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与“造反有理”:我们该给中学生什么样的价值观?
前不久,一份地方报纸刊载了一位优秀中学语文老师一次给五个班级的学生讲读《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事迹。报纸上没有刊出那位老师具体讲授的内容细节,但是,选择这样一篇作品作为向全校中学生开放的语文精品课,个人以为,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故事,在民间可谓是家喻户晓,特别是电视连续剧《水浒传》播出后,几乎没有不熟知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逼上梁山当了土匪的故事。但是,抛开这个故事的历史真实性不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学语文教材中选择的这个故事,究竟旨在传授给下一代什么样的价值观呢?
不容置疑,《水浒传》作为一部古典文学作品,其文学价值自不待言。但是,这部作品中所传达的人文观念和价值取向,对于缺少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而正处于心智成长时期的中学生而言,这种文学作品中的价值取向,对他们今后的人生自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作为教材编撰者和作品的讲授者,其价值取向无疑会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烙印。
一部《水浒传》,所传达的核心价值就是“造反有理”。《水浒传》的成书年代虽然学界众说不一,但是其故事背景取材于北宋末年的一群流氓游民——或者通常所谓的“农民”,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故事经过南宋和元代的说书人的辗转加工,到元末明初已经初步成型,后来再经过一些文人的润色,就成了几百年来坊间热销的书籍之一。但是,对于这部著名古典小说所牵涉到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在作为中学语文教材必选内容的情况下,笔者觉得有必要加以拷问和澄清。
一、《水浒传》是关于农民、流氓游民还是下层士大夫的故事?
传统的说法是,《水浒传》是一部关于农民起义的纪实小说,它以民间传说为基础,经过民间说书人的加工演化和失意文人的加工润色,逐渐成为一部很受读者欢迎的传奇故事。但是,笔者认为,它所描述的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首先,它的主人公们的家庭出身表明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其次是这部作品的最初雏形中人物不是缺少文化知识的农民阶层人士。所以他们在水泊梁山的聚集只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落草为寇”,是士大夫阶层人士身份沦丧和道德堕落后的一种偶然结局。
我们先来看看《水浒传》中见诸正史记载的部分人物及其事迹:
《宋史》卷二十二,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本纪说:
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又《宋史》三百五十一:
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又《宋史》三百五十三:
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声言将至〔海州〕,张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馀,载卤获。於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擧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
另外,一些野史杂录也有些零星记载。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
宋江见於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及异时见《东都事略》载侍郎侯蒙传,有书一篇,陈制贼之计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有过人。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此自赎,或可平东南之乱。”余然後知江辈眞有闻於时者。
据胡适《水浒传考证》,成书于南宋时期的《宣和遗事》记述了“梁山好汉”们的故事片断:
