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汉代绘画艺术由壁画、帛画、画像石、画像砖、漆器纹样、瓦当纹样等门类构成，其中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数量多，影响大，成为汉画体系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为此，本文对汉画中儒家文化精神的剖析，也主要依据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进行。
??汉代绘画的审美意蕴由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阴阳五行文化、原始巫术文化遗存等多种文化精神要素构成。这些精神文化要素在汉代绘画艺术审美意蕴的不同历史发展时期中虽有强弱不同的呈现，但是从整体上看，特别是自汉武帝实行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的文化方针之后，随着儒家文化成为具有时代精神意义的正统文化，儒家精神文化也成为汉代绘画艺术审美意蕴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精神要素。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以来的统一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封建制大帝国。西汉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生产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民生活在苦难之中。建国伊始，百废待兴，为恢复生产，巩固统治，陆贾上奏《新语》十二篇，推行黄老之制，与民休息。这种 “ 黄老 ” 思想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
????汉代经济文化的繁荣在汉武帝时期达到顶点。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发展，土地兼并和财富集中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地方王侯和豪强势力的增强又威胁着政权统一。在此情况下，要求有一种能够维护国家统一、抑制打击疯狂进行土地财产兼并的豪强势力、安抚人民的理论。汉初道家的理论已不能担负这样的任务，因为在整个社会经济基础仍然是自然经济情况下，包含在儒家理论中的关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思想，对于维护统治和社会秩序仍然具有重大作用，它能成为法律的重要补充，并起到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正因为这样，汉武帝通过董仲舒等人实行了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的方针。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一个重大转变，儒家文化第一次成为最高思想权威，上升到国家哲学地位。汉代的儒家思想虽然与对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论证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但是汉武帝定儒家于一尊，同秦始皇以法家思想进行统治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它最为可贵的地方是抛弃了法家那种蔑视人的思想，至少在表面上确认强调了儒家仁学中的古代人道主义精神。它肯定了人的伦理道德精神的崇高性，反对人的兽性化，反对一切残忍的反人道的行为。儒家人道主义精神在汉代继续保持和流传下来，终于成为不可动摇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这正是汉代思想的宝贵成就。它对汉代文化观念和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对汉代绘画美学理论和创作活动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1. 汉代绘画艺术内蕴的儒家政治观念
在汉代，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在糅合某些阴阳五行理论和谶讳迷信观念的条件下进行的，其中虽然夹杂着神学目的论色彩，但从总体上看还是比较完整系统地保留了原始儒家文化的基本方面，特别是保留了儒家文化的核心 —— 仁学思想，并在 “ 天人感应 ” 理论框架中予以发展。董仲舒已经看到了汉武帝时期不断激化起来的社会矛盾，以及统治者无情掠夺人民的残暴行为，但他站在维护整个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立场上，企图通过他改造过了的儒家理论去解决社会的矛盾冲突，使整个社会达到和谐，从而使汉帝国永世长存。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的仁学思想，当然，他所说的 “ 仁 ” 只能靠专制主义君主来实现，并且是为巩固大一统的专制统治服务的。为了借助
“ 天意 ” 来推行仁政，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的学说，赋予了天以道德和人格意志的属性。这是汉代把儒家理论神学化的开始，但其中又包含了对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相互渗透的深刻认识，在美学上具有重要意义。在董仲舒之后，扬雄、王充、《毛诗序》各从不同的角度、方面阐发了儒家美学，同样都继续弘扬着先秦儒家文化的仁学精神。这样一种非常浓重的重仁学、重礼制的儒家文化观念不断地浸染着汉代绘画艺术，逐步地内化为其审美意蕴。
