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帝国主义两大集团重新瓜分世界的不义之争。起初，中国对这场战争持“中立”态度，但在段祺瑞先生执政时期，毅然改变初衷，于1917年8月正式对德奥宣战。段的这一举动，引起时人不少非议。史学界也普遍认为，段祺瑞先生是得到了日本的支持，要借“参战”之名，获得日本贷款，达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目的。笔者觉得这一说法有些牵强。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州爆发，中国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决定避开这场战火，于8月6日颁布中立二十四条规，规定各交战国不得在中国领土领海内有交战行为，不得把中国海陆各处作为攻击敌人的根据地等等。但就在中国宣布中立的第二天，“日本舰队已经声势浩大地出现在德国租借地胶州湾海岸之外了。”
8月23日，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正式出兵青岛，并占领了山东其他地方，掠夺了德国在山东的种种权利。对此，中国政府也曾有过参战打算，但日本唯恐中国参战对其不利，极力阻挠。所以，在1917年2月之前，中国始终处在这种“中而不立”的被动局面下，“迭招德国不严守中立之抗议而不能答复，又照付德国之庚子赔款，而惹协约国之仇恨，以促成日本对付中国之政策，卒招致二十一条之要求，及欧战期间日本其他之一切侵害。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先生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对于欧战问题，段祺瑞先生自始即表关注，以为“欧战倘持久，美国终将加入”，所以“中国当先有准备”，还特地在国务院辟西花厅，约集外交部及与外交有关人员，到西花厅共同研究欧战问题。同时，段祺瑞先生还和协约国秘密接触。据日本报纸载，早在1916年10月，段祺瑞先生就和在华英人商谈过中国参战事。另据德国档案记载，1916年底，段祺瑞先生已将其投入协约阵营参加一战的意图明显表示出来。而此时日本对是否允许中国参战态度尚不明朗。直到1917年二三月间，相继与英、俄、法、意达成五国谅解，获得由其继承德国在山东利益的保证，日本才赞成中国参战。由上可见，段祺瑞先生早就有参战之意，只在等待时机，并未受日本影响。
段祺瑞先生的参战决非一时心血来潮，也非单纯受某国挑动，而是经过长时间酝酿的结果。也正因如此，他才不顾国内重重阻力，坚持采取进一步行动，终致引发了府院失和、国会解散、张勋复辟、南北分裂等一幕幕政潮，这恐怕不是他坚持参战的初衷。
段祺瑞先生不顾国内朝野各方强烈反对，主张中国参战，加入协约一方，是基于他自己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作出的。
如前所述，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内讧，日本乘机在中国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使中国外交处境十分被动。1917年大战已近尾声，鹿死谁手已经很明白，为使山东问题妥善解决，中国必须有机会参与和会，与日本争夺失去的权利。对此，段祺瑞先生有清楚的认识:“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青岛势必染指掠夺”，而“德国虽系当今之强国，但众怒难犯，料其难以取胜。……将来协约国取得胜利，中国将成局外之人，而我国参加，那将迥然成另一局面。到时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和会上有我一席之地，必将提高中国之国际声誉。”当时，国内一些进步人士也持这种观点。
段祺瑞先生想通过参战，一方面获得协约国集团财政上的“援助”；一方面能够缓付赔款和提高关税，增加政府收入，以便维持统治。当时，民间也有人认为，“倘加入协约团体，为得财政上援助(若缓赔款大借款改正关税输出军需之类)，肃军纪，理财政，兴学奖业，国人倘奋发有为，非千载一时之机会乎!失此机会，真可谓救亡无术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朝野人士的某些共识。
段祺瑞先生力主中国参战，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也是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的。把段祺瑞先生主张参战归因于要借助日本支持，达到武力统一目的的说法是片面的，不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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