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九一八后，日本关东军以压倒态势横扫东北军，东北军在“不抵抗”政策下，溃不成军，一败涂地，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支在东北军序列找不到的、不见经传的土著游击队，以一千之勇击败用炮队武装起来的关东军七千人的旅团。这个战捷史上无记载可寻，引发了八十多年后的一阵猜测和置疑，这就是镜泊湖连环战的首战墙缝战之争。各位看到这篇文章，希望你们加入到这场战捷的真伪大讨论，良心出良策，多方努力，将事隔八十七年的一场战役真伪揭秘出来，对民族抗战史是有贡献的。
战役背景介绍：
1932年3月13日，由中·G身份李延禄率救国军补充团700人，在救国军独立营300多人配合下，在镜湖湖入湖口的牡丹江北岸墙缝山地设伏，利用天然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歼灭关东军天野旅团数千。墙缝战是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并且为连环战起到至关重要作用，他是打破关东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墙缝战的胜利，极大地振奋了爱国军民抗战的决心，并乘势顺导调动了东北军抗击关东军的信心。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么一场辉煌且又振奋国人的战捷却被历史尘封，直到1979年李延禄回忆录《过去的年代》出版发行，才被国人获知这场战役大捷。因年代久远，加上当年日军掩盖，《国民救国军血战史》又无补充团镜战记载，给后期战史研究留下不解之谜。2019年3月13日，是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战八十七周年，镜战历史真相求证者几人，来到当年墙缝战发生地，进行采访调查以求真伪。
下面是归纳多方意见综述评析：
一、反方意见归纳
这么一场胜捷超过马占山江桥保卫战的振奋人民的抗战大捷，为什么会遭到多方置疑和诋毁，尤其在史学部门，竟然对李延禄的镜泊湖连环战歼敌人数进行缩减和改变敌方部队番号，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置疑呢？原因有几个方面：
1、按图所骥进行数据对比，700人的补充团加戴营300人合在一起是1000人的中国游击队，能成功伏击用钢铁装备起来的7000人的天野旅团，战场对搏1:7，我方处于劣势。战后结果，我方以损失7人代价换取日军丧失3500的胜捷，这样的结果是不符合常规科学的，是李延禄胡说八道，好大喜功。
2、当年以吉东地区抗日史编写的《中国国民救国军血战史》战事经过没有李延禄指挥补充团的墙缝战的记载，也无李延禄救国军参谋长职衔的任命，仅是个上尉参谋处长，更无天野旅团出使敦化至宁安的军事行动。
3、据日方资料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和《满洲事变大画谱》也没有天野旅团出敦化入宁安的命令记载，只有上田支队在镜泊湖遭遇袭击的记载。
4、带有置疑的人还很认真地踏查了墙缝旧战场，看到水泡间隔和低矮平坦毫无障碍遮掩的墙缝山地，就零星几座石砬崖子，更加有力地否定“利用特殊地形”以少胜多的取得巨大胜捷“依据”。
二、求真查访举证
1、李延禄作为墙缝战役亲历指挥者，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指示，退休后撰写抗联回忆录。回忆录作为共和国将帅在革命战争中的亲历记载，有着史料采信的价值。
2、2017年夏天采访过墙缝战役亲历者，湖西村百岁老人冯景坤，他证明墙缝那消灭日军“老鼻子了”，证言歼敌数量可观。
3、当年帮助李延禄寻找伏击阵地的东大泡子猎户李长发，因为熟悉地形和惯常山路，战斗发生时，他就站在李延禄身边担任战地联络员，他目睹了墙缝战的经过。开战前日军正往预设阵地进入时，李延禄还拿望远镜给他看，李长发通过望远镜，看到远处江面上走来黑压压老鼻子人了！李长发作为墙缝战斗亲历者证人之一，对墙缝阵地发生的战况一清二楚，事后经常向村里人讲墙缝战的过程，有着不容置疑的采信价值。他的证言佐证了李延禄回忆录中墙缝战歼敌人数的真实依据。