在汉代绘画艺术特别是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中，运用感性形象褒扬仁君、圣贤和功臣，弘扬仁政，宣扬以仁爱为内聚力的礼制的作品比比皆是。比如，洛阳西汉墓壁画是现在所见到的较完整的早期壁画。在墓室后壁上的《鸿门宴》图，是歌颂汉高祖刘邦以及建国功臣张良、樊哙的历史故事画。《鸿门宴》中所记： “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 ‘ 今日之事何如？ ' 良曰： ‘ 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 哙曰： ‘ 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 ' 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 …… 项王按剑而跽曰： ‘ 客何为者？ ' 张良曰： ‘ 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 ' 项王曰： ‘ 壮士！赐之卮酒。 ' 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 ‘ 赐之彘肩 ' ，则与一生彘肩。樊哙复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 ……” 。画面中画家把史籍中称为 “ 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 ” 的楚霸王项羽，夸张丑化成毛长眼大的鲁莽怪人，正是为了显示当时尚处于劣势的刘邦的正义与机警。画家选择樊哙接受彘肩（猪腿）、卮酒，慷慨陈辞，突出表现了樊哙的勇敢，又嘲笑了鲁莽无智的项羽，也赞扬了机智的张良。
又如，汉武帝刘彻从巩固、发展统一的封建制国家出发，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坚扫反击我国北方匈奴奴隶主的侵扰，发展了社会经济，巩固了中央集权，也利用美术来纪念建立了功勋的将帅功臣。在骠骑将军霍去病墓前树立大型纪念碑雕刻，在未央宫麒麟阁图绘建国以来的功臣。甘露三年（公元前 51 年），匈奴单于入朝，汉宣帝刘询为追怀在统一全国过程中的功臣，曾在未央宫麒麟阁图绘赵充国、苏武等十一人的画像，并配以颂扬的文字，其粉本曾流传到唐代。
汉代壁画中， “ 古圣贤 ” 、 “ 古烈士 ” 、 “ 烈女图 ” 、 “ 瑞应图 ” 的作品大量存在，是统治者利用 “ 三纲五常 ” 、 “ 君权神授 ” 等一套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如，汉武帝晚年依赖霍光来辅助他年幼的儿子继承帝位时，召画工在甘泉宫画 “ 周公负成王 ” ，以表达托孤于霍光的意愿。虽是图画的历史故事，实际上是用绘画肯定霍光政治上的地位，并对之表示充分信托。
东汉时，州郡也利用壁画图绘历代地方官吏的图像、事迹，以示鉴戒。如汉应劭在《汉官》中记载： “ 郡府厅事壁，诸尹画赞，肇自建武，迄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所谓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 ”
有的地方官吏还利用壁画配合政治宣传，以加强边区的治理。州郡也利用壁画表彰在军事政治上有所贡献的吏属。利用 “ 图象 ” 来表扬一些 “ 大臣 ” 、 “ 将军 ” 的 “
功绩 ” 和 “ 美德 ” ，以鼓励他们效忠 “ 王室 ” ，作为后来者的 “ 典范 ” 。这类重教化作品大致分为善恶两种人物，善的是学习的榜样，恶的是引以鉴戒和批判的对象。如早在周代就有尧与舜与桀纣这样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画在明堂四门墉。
这类宣扬儒家文化的仁学精神，主张实行仁政、德政，反对苛政、暴政，通过塑造仁君、圣贤、功臣等人物形象以褒善惩恶的绘画艺术作品更多地见诸画像石和画像砖中。比如，在山东省嘉祥武氏祠等画像石中，就有伏羲、女娲、神农黄帝、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孔子等画像，这些历史故事图象就再现了当时社会的历史背景，反映了统治阶级对儒家学说的推崇。孔子以 “ 仁 ” 为本，讲 “ 仁人 ” ，同时又积极主张 “ 仁政 ” ，恢复周礼。 “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 ” （ 7 ） （《孟子 · 离娄上》）孟子认为应当 “ 轻社稷重人 ” ，主张封建的 “ 仁君 ” ，所以在汉画中有大量表现伏羲、女娲、祝融、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等有道君主的画像，赞扬古圣先贤所推行的 “ 仁政 ” 。
对于这些作品，应当具体分析。其中有些历史故事画，是歌颂被人民景仰爱戴的人物和有意义的故事，如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以及周文王、武王、周公等，都是在人民群众口头上长期流传的对中国文化历史起过推动作用的杰出人物。人民群众对这些对祖国悠久文化历史有贡献的人物，是重视和景仰的。像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子等故事，在各地画像石中最为常见，这种楷模的形象是有历史借鉴作用的。
汉代丧葬也沿用儒家礼仪制度，礼器、棺椁等在表明墓主人地位身份的高下，而且十分严格，不能逾制。所以， “ 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生如存 ……” 。与此相关，墓室有主室、耳室、厅库房等设施，如官家室院一般，是一种丧礼制度的现实和人伦情感的体现。 ?
