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和小说之间，梁惠王能走多远？
严羽说“诗有别才，非关学也”。这话说得很对，适合于一切艺术，尤其是文学创作。写小说和做学问是两码事，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好的学者未必就是好的小说家。过多的理论思考，非但不能给小说写作带来穿透力，往往还要伤害艺术表现的灵感。《中华读书报》为梁惠王《亭长小武》做的近万字专题推介，标榜的却是“70‘后青年学者，用小说重写《汉书》。”这样的定位，会不会有些尴尬呢？说实话，我对梁惠王这样的自我定位，曾经是狠捏了一把汗的。但是读完《亭长小武》之后，却是放心了。
《亭长小武》，是地道的历史小说。历史小说，在小说家族中算不得大宗，但在题材上的特殊性颇值关注。历史和文学，同是九位缪斯女神之一，各有所司。历史是再现的艺术，职责在于叙述史实；文学却是表现的艺术，现代意义的小说更是以表现心灵为主。因此，历史小说是一种很尴尬的选择。很难有一部历史小说，能在历史和小说的二维评价尺度里同获好评。离史实近了，人家说这是历史教科书；离史实远了，人家说这哪里是历史小说嘛。走纯文学路线的小说家，大抵远离历史这一题材，为的是少趟浑水。偏爱历史题材，且有意为之的，大抵选择通俗路线。《亭长小武》，既然是历史题材，很自然地也便选择了通俗小说的路线。
历史小说多采用通俗化战术，大抵将史书上有名有姓的人物，用传奇故事的笔法添油加醋地重说一遍。在一个市民趣味流行的时代，为了讨好读者，又难免要带些戏说的成分。梁惠王的《亭长小武》却能不落俗套，绝无半点戏说姿态，小说的主人公小武也并非“宁有种乎”的王侯将相。但是我们亦不难看出历史小说的惯性影响，虽然小武从贱民中来，可是小说的指向却不是往贱民中去。亭长小武日夜做着“知识经济”的美梦，妄想依靠自己的法律知识达成阶层流动，成为封疆大吏。梁惠王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帮助亭长小武达成了愿望，小武依靠通晓律法和行事果断，在体制内飞黄腾达，成为和江充一样的宠臣。于是亭长小武“误入白虎堂”，目睹并亲历了戾太子巫蛊案——西汉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宫廷斗争。可以说，亭长小武虽然是小说的主人公，可却是整个穿在“戾太子巫蛊案”的套子里的。这便又回到历史小说再现重大历史事件的主题传统上来。这一传统，由讲史和演义奠定。
《三国演义》是讲史和演义的集大成之作，它对史实的态度是“三分写实，七分虚构”。三分写实，落实在对具体历史事件的事实尊重，七分虚构体现在人物性格的夸张。《亭长小武》不同于《三国演义》对史实的尊重，梁惠王在对“戾太子巫蛊案”的叙述之中强行插入了小武，这是一种彻底的事件虚构，历史上自然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干预过巫蛊案的小武。但这不等于说《亭长小武》不尊重历史。梁惠王对历史的尊重不在于史实上的忠诚，而在于情境的还原。《亭长小武》在情境上的真实，远大于史实上的忠诚。读《三国演义》，很容易判断出它与《三国志》的不同，知道是在“小说”。读《亭长小武》，虽然明明知道历史上没有小武这个人，可是却常常有当时事件便是这样发生的错觉。为什么会这样呢？便在于梁惠王对汉武帝朝历史情境的准确把握。梁惠王实在是一等一的汉代历史专家，他对《汉书》的熟悉，已经深入骨髓，以至于他可以对“戾太子巫蛊案”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做到以假乱真的情境还原。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过程的细节再现，以及各当事人——汉武帝、戾太子、江充，甚至是配角——臣相刘屈敖、太子少傅石德等的心理活动，在梁惠王的笔下写来，都是如此地合情合理。这是罕见的良史之才。《三国演义》以宏大叙事取胜，但对于具体事件的展现却不能如此精彩。当然，这和《亭长小武》只集中处理一个事件分不开。《亭长小武》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像是公案小说的套路，但是《施公案》、《彭公案》那样的公案小说在叙事规模上却是过于小气了。
《亭长小武》对汉代历史做情境的还原，亦不同于近日的正说清宫十二帝。后者关注的是细节的真实，梁惠王则着眼于对历史氛围的整体再现。在对“戾太子巫蛊案”做事件的构拟和情境还原的同时，梁惠王为我们展现了汉代历史文化的全息镜像。梁惠王并不是以简简单单地叙述宫廷斗争为己任，他实在是担负了为我们普及汉代历史文化知识的使命。他的笔下，涉及汉代历史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朝廷的典章制度，小到吏民的日常生活，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民俗、文化……，他都举重若轻，不动声色地融进了主题事件的叙述之中。这无疑得益于他的深厚学养。许多年来，他便以能大段、大段地背《汉书》而为人称道，对于汉武帝朝帝王将相的历史自然是烂熟于心。更难得的是，他在北大中文系做研究生毕业论文时期，选的是包山楚简法律文书作为论文题目。这一批法律文书中，涉及到许多贱民的悲哀，极真切地展现了汉代法制的残酷和贱民生存的艰辛。这正是社会生活史的绝佳材料，是对帝王将相家谱的正史的绝好补充。因此，《亭长小武》对汉代历史可以做到全方位的情境还原，非但是帝王将相的事件而已，它里面有许多细民的真实生活，惨酷而有活泼泼精神。