4、战后东大泡都知道说，日军在冰面上焚烧尸体，垛了好几大堆马莲垛，下面堆放柳毛干枝和枪枝，烧了好几天才烧尽。
5、据东宁文物所出具的墙战后，东宁枪械修理所1932年接收补充团收缴战残枪1500枝。
6、西泡村秦洪楣向我们证言，当年周保中动员他父亲秦福轩参加抗战地下工作时说过，关东军并不可怕，让李延禄领导的队伍削的人仰马翻，打死千把人往上！周保中所讲的“打死千把人往上”，不是空穴来风，补充团连长史忠恒后来成为周保中抗联五军师长，配合补充团进行墙缝阵地伏击战的戴营后来都参加了抗联五军，周保中对墙战必有所闻。
7、配合补充团墙缝战的戴营后人，戴凤龄重外孙子纪福来证言。听才姥姥寇氏（戴凤龄次子戴克剑妻子）和母亲戴素云口述证言。戴营扼守墙缝的西山岭，配合补充团的伏击战。寇氏和女儿戴素云当年是戴营救护队队员，亲临前线送水送饭。
8、当年伏战地形已改变，由于多年江底淤沙冲积，南湖入口牡丹江河套抬高，原来一面坡海岸墙石山势下陷，还有人工挖渠造湖（泡），截水造坝。墙缝山石被人工炮磞采毁，已经完全失去当年沿线一面墙式陡立地形地貌。
9、有些学者否定天野旅团在墙缝遭遇伏击，而确定是上田支队，依据是《国民救国军血战史》中没有提到补充团在墙缝设伏战斗，而写的是救国军的姚振山部，敌方部队为上田支队。既然东大泡当地村民和亲历者李延禄、李长发和戴家幸存者都证明了补充团在墙缝战的表现，为什么在《血战史》中只字不提补充团墙缝伏击战呢？《血战史》明显为了突出救国军副总指挥和姚团，这种带有个人观点史料记载有失偏颇。补充团作为救国军一部分，本该记载在《血战史》中，却人为地不予表述，应认定《血战史》是偏史，所以依据用《血战史》来否定补充团墙缝伏击战是不公平的！
10、《满洲概要》和《大画谱》上田支队，《血战史》已经明确透出，上田支队是执行支援任务组建的，那就是先有因为（天野主力受损）后有所以（增援解救）。
11、天野被低调处理的可疑。天野旅团作为关东军第二师团的前锋主力旅团，在攻占奉天、入侵吉林、合围冯占海李杜的哈尔滨保卫战，都立下赫赫战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劲旅。而这样一支劲旅在1932年4月后，再无战事记载，被低调冷处理。有资料显示天野旅团竟成了齐齐哈尔铁路的守备队，这很不符合功之勋败之罚战场逻辑。违反军令擅自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坂垣、石原莞尔和土肥原几个中层军官，职务却在九一八之后翻番的往上迅速擢升。既然日军提升了违反军令擅自发动侵满的军官，就肯定了九一八事变的发动，那侵满进军中一路凯歌的劈路先锋天野第十五旅团，也应受到嘉奖。然而天野和他的上司多门中将，受到大本营的冷处理，1933年，从日本仙台登陆回国，据日本史料考证，天野没有受到封爵嘉勋，也没在军方继续担任要职，而是郁郁而终。根据天野后期命运的处理，可以确定，多门和天野在吉东地区因指挥失职而使关东军遭受折损，有人说天野命丧高岭列车颠轨中，此人早已不存在了。
三、我的论证
秉承“让历史说话，让史料发言”的学术研讨精神，根据亲历者和经历者的证明，和天野旅团被冷处理的不合理逻辑分析，可以确定，当年补充团在南湖头墙缝地带设伏，敌对方为关东军第二师团天野旅团。
为什么很多人怀疑墙缝战的真实性呢，我觉得这里还有很多常识因素困扰着后人的认定。比如，数字的对比，我军以一千对关东军七千之力量悬殊对比，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人，对此都会摇脑袋。这不怪他们摇脑袋，是七七事变后，日军不光武器装备上先进于中国，日军士兵单兵技术和不怕死的勇猛顽强，也让中国军队望而生畏。在国军正面战场上，中国军队往往以四五个军对阵一个师团，太原会战、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等，哪个不是中国军队投入大兵团作战，甚至是二个战区的投入，结果都被被日军的钢铁和顽强突破。这些事实，恐怖压力经过几代人，仍然让国人记忆犹新。那么在李延禄《过去的年代》回忆录中，出现了镜泊湖连环战首战墙缝伏击战，以薄弱之臂摔倒七千人的关东军劲旅，并留下三千多关东军尸体的战绩，怎能不被更多的人嗤之以鼻，不予认可，有的竟称之为“神仙仗”。所以考证历史，不能凭主观思维意断，不能“按图所冀”否定墙缝战捷的成立。世界上以巧胜多辉煌战例比比皆是，为什么在中国不会发生？