从汉画艺术所蕴含的儒家政治意识来看，对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礼制观念的展示也很充分。从大量描绘贵族生活的《车骑出行图》上，就可看出这一点。 “ 据《续汉书 · 舆服志》记载，当时不同等级的官吏，使用相应的车骑服饰。比如二千石以下的官吏，仅能用一马拉车，二千石以上至万石丞相、王公贵族，可用二至四马，天子用六马。又如前导后从的车辆，公聊以上至三百石县令，有主薄、主记、县曹、功曹、游徼五辆属车。车前开路的伍佰，也就是步卒，四石百至二百石的官吏可设二人，二千石至六百石可设四人，太尉、司徒、司空可以设步卒八人。带剑骑吏的数目，公以下至二千石设四骑，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县令，设二骑。在武氏前石室中的 ‘ 令车 ' 画像上，刻出主车 ‘ 令车 ' 一辆，车上有四维。车后四个骑者，一辆 ‘ 主薄车 ' ，一个送行者。主车前有骑马人二名，带剑骑吏二人，步卒二人， ‘ 门下功曹 ' 、 ‘ 门下游徼 ' 车各一辆，迎者一人。和《续汉书 · 舆服志》相比，还少一辆 ‘ 主记车 ' 。带剑骑吏和伍佰的数目则相符。武氏前石室的《水陆攻战图》上，主车在桥正中，五辆属车分列两边，均有题榜予以标明。同《续汉书 · 舆服志》相比，完全符合。 ” （ 8 ）
2. 汉代绘画艺术蕴含的儒家伦理观念
以仁学为思想核心的儒家文化在政治上重仁政，重礼制，重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的封建等级秩序的建构，在伦理道德领域则崇尚仁爱精神，按照礼制的要求建立既有尊卑贵贱而又有血缘和谐的人际关系，倡导忠孝节义等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先秦儒家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是 “ 孝 ” 、 “ 悌 ” ，是 “ 仁义 ” ，是 “ 忠孝 ” 。子曰： “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 ”“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 事亲之孝用于政治则为忠君，因而忠孝有不可分离的内在密切联系。比如，齐景公曾问政于孔子，子曰： “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公曰： “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 到了汉代，贾谊认为： “ 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之至也。 ” （《新书 · 礼》）陆贾在《新语 · 至德》中也指出： “ 老者息于堂，丁壮者耕于田，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于是善罚恶而润色之。 ” 汉代的忠孝观是对儒家 “ 孝悌 ” 思想的推进，有着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汉高祖刘邦得天下后，尊其父为太上皇，并在长安郊区按照故乡情景设建新丰县，其子孙均承顺祖制，行忠孝之道，在社会上形成风气。
汉武帝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 后， “ 四书 ” 、 “ 五经 ” 成为官学，成为进升、入仕的根本途径。刘向在《古文孝经》基础上校定了《今文孝经》，把孝道推向国家之学。荀爽说： “ 汉为火德，火生于木，木盛于火，故其德为孝 ” ，于是天下学子诵咏《孝经》。明帝命天下学生 “ 自期门羽林之士，悉全通《孝经》章句。 ” 许多儒学大师，如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在其著作中也大力提倡忠孝，强调孝治天下的重要性。
