉大局不发生剧烈变化的前提下，南中地区凭借当地豪强的安抚和统治，成为蜀汉政权北伐的力量来源之一和战略大后方。虽然此后数十年间，整个南方仍然会出现许多零星反叛事件，但对蜀汉的全局战略基本无伤大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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