有人根据墙缝战线五华里不可能容下7000人的行军队伍，来否定墙缝战。这些人在此置疑没错，行军不是成集团分列式的阅兵方队，行军队形一般前后都是有间距的，加上车马一大溜，五华里沿长的墙缝海崖线确实容不下这7000人的关东军。在这点笔者要给出的依据是，根据纪福来（戴素云儿子）证词，当时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战前对扼守西山岭的戴凤龄叮嘱，你们先藏好，不得暴露目标，补充团不开枪你们不要先开火，先让他们进来。也就是说，关东军要拉开很长的行军队伍，王德林事先就考虑到了，所以叮嘱的意思是，进来多些你别管，东边开火了你才能开火。同样，天野旅团能进入伏击圈多少，不是李延禄所能控制的数量，墙缝有利地形沿长有限，不可能将七千人的行军队伍全部包纳进来，所以人们也不要用1000:7000那样力量悬殊的对比结论一样，去置疑五华里长能否容纳七千人。李延禄指挥高地是在史忠恒5号阵地的后山，他不可能让关东军的队头走出史忠恒的火力杀伤控制线，至于后尾关东军还有多少没走进西山岭，那不是李延禄能决定的问题，他考虑的是将进入五华里墙缝战线的关东军予以伏击。所以说有些专家置疑五华里能容下一支7000人的行军队伍，那是“按图索骥”的思维，补充团是将进入阵地伏击线日军进行手榴弹打击的，那么后面没进入被打击阵地的日军，看到前方友军遭遇伏击，不是后撤避开，而是组织团队支援冲击，试图把对方消灭，这就是从早上天刚放亮打到下午二两多钟的胶战消耗。也就是说墙缝战斗的发生，吸引了大量的日军队伍的涌入。战后戴营总结，在这场配合补充团墙缝战斗中，戴营扼守的西山岭战果颇丰，三个连不同方位也打死打伤众多关东军，由于西山岭山势地形不如墙缝地形隐藏，阵地遭到关东军迫击炮的打击，戴营牺牲了一百多人。
四、揭秘历史真相
揭秘1，为什么不是老三营嫡系的李延禄，以何德何能被王德林任命为补充团团长：
既然王德林在救国军成立初能委李延禄以救国军参谋长重要官职，说明李延禄在王德林抗战决定上和部队发展生存上，着有相当于诸葛亮“出师表”的长远计谋扶佐，才使得王德林非常器重这位有畴略、识大体、行事丈义的庆宾兄弟。对于补充团人选，孔宪荣最开始想去当，为了证明补充团与老三营是两个客体，王德林就得避嫌让与老三营无关联的人充任，李庆宾是外来户，原延吉镇守使缉私连上尉连长，最关键庆宾凡事都是为大哥操心着想。为安抚没当上团长的义弟孔宪荣，让他坐上救国军第二把座椅——副总指挥。
揭秘2，抗战阵营内部争功导致无法上报：
马占山的江桥之战，以1,6万的守军，顽强抵抗6千日军加伪军的进攻，当然还有坦克和飞机的钢铁打击，以马占山的东北军挫败关东军的疯狂进攻而告一段落，这场胜捷振奋了全国抗战的决心，马占山也受到国统区人们的爱戴敬仰，马占山牌香烟成为当时最畅销商品，得益于马占山抗战的名望。
既然当年在南湖地带发生这么大以少胜多的战捷，甚至消灭日军人数超过马占山的江桥会战，为什么不被后人所知晓呢？这是有原因造成的：
镜泊湖连环战的胜利取得，归功于补充团首战墙缝的胜利，有了墙缝首战的胜利，唤醒了畏惧避战的东北军和大部分义勇军，带动了各地抗日武装积极参战。肯定了补充团在这场连环战的决定因素，这就要上报给南京国民政府嘉奖首功的补充团，但是大功补充团归辖自卫军李杜还是救国军王德林，产生分歧。
李杜认为，补充团的成立是他拿出一万两银子，委托副官马中校去汪清小城子找到王德林，让他的老三营脱离十三旅（旅长吉兴追随熙洽投靠关东军）扩编成立归属自卫军的补充团。王德林用李杜这笔款子招募成立了抗日救国军，为了向李杜交代银子消费使用去向，应名成立了补充团，就是李延禄兼任团长的救国军补充团，名义上是交差了，实际上同救国军是一根血脉系统成长起来的，只是姓氏叫自卫军。