汉代皇帝不仅十分重视孝道，而且多次赏赐孝悌之人。文帝时诏曰： “ 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次二三大夫之行。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 ” 文帝元年诏曰： “ 老者非帛不暖，非肉不饱。今岁首，不时使人存问长老，又无布帛酒肉之赐，将何以佐天下子孙孝养其亲？今闻吏禀当受鬻者，或以陈粟，岂称养老之意哉！是为令。 ” 汉建初三年， “ 立贵人窦氏为皇后，赐爵，人二级，二老，孝悌，力田，人三级。 ”
?汉代还有一种举 “ 孝廉 ” 的 “ 重孝 ” 制度，也是选官的重要制度。 “ 汉制使天下诵《孝经》，选吏举孝廉 ” ，这种以孝道先拔人才的制度成为两汉重要的入仕途径。
?与忠孝观念、孝悌观念相联系，汉代厚葬之风甚盛。据说孔子曾说： “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 ” 。于是厚葬在汉代遂成一种铺张排场、奢侈浪费之风气，上到君主、王公贵族，下至地方官僚，无不大兴土木： “ 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至于富者奢僭，贫者惮财，法令不能禁，礼义不能止 ……” （ 9 ） 甚至有人倾家荡产，来显示孝行，更有许多官吏借葬丧之机，大敛财物，以达名利双收的目的。 ?
汉代的厚葬，一方面是大兴地土，大量陪葬，另一方面是为死者树碑立传，建祠祭祀，并在墓室内刻画图画以追述其生前生活，表现其身份地位、品德、志向、威仪等。世人认为这是 “ 称扬先祖之美，而明善于后世者也。为祖先者，莫大有美焉，莫不有恶焉，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 ” 这种以刊石歌功颂德的风气之所以流行，确与封建礼教有关。
这样一种内蕴仁学精神的伦理道德要求，在汉代绘画艺术中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在壁画创作中，有表现孝子的曾参母、闵子骞、老莱子、丁兰、韩伯瑜、刑渠、董永、朱明、卫姬叩谏图等故事题材，有表现节妇的梁节妇、齐义母、京师节女、无盐丑女、梁高行、秋胡妻、鲁义姑、楚真姜、李善等故事题材。其他见于记载的，如汉武帝为了 “ 垂母范 ” 在甘泉宫图画休屠王阏氏的像，汉成帝时把刘向《列女传》中的人物画在屏风和墙壁上，并以这些节女为鉴戒教育的典范，传布得很快，真是 “ 郡县乡里闻风景从 ” 。
列女孝子的故事，虽然有不少封建礼教的糟粕，但也有些值得有注意的有益部分。如秋胡妻在采桑的时候，拒绝了一个不相识男子的引诱。她回家以后，发现那个坏人就是新婚五日离家五年的丈夫秋胡，因而愤怒投江自杀。 “ 秋胡戏妻 ” 的故事，固然说明统治阶级需要这样的愚节愚义，但这也是被社会剥夺了反抗能力的妇女对一种不义行为的反抗。还有董永卖身葬父，尽管这是人们的幻想，是痛苦的呻吟，但这也是人民在悲惨命运中所产生的希望。
汉代对气节信义是十分重视的， “ 任侠 ” 风气很盛。司马迁在《史记 · 游侠列卷》中指出： “ 其言必行，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 ” 。这在处世为人的层面上谓之信义，在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谓之气节，是一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坚贞品质。苏武出使匈奴，持节而不侮，张骞出使西域，十载方归，田横八百壮士壮烈殉国，都是忠贞不渝的典范。西汉是信义气节这风尚最重的时期，因而，在汉画中表现忠君观念和信义观念，塑造主持正义、侠肝义胆、敢为知己者死的英雄形象的作品也很多。比如，画像石中，曹沫劫齐桓、专诸刺王僚、荆轲刺嬴政、要离刺庆忌、预让刺赵襄、聂政刺韩王、蔺相如完璧归赵、范雎须贾、颜淑握火、信陵君侯嬴、王陵母、义士范赎、柳下惠、程婴杵臼、二桃杀三士、管仲、苏武等故事题材，就有许多生动表现。