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可记，或者大历史观
——读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万历十五年》是一本很受推崇的书，所以我在阅读的时候，处于一种很尊敬的心态。事实证明，这种尊敬不是没有来由的，本书的一些思维观念，的确让人耳目一新。
我很喜欢认真地阅读一本书的“序”和“跋”，因为如果是作者本人写的，那么本书的一些精华将被提炼在这里。《万历十五年》“自序”中“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一句，一下子吸引了我。虽然此话被用来反证明代的中国封建经济并没有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但是它将作者的写作思路澄明于读者面前：他不预备以详细的事实叙述来完整地再现万历十五年，而是要将站立在现有文明的高度上，对万历十五年做一番俯瞰。当然，这句话的识见并不仅于此。
如果要俯瞰，当然不能就事论事。黄仁宇先生的思维模式是：“叙事不妨细致，但是结论却要看远不顾近。”身为后来人，站立在相较从前更为丰富而且先进的文化成果上，遥追数百年，许多迷雾就可以层层穿透，从而实现一些一针尖见血的根本性分析。这就是黄仁宇先生形成“大历史观”的现实源头。说到底，“大历史观”固然需要写作者自身必须具备开放性思维，还和当下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密不可分。如果没有社会文化层面的整体性进步，回头看历史就不会拥有以往作者所不曾拥有的利器。可以崇拜个人的超强能力，但是个人能力永远无法超越特定的历史阶段。就此种大视野来说，绝不会为黄仁宇先生所独有，以万历十五年而看万历一朝，有明一朝，甚至封建社会，乃是许多学者都能够想到和操作的。问题的关键、也是我所认为的本书的真正新意在于，它用西方已经足够成熟的政治学、制度学、军事学甚至哲学的理念，上溯将近400年，来剖析中国明朝的万历十五年。
明朝万历十五年，亦即1587年，这一年是24岁的万历皇帝登基的第15个年头，元辅张居正去世的5周年，首辅申时行上任的第4年，南京都察院右督御史海瑞、罢官在家的一代名将戚继光辞世的当年，哲学家李贽削发为僧的前一年……在这一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黄仁宇先生在结尾部分既然已经如此盖棺定论，那么万历十五年在中国历史上就决不会是简简单单的一年。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万历十五年本来就“无事可记”，在这一年里发生的事件，没有一件影响深远值得长久追忆。如前所述，既然作者是挟现代文明的利器来剖析前人的时代，那么无论选取哪一段历史横切面都注定着相同的意义，而选择一个“四海升平、无事可记”的年代，则更能显出对比的强烈和历史洪流的浩浩荡荡。且故事的相对平淡，会使阅读者追随着作者满含深意的探寻脚步，将更多的兴趣放在故事背后，而不是故事的本身。
本书无意将万历十五年琐碎的事件递补进来不厌其烦地讲述，而是意图通过探寻人物背后的命运，命运背后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后的历史不可抗拒性，来完成自己对“大历史观”的一次总论证。如果仅仅将万历十五年展示出来，那么因为无重大事件可记，本书也将成为一片空白，于是作者以此年作为一个时间线索，前后延伸，得出了和这一年存在某些关联、对万历一朝具有深远影响的人物名单，然后对这些重要人物在万历十五年前前后后发生的故事进行叙述和评点。
明代实行文官治国，万历一朝也就概莫能外。文官治国有两大要素：礼仪和人事。礼仪一方面使君主更像君主，成为代天统治的化身，具有神的力量，另一方面则用于化解人心，达到行为的趋同和有序。人事则成为文官的命门，以人事主管文官，则所有的文官不过是在宦海里浮浮沉沉。这就勾勒出了万历一朝政治上的粗线条，在这里道德取代法律，论语和四书五经取代了象征民意的成宪。没有法律，那么惟有依靠人情，而人情是具有弹性的尺度，不会具有不容推移置换的原则性。这些，对整个封建社会几乎同样适用。
封建式礼仪钝化了百姓，它使百姓成为循规蹈矩的愚民，使来自下层的发展动力接近于无。应该说，中国封建礼仪的力量很是惊人，各个王朝治下的百姓揭竿而起不外两大原因：1.官逼；2.饥馑，后者尤为主导因素。人事则钝化了文官——社会上层人士的改革动力，它使官员们蝇营狗苟，为求升迁、自保不惜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张居正正是没有认清明代行政制度的的本质，所以才会企图凭借一己之力，给已经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以生机，然而效率、求实、实务、廉洁、法治都不符合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在生时他能利用自己的元辅身份和皇帝的宠信部分地实现自己的筹划，并无限尊荣，死后却难免遭到文官集团的彻底清算，以至殃及子孙。而对他的清算，又是以“莫须有”的罪名来进行的，可见封建文官集团统治的荒谬和黑暗，整个社会如病如膏肓。
在明代，国事之不可为以至于此。流行于道的，正是申时行之流的调和折中之策：但求能够维持现状，便是最大功德。即使是腐败目所共睹，蛀败着国家的经济基础和人心基础，在于文官，不但不能藉此廉洁吏治，而且还要同流合污。这也就出现了宋明两代开国皇帝让文官治国的悖论：国家固然避免了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家天下也没有能够长久地保全，文官治下国力积贫积弱，官僚贪污腐败，礼义道德沦丧缺失，令人们对文官和熏陶文官的中国传统文化失掉自信力。而宋明，甚至最终都为当时的关外异族所取代。
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清廉的海瑞，已经成为“古怪的模范官僚”，因为文官阶层的整体腐败和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注定他的“模范”不会得到上层的认可，只能作为口碑流传于民间；果敢的戚继光，不过是“孤独的将领”，他的成名非但自身要有出类拔萃的才能，还需要有谭纶、张居正的大力提携，他在军事上的种种成就无比辉煌，却又无有一种不是面对现实妥协的产物；一个“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最终还是无法逃脱封建礼教的束缚，选择以出家、自杀的方式来逃避，在此种社会流俗下，也就合情合理。
透过《万历十五年》粗略的叙事表象，黄仁宇先生充分运用了西方的政治学等既成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对万历一代，乃至中国明代、封建社会，进行了有关行政、司法、立法、军事、哲学、民俗等全方位的叙述和分析，更多地含有中西对比的意味，也成功地完成了“大历史观”的初次试验。我觉得这是本书最精华的部分。
“大历史观”是如何形成的呢？作者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相当于“跋”）中如是说：“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内尚不能看清，而需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2003年2月北京第13次印刷，定价12.80元）
标签： 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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