李杜不管补充团吃了救国军多少心血长大，反正补充团是自卫军的种子，下出的蛋子也是自卫军的，至于你中途喂食饷养，补充团也没少给你出力下庄稼地干活，攻打吉林三县补充团也是出了大力的。
王德林的理由是，自补充团成立以来，一直以使用救国军补充团番号，从隶属关系上来讲，从人员到各连骨干的配置加强，都来自当初的老三营，如史忠恒、李凤山、朴根重还有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补充团归属救国军有着血缘的法律依据。而且墙缝首战，要不是救国军倾尽救国军全部手榴弹，手榴弹是决定墙缝战制胜关键武器，补充团应以救国军上报。
确实，养了儿子不养，属于自动放弃抚养权，抚养人含辛茹苦养大，当然有实际父子关系，也就是说，救国军有资格将补充团作为救国军序列向南京政府申报给予授勋嘉奖。
李杜从法理上争不过王德林，但他有阻止王德林上报的条件，那就是王德林没有大功率电台。王德林原先只是营级扩编壮大的抗日救国军，底子浅。李杜是依兰镇守使，又是东北军整编后的二十四旅中将旅长，有大功率电台。要想跟南京政府发报，必须有大功率电台，这个王德林确实没有，这就让李杜掐住王德林关节，我大功率电台在手，你有功有理我不报给南京，我看你有啥辙。一场关系到振奋全民族抗战信心的大捷，竟因两个同盟阵营争功闹意气而搁浅不报。
当然镜泊湖连环战的胜利，虽然远在南方国统区不晓得。但在当地产生很大反响，还有当地百姓口口相传，但是抗战时期是动荡年代，不可能有人为此大捷修书记史，在伪满统治时期修书抗日书籍，属于反满抗日的讳禁行为，会被缉杀的。时间久了，亲历者如史忠恒、李凤山还有更多的参战者都陆续牺牲和离开，随着地处相遥封闭，渐渐地被人们淡忘。只有墙战发生地东大泡子老人还都记得，现在都已过世离开了，剩下都是东大泡子后代听老辈人口传下来的。
谁也没料到镜战时过这么些年了，亲历者、见证者都不在了，墙缝战会遭到置疑，把抗战老英雄的回忆录真实性，纠扯到真假辩论中，不能不令人心碎！
揭秘3，为什么《国民救国军血战史》没有补充团墙缝战记载：
还好，在那个年代还真有部专为救国军修书的一本书，《国民救国军血战史》，该书出处在远离伪满统治区的南方国统区，既然是部救国军战史的书，为什么找不到李延禄带领补充团的墙缝战呢。
如果文史工作者正确认知《血战史》修书环境和目地，就好理解为什么这部“战史”没有李延禄率领补充团的墙缝大捷。1、《血战史》修书目地是在国统区向东北抗日救国军募款，他要宣传救国军在没有补养艰苦条件下仍在坚持抗战付出的牺牲代价，换取国统区人民的同情和认可；2、修书年代是1933年，时值南方国共两党撕杀正酣，国民党视中G为赤匪，重兵围剿苏维埃和红军。广东是靠近湘赣闽匪区的邻近省，在广东修书的孔宪荣如果斗胆在他的《血战史》提到中G身份的李延禄率领补充团如何首战开局获捷，那他就死期到头了。再根据孔宪荣阶级立场，他积极效忠国民党，在东北救国军副总指挥任上，嫉恨李延禄的才干和被王德林宠用，接到南方“清党”密令后，策划根除杀害他一直视为眼中钉的李延禄，基于忌讳党禁，和他政治倾向，他是绝不能在《血战史》中出现李延禄半点抗战功绩来。3、孔宪荣在南方修书《血战史》，别说中G身份让他忌讳不提，就连总指挥王德林也寥寥几笔，血战史记载的大小战役都是他这个副总指挥亲自督导和指挥取得的，那么《血战史》不但有阶级禁忌的，还有个人显功领赏的目地。
综上所述，《血战史》没有补充团和李延禄战功的记载，就不足为奇了，同样，《血战史》缺乏公正的史证价值。所以用《血战史》来否定《过去的年代》是不严谨的。
那么我们再看看《过去的年代》在国共两党人物评价的公道处。李延禄一直推崇王德林在抗日的贡献和担当，老三营谁都知道吴义成有个响亮的“吴傻子”名号，在李延禄书上找不到半句吴傻子的字眼，并且给予吴义成憨厚忠义形象；在爱国的东北军方面，张治邦、张宪廷等都给予肯定；在我党方面，延吉中心县委的小李书记（王耿）、宁安县委的朱守一、李成林、补充团党支部书记孟泾清、党员骨干史忠恒、李凤山的描写，这里又充分体现了李延禄始终如一的组织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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