其作用正如曹植在画赞序里所说的： “ 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风篡臣贼嗣，莫不切齿；见高节妙士，莫不忘食；见忠节死难，莫不抗首；见放臣斥子，莫不叹息；见淫夫妒妇，莫不侧目；见令妃顺后，莫不嘉贵，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 ” 比如，蔺相如使秦、荆轲刺秦王，以及专诸、聂政、豫让等人的故事，都是歌颂义士侠客的英勇事迹和反抗行为的。如果把 “ 士为知己者死 ” 的封建糟粕剔去，他们那种见义勇为、维护正义、舍身成仁的行为和品德，在各个历史阶段都曾起到一定积极作用。
?3. 汉代绘画艺术中显现的儒家入世观念
先秦时代儒、道两家的哲学文化精神尽管存在可以互补之处，但又有诸多差异。如果说道家哲学更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把握，主张无为，顺应自然，复归自然，远离充满丑恶、虚伪的浊世，以维护人的感性生命活动，那么儒家哲学则更重对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把握，主张按照仁学精神的要求，在自然血缘关系基础上，通过礼乐并用的实践方式，去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目的，去实现 “ 大同 ” 的社会理想。
汉代儒学家董仲舒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中虽因杂糅某些阴阳五行文化成份而使汉代正统儒学带有一些神学目的论色彩，使他的 “ 天人感应 ” 学说具有一定神秘性，但从总体上看，汉代儒学维护和发扬确实是先秦儒学的基本要旨，这种儒学文化精神仍然是沿着重人世、重社会、重现实、重人生的道路向前推进。董仲舒的 “ 天人感应 ” ，与道家文化的 “ 天人合一 ” 虽有相似之处，但从哲学根据上看也还不同。道家文化的 “ 天人合一 ” 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在自然关系层面上的统一，而汉儒文化的 “ 天人感应 ” 关系本质上却是一种在社会关系层面上的统一。在那种神秘的超验的感应关系中，天被 “ 人化 ” 了，被 “ 社会化 ” 了，被 “ 伦理道德化 ” 了，变成了 “ 人化 ” 的天， “ 社会化 ” 的天， “ 伦理道德化 ” 的天。人要按照至高无上的 “ 天 ” 的意志目的去行事，去入世，去用仁学精神变革客观现实和社会人生。
由于受儒学文化的影响，许多汉画艺术作品自然而然地便具有一种贴近社会现实生活、展现人生欲求的倾向，显示出儒家文化重 “ 入世 ” 的态度。这种思想倾向在前面所述圣贤功臣图像、行侠仗义图像、孝子节妇图像等作品中已有体现，另外从车骑田猎、宴饮庖厨、乐舞百戏、生产活动等题材的作品中亦可见出。车骑田猎图是最为常见的题材，早在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就有狩猎图表现贵族生活的场面。他们凭借政治经济条件，夸耀和赞美自己的生活方式，车骑田猎，前呼后拥，鼓吹载道，以阔绰和威仪来夸耀自己的富有。他们纵猎山林以追求感官上的刺激，命令人与兽斗，作为娱乐。在南阳出土的汉石刻画像中就有不少人兽相斗、徒手相搏的惊险场面，而斗者的形象不是力士，便是猎人。庖厨图、饮宴图一类的题材，也是汉代贵族生活的真实写照。密县打虎亭汉墓出土的一幅庖厨图和宴饮图便表现了杀鸡、宰牛、酿酒、烹调的情节，婢仆捧盘进馔的图画，贵族们正在准备酒肴、宴请宾客的场面。