1、杨志,卢俊义,林冲,杨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等十二个押送“花石纲”的制使,结义为兄弟。後来杨志在颖州阻雪,缺少旅费,将一口宝刀出卖,遇著一个恶少,口角廝争。杨志杀了那人,判决配卫州军城。路上被卢俊义、林冲等十一人救出去,同上太行山落草。
2、北京留守梁师宝差县尉马安国押送十万贯的金珠针宝上京,为蔡太师上寿,路上被晁盖,吴加亮,刘唐,秦明,阮进,阮通,阮小七,燕青等八人用麻药醉倒,抢去生日礼物。
3、“生辰纲”的案子,因酒桶上有“酒海花家”字样,追究到晁盖等八人,幸得郓城县押司宋江报信与晁盖等,使他们连夜逃走。这八人连结了杨志等十二人,同上梁山泊落草为寇。
4、晁盖感激宋江的恩义,使刘唐带金钗去酬谢他。宋江把金钗交给娼妓阎婆惜收了,不料被阎婆惜得知来历,那妇人本与吴伟往来,现在更不避宋江。宋江怒起,杀了他们,题反诗在壁上,出门跑了。
5、官兵来捉宋江,宋江躲在九天玄女庙裏。官兵退後,香案上一声响喨,忽有一本天书,上写着三十六人姓名。这三十六人,除上文已见二十人之外,有杜千,张岑,索超,董平,都已先上梁山泊了;宋江又带了朱仝,雷横,李逵,戴宗,李海等人上山。那时晁盖已死,吴加亮与李进义为首领。宋江带了天书上山,吴加亮等遂共推宋江为首领。此外还有公孙胜,张顺,武松,呼延绰,鲁智深,史进,石秀等人,共成三十六员。(宋江为帅,不在天书内。)
6、宋江等既满三十六人之数,“朝廷无其奈何”,只得出榜招安。後有张叔夜“招诱宋江和那三十六人归顺宋朝,各受武功大夫诰勑,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後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
从上面的这些史料中我们发现,水泊梁山上的那些个好汉,没有几个是真正地道的农民,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陈胜、吴广这类真正的农民起义有本质上的区别。在《水浒传》中所描述的那些在淮南、京东一带造反的三十六名“绿林”好汉中,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对自己的现实处境不满意、对自己所在的统治集团内部分赃不均心怀不满,而又不愿意通过自己的勤奋来改变其处境的一群中小地主或地方文武官吏。从胡适先生的考证中可以得知,宋江是相当于科长级别的公务员,卢俊义更是县处级高干和大地主,吴用是教授级白面书生,晁盖是大地主,林冲是东京卫戌部队的将军级总教官,杨志、柴进也可算是世袭贵族。虽然这些人士与高俅这样朝廷显赫比较起来属于弱势群体一方,但是,与真正社会底层的农民和市民阶层之间,存在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无论是传统说法中认为他们是农民,还是最近欧阳建等学者提出的游民阶层人士的说法,都是对这一群体属性的不准确的定性。不过,可以肯定一点的是,宋江所发动的与政府作对的战争,绝对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起义。而且,这场动乱带给华夏民族的灾难是极其严重的。
从故事发生的背景来分析,北宋宣和年间,正是国家外有异族侵扰,内有数年自然灾害,是国家民族危难之际,然而,来自河北、山东、安徽等地的一些贪官污吏因为受到另一帮权位较高的贪官污吏的陷害,便愤然举起替天行道的大旗来聚众造反,宋江、卢俊义、林冲、晁盖、吴用、晁盖等一班士大夫不是在积极卫国保家,而是趁火打劫,在朝廷内忧外患之际为祸一方,客观上削弱了大宋朝廷对付外族入侵的军事对抗能力。而他们这些所谓的绿林豪杰的目的只是打家劫舍,希望通过非法占有他人财富来满足自己不劳而获的享乐欲求。所以,这些水浒故事中主人公们实际上并非来自真正受到多重压迫的民众,而是一群在权利话语的角逐中惨然败北而又不甘示弱的流氓“士大夫”。
我们再来看看最初的水浒人物所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准。
在为数众多的《水浒传》人物中,如果要否认他们的农民出身,也许有人会拿阮氏三雄和李逵来进行反驳。不过,阮氏三雄在与晁盖等人聚义起事之事所表现出来的胆识和谋略都可以让他们脱离农民阶层,他们也许是当时在等待时机的隐士,也许本身就是属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小地主阶级,一句话,他们已经属于“士”,已经脱离了“民”的阶层——只是没有通过科举的途径而入朝为官罢了。在《水浒传》问世之前的元杂剧中,李逵的故事是最流行的水泊梁山好汉故事人物之一。但元杂剧中李逵的人物形象却是一位情感丰富、语言文雅的儒雅之士。据胡适先生的《水浒传考证》,至民国年间,坊间所存杂剧目录和剧本残篇中,共得关于李逵等水浒传人物的元人杂剧曲目十九种。而在关于梁山好汉的十九种元杂剧曲目中,有十三种是以李逵为主要人物的,现存的还有五种,其中高文秀杂剧中的《双献功》裏的李逵的人物形象,实在太精细了,根本就不像那中后来问世的《水浒传》中的卤莽粗豪的黑汉。他一看见孙孔目的妻子便知他不是“儿女夫妻”;他假扮庄家後生,送饭进监;他偷下蒙汗药,麻倒牢子;他假扮祗候,混进官衙:这种种行事,岂是那卤莽粗疏的黑旋风所为吗?至於康进之的《李逵负荆》,写李逵醉时情状,竟是一个细腻风流的词人了!在康进之的杂剧中,李逵这样唱道:
饮兴难酬,醉魂依旧。寻村酒,恰问罢王留。王留道,兀那裏人家有!可正是清明时候,却言风雨替花愁。和风渐起,暮雨初收。俺则见杨柳半藏沽酒市,桃花深映钓鱼舟。更和这碧粼粼春水波纹绉,有往来社燕,远近沙鸥。(人道我梁山泊无有景致,俺打那廝的嘴。)
俺这裏雾锁着青山秀,烟罩定缘杨洲。(那桃树上一个黄莺儿将那桃花瓣儿啗呵,啗呵,啗的下来,落在水中,——是好看也!我曾听的谁说来?我试想咱。……哦!想起来了也!俺学究哥哥道来。)他道是轻薄桃花逐水流。(俺绰起这桃花瓣儿来,我试看咱。好红红的桃花瓣儿!〔笑科〕你看我好黑指头也!)恰便是粉衬的这胭脂透!(可惜了你这瓣儿!俺放你趁那一般的瓣儿去!我与你赶,与你赶!贪赶桃花瓣儿)早来到这草桥店垂杨的渡口。(不中,则怕悞了俺哥哥的将令。我索回去也。……)待不喫呵,又被这酒旗儿将我来相迤逗。他,他,他舞东风在曲律杆头!
康进之笔下的这一段关于李逵的内心独白,写的何尝不美?这岂是那杀人不眨眼的黑旋风的粗鲁豪放的心理?
康进之关于李逵的杂剧,肯定比《水浒传》问世时间要早。而康进之杂剧中所传达的李逵形象也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说《水浒传》中的人物出身本来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水浒传》也不是一部关于农民起义的长篇古典纪实小说。
二、造反是否有理?
关于《水浒传》所传载的核心价值就是“造反有理”的说法,也许大家不是很赞同。不过,至少在革命和改朝换代的时代中,这种水浒传中价值观是被广泛认同的。现在的问题是,造反就有理吗?
稍稍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实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礼法社会。国家以礼仪来统治上层士大夫,用刑法来统治平民百姓,在这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宗法来协助治理士民。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儒家的经典和国家的法令始终是一种维持社会基本公正的准则,虽然有贪官污吏,有违法乱纪,但只要这个朝廷还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正义迟早都会以某种形态得到伸张。而所谓的造反有理,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士民觉得自己的权益无法通过法律途径获得伸张时所采用的一种极端形式。笔者认为,通过造反来得到自己所主张的权益的形式,只有在一个政权或者权利机构在失去了其合法存在的前提下,或者是某种体制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的前提下,才是可以提出的一个命题。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造反是没有道理的,更谈不上是合法的。
真的是造反就有理吗?
三、我们需要给青少年传输什么样的价值观?
在现行的中小学的文科教材中,特别是中学语文和历史教科书中,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文明时,最常提及的是有万里长城、有四大发明等等。另外,教科书中明显不适当提得过多的,是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多次暴民的反叛和动乱,多被不适当地冠以农民起义和反抗暴政的美名。这其实是与历史真相和我们应该传承给后人的价值观大相径庭的。
众所周知,八十余年的前新文化运动对当代中国的影响之深广已远远超出其作为学术的范畴,它已扩展为一场文化的、思想的革命,是一场破除传统价值观念的革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当年曾经宣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使命是要“打倒一切成见”;态度是“批判”即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最终目的是“再造文明”。但是,当我们在追求社会和、谐试图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不断向下一代灌输《水浒传》中所宣扬的“造反有理”的价值观,是值得人们深长思之的。这会让人觉得,人们对于社会和谐的美好追求,无异是在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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