作为“小说”历史而言，《亭长小武》实在是太成功了。在梁惠王之外，我再没有见到有一个人可以对历史做到如此生动而真切的情境还原。从前读书，导师要我通读一遍《资治通鉴》。我说如何能记住呢？导师说本不要你记住具体的事件，只须有个情境的了解便好。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亭长小武》很有必要被每一个秦汉专业的国学研究生当作必读书。它实在是汉代历史最可靠也最生动的一个通俗读本。从文化普及的意义上，梁惠王可谓功德无量。他的贡献，可以简单概括为：为通俗生动地再现和图解历史文化，找到了最理想的路径。
作为“小说”历史过于成功，并不妨碍《亭长小武》在“历史”小说方面的优秀，只是这个优秀相对逊色许多。以《三国演义》为代表的演史小说，是以人物塑造奠定其不朽成就的。如果把金庸的武侠系列也归入这一体系的话，成功亦在人物上。遗憾的是《亭长小武》在这方面并未取得与生动、真切地还原历史情境同样的成就。窃以为，《亭长小武》里只有一个汉武帝写得极其成功。梁惠王对汉武帝心理的把握，和对西汉历史的情境把握一样准确，他真是深入到了汉武帝的灵魂。汉武帝对戾太子和对功臣的心态，以及感觉世界和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被梁惠王准确地捕捉到了。而且这一人物性格，具有典型意义，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刻画汉武帝的成功，依旧取决于作者对历史的熟稔。梁惠王对“戾太子巫蛊案”事件的各当事人，如戾太子、江充等人的心理刻画，放在事件自身来说，亦皆贴切成功。但亦仅此而已。脱离了“戾太子巫蛊案”事件这一特定氛围，这些人物便难有栩栩如生的精神了，亦不能更广泛和深入地感动人。亭长小武，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更多地是起到了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在性格塑造和心理表现上，相对弱了一些。至于书中女子的刻画，却是过于简单了。就《亭长小武》来看，梁惠王离“人物”大师，尚有距离。
梁惠王有良史之才，却亦有多年的小说创作经验。从少年时代起，梁惠王便倾心于鲁迅和苏童的小说。梁惠王早期的小说，以短篇为主，如《俗世》、《我们应该相互吐痰》、《生命童话》等等，都是纯文学路线，文字如老吏断狱般的精悍凝练，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也入木三分。在《亭长小武》里，对汉武帝的性格塑造，依稀可见梁惠王早期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功夫。长篇小说，在文字表达上自不能如短篇那样精审。梁惠王驾驭文字的功力，在《亭长小武》里，只能从代拟的诏书以及书信里见出端倪来。写长篇太累，梁惠王洋洋数十万言的《亭长小武》，完成得太快。如果再从容一些，能将早期锤炼文字和挖掘人物心理的长处贯串其中，我以为梁惠王可以写得更出色一些。以我对梁惠王的了解，这亦不能不说是未尽其才了。
不过说来奇怪，通过对《亭长小武》的阅读，我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梁惠王——不同于我认识许久的那一个。我一直觉得梁惠王的性格，和我一样偏于怯懦和犹疑，可是他笔下的小武如此强悍，全然是拼命三郎的气象，愿望达成意识也过于强烈。我诧异于梁惠王竟然能如此放肆地来写亭长小武。究竟是梁惠王内心里深藏着这样一种强悍呢，还是一种心理补偿，我颇有些困惑。但我深知，梁惠王的小说可以强悍，可以走得很远很远。梁惠王强悍得足以成事。
李清照说词，强调“别是一家”。历史小说，在小说大家族中也确实别是一家。梁惠王的深厚学养——对《汉书》以及汉代法律文书的深入了解，足以使他在所有“小说”历史的同类著作中脱颖而书。他对文字的敏感以及小说的悟性，也足够严羽所说的“诗有别才”的标准了。相信他的历史小说能够越写越好。历史小说，无非“小说”历史和“历史”小说两条路径。在“小说”历史方面，梁惠王的良史之才已经可以成为典范。在“历史”小说方面，作为小说家的梁惠王也当多有尝试。我始终关心一个问题：在历史和小说之间，梁惠王能走多远？究竟能在哪些地方于历史小说的写作起到示范作用？梁惠王究竟能否在历史小说的陈腐中开出永不凋落的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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