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文革结束后的首届全国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与人们以往看到的红光亮、高大全的作品不同,观众在几位四川美院学生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种灰暗的情绪。这件事将直接导致“川军”作为一支新兴力量在国内美术界的横空出世。
1979年,在画完《为什么》一年后,高小华前往上海拜访陈逸飞。高问陈最近在忙啥?陈说在学外语办签证,准备出国。很多年后,高小华不胜唏嘘地说,你真的不能小瞧上海画家的前瞻性,当大家都忙着拨乱反正、参加全国美展时,他们已经揣着38美元漂洋过海了。当然几年后,这伙在陈丹青眼中“豪爽、开朗、痛快”的四川哥们也将相继出国,但在出国前,他们还要完成另一件历史托付给他们的大事。
1979年年底,文革结束后的首届全国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与人们以往看到的红光亮、高大全的作品不同,观众在几位四川美院学生的作品中看到了某种灰暗的情绪。高小华的《为什么》、程丛林的《1968年X月X日雪》、王亥的《春》以及罗中立的《忠魂曲》都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震撼。展览结束后,高小华、程丛林、王亥的作品均以油画二等奖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美协官方之所以做出如此反常的评奖决定,或许真的“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但天性好强的罗中立对此却毫无兴趣,他真正关心的是:“为什么我没有获奖”?当然,一年后他也将获奖,而且是金奖,而且震惊国人。
但是高小华麻烦了,因为他们参加全国美展并没有征得校方的同意。作为班长,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撤职。尽管如此,四川美院仍表现得非常宽容,这是四年后高小华调到中央美院任教后才明白的。他说:“相较之下,如果1977年我去了中央美院,可能就会一事无成。”校方的宽容还表现在,1980 年他们主动组织学生参加了“全国青年美展”。这次美展四川美院再次大放光彩,他们的作品几乎囊括了美协设置的金、银、铜三个奖项,罗中立的《父亲》毫无悬念地拿下了金奖。在展厅中,很多人驻足在这个满脸皱纹、熟悉亲切的“老父亲”面前,仔细打量、细细思索,不知不觉间眼泪掉了下来。周春芽的《藏族新一代》、王川的《再见吧小路》、朱毅勇的《父与子》也出现在人们面前,川军再次受到美术界的瞩目。
此次展览结束后,罗中立、周春芽、王川等人高兴地从北京返回重庆。但他们发现77、78班中公认的最具艺术家气质的何多苓却在画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坐在一堆枯草上,眼神迷离。这样他们感到费解,何的研究生导师甚至说:“哪有这么画油画的?不行!”导师生气的直接结果就是,何多苓毕业后无处可去,他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在折腾了大半年后终于被强行分配至成都画院。但艺术史并不会戛然而止,几年后这件作品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甚至影响到几代人的创作。这件作品的名字叫《春风已经苏醒》。
春风已经苏醒,川军已然崛起。1982年,在经过四年大学生活的锤炼后,77、78级正式毕业。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叶永青等人留校,其他人被分配至全国各地。在留校的名单中,没有张晓刚的名字,他被分到了昆明歌舞团做舞美。
张晓刚很难过!其实过去的四年,他都很难过。他有自己的审美情趣,所以没法将自己融入当时风靡一时的“伤痕”与“乡土”,悲观的他甚至想到了退学。在给哥哥的 中,他这样写到:“我是班上最差的,我想退学。”自然,他当时必定不会想到,属于他的时代还远远没有到来。
1982年的另一件大事,是中国美术馆邀请四川美院的油画赴京举办展览,这在当时,即便到现在也是极为罕见的。在此次展览中,高小华《赶火车》、罗中立《春蚕》、程丛林《同学》组画、周春芽《剪羊毛》、张晓刚《藏女》、朱毅勇《乡村小店》等一批“川派精品”相继亮相。在展览同期举行的座谈会上,学界首次提出“四川画派”这个概念。时任《美术》杂志编辑的邵大箴说:“四川有一批油画群,这些油画标示着四川画派的成熟”。时任中央美院副院长的艾中信也表示:“四川美院的创作是很出色的。四川是一个派,这已经确认了。”至此,川军一代的辉煌已达巅峰。
1983年,罗中立出国;1985年,高小华、周春芽出国。随着川军核心人物的渐渐离去,学界曾热捧的“四川画派”已经名存实亡,以至于在 1984年举办的第六届全国美展上四川美院几乎全军覆没。之后程丛林曾打算举办一次四川美院“十人画展”,来“挣得几分颜面”,但也终因川军的分散而未能如愿。在此后的数十年内,川军陷入了另一个新的低谷。当然,也有比较好的消息,比如1986年,罗中立回国;同年,张晓刚调回川美任教;一年后,台湾藏家林明哲来到重庆,“信手就卷走了川军积压的成百上千张作品。”但不论如何,川军的第一段辉煌已经过去,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另一次更需要厚积薄发,更需要勇往直前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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