在汉画像石中，有许多表演乐舞百戏的图景，不少是大结构的画面。如沂南画像石的乐舞百戏中，有惊验的马戏，丰富多彩的杂技，鱼龙曼衍之类的化装节目。在一幅巨大的画面中，表现数十个精彩节目，非常现实生动。小幅构图的，或表演七盘舞，或描绘巴俞舞等。所谓百戏是杂技的部称，其前身为角抵戏，起于原始社会。在汉所以盛行，是由于统治者把叛逆者或罪人用来斗虎搏熊取乐。洛阳出土汉墓彩画砖中，就绘有上林虎圈斗兽图。这种表现角力斗兽的画，是常见的。张骞通西域后，由于文化交流，也增加了许多百戏的内容。如倒挈面戏（即翻筋斗），舞偶人戏（傀儡戏），其他还有扛鼎、跳丸、跳剑、走索、钻刀圈、马上倒立等图景，在汉画中都有很具体的描绘。
贵族酒后放纵的狂态，在汉代绘画中也有生动的描绘，从许多乐舞百戏的场面中看得非常清楚。他们蓄养倡伎优伶，使用艺人作为娱乐的工具。每有宴会，便有歌舞、吹竽、弹琴。从事歌舞的倡伎优伶等艺人没有社会地位，被践踏在社会底层，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为生活所迫而辛勤地奔波。他们创造了不少内容丰富的舞蹈、百戏、杂技，显示了当时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和创造才能。
这些作品，从客观效果来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实质，同时也表现了庖厨中的各种劳动。在厨房的画面上，可以看到当时贵族家中用了许多奴仆。他们汲水、烧火、杀猪、宰羊、杀鸡、打鸭、烧茶、煮饭，炉灶上还悬着许多腊味。在许多狩猎图中，可以看到猎人们和猛兽肉搏，这就是炉灶上山珍海味的来源。在孝堂山石刻中有一幅描绘贵族生活的图画，堂前有四个人拉着一辆鼓车，七个人吹打杂技，前后演奏。《汉书 · 梁冀使》说： “ 当春秋佳日，冀与其妻，共同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从倡使，鸣鼓吹奏，酣讴竟路，或连继日夜以形娱姿。 ” 这幅作品就是上面所述实际生活的写照。
在许多丰收图与宴乐图中，沂南画像石中有一幅非常出色。上面雕着用牛车载的谷物，在打谷场上堆积着粟米，农民正用口袋盛米向粮仓运送，左边还有杀猪、宰羊、割烹等情景。
《车骑出行》、《舞乐百戏》、《宴饮庖厨》、《燕居博奕》等反映封建统治阶级生活的图像，在东汉墓室壁画中也是极为流行的题材，贵族们总是以此来炫耀他们显赫的权势，享乐的生活。密县打虎亭东汉墓中的《宴乐百戏图》，就是地主官僚豪华享乐生活的写照。
东汉末年，壁画的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有一些也与画像石一样用来表彰官吏以及各方面的人物。元和元年，汉灵帝刘宏在太学以外另立鸿都门学，提倡辞赋、小说、绘画、书法等。除了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以外，还 “ 为鸿都文学乐松、江览等三十二人图像立赞，以劝学者 ” 。鸿都学的设置一方面反映文艺发展的趋势和受到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在那动乱年代里统治者企图以文艺粉饰太平的企图。
东汉末年壁画上也有农耕生产图像。从甘肃酒泉、嘉峪关魏、晋墓中的几百幅生产劳动的画面，可以使人感觉到，正是世世代代各族人民的辛勤劳动，共同经营开发了西北广大地区，才用血汗创造了物质财富，推动了历史前进。
?唐建 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展览演出中心主任、高级职称评委，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大学教授、中国书画美学方向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艺术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大学艺术学院客座教授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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