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袖回旋处
汉唐、汉唐，盛世并称，人所称道。依着国人固有的看待历史眼光，偏爱出了功名的某个时代或者某个人物，不足为奇。瓣瓣指头数下去，汉时文景之治、汉武功绩，唐代有贞观之治、开远盛世，顶顶光环下罩，终其一朝的文臣武将，哪个不是死后也摆上桌面评说一轮。繁荣强盛的时候，绝对少人去探究盛世来临前的乱世，讨论一下由乱到安定的意义。更加少人会体味由乱到治，对所在地区的影响。也许，战争和硝烟远离的时候，生活在安逸的人，不愿再去想。毕竟在我们国家过往的历史传统里，帝皇将相的功绩大书特书写在前面，后面的“意义”、“影响”，跟普通人联系密切一些吧。
蝼蚁积少成多，终于成就众生了——当我面对着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大大小小的文物，惊异于历史那个“南越国”的奇珍异宝，无论颜色、造型，哪点逊色于中原同时期出土的宝贝！站在其中一个玻璃柜子前面，里头陈列的汉代玉舞人，袖珍不盈手，仅仅有一个手指关节大小。要看清玉上的纹理，非要借助放大镜不可。不知是不是陈列室，似暗似明的灯光，加上地板铺上暗红、样式古典的地毯，反正那样的环境，几疑自己身陷古代。不期然，想起藏在广东省博物馆的另外一尊舞人雕像，却是石头料子。可一样的动作，折腰轻颦，若果真有西施，那来个跨越时空比比美，不错吧！请不要忘记，石像舞人是东汉作品，跟南越玉舞人不是同时的。
美女固然要说，美女像出土背后，时时在提醒我们，广东曾经割据过，广东的历史在博物馆里被标示出：它的开头应该由越人书写。
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就是现在的广西，做了首诗，上面有句“共来百越文身地”，在说广西，无意中包揽到广东了。百越嘛，南越本属百越一支。要是只字不提，可能即使如我，一个“老广”，也大概认为自己的家乡和其他省份一样，史上开头简简单单，缓慢有序发展过来。
镜头拉回2000年前的先秦时代，当时的广东，处处湖泽，越人居住在天然山洞里，据说这个状况直到南北朝的冼夫人（人称岭南圣母）生活那会儿，仍见到零星穴居人口。我闻知心弦为之一动，自来两广地区潮湿，住在山洞？那么很容易患风湿性关节炎也！风湿不能小看，治起来特别麻烦。我还是个小孩子，那时记得家里住的典型平房，大人已经淳淳教诲，甚至有时候达到严厉责骂的地步：千万不准在麻石铺的地板上睡觉，躺一会儿都不行！小心你长大后膝盖、背脊痛死。大人怕小孩“湿气入体”而已，那些住山洞的人怕天天“沐浴”在湿气中。不过，山洞里的越人渐渐出来，住上二层上下的房子。省博物馆模拟了东汉时广州市内居民普遍住的那栏杆式房屋：房屋从上空看去，成曲尺形格局。一楼不住人，空出来养家畜；二楼开始有卧房、厨房等等，应付日常起居。嘿，果然够科学，换成现代买楼，我看在银根充足的前提下，宁愿挑四楼比挑二楼的多得多，所以，二楼的价格怎么可以跟四楼比！
内地的生产方式、行政制度等，在东汉的广州传的可普及呢！并且一定惠及众多百姓。可源头不在东汉，在西汉的南越国开始传进中原文化了。翻看《史记》，查查首位南越王赵佗的老家，老司马铁笔直书写着：真定人。我忍不住噘嘴嘟囔：这个外来的和尚！广州俗谚“不是猛龙不过江”，这个外来和尚趁秦末天下大乱，占据南越一隅。他也真个能人，自己先梳起越族椎髻，娶了越女，对各族酋长的安抚政策想必有，史书却难得一见；南越上层提倡和中原交往，换来铁器，引入中央那套官制。
长安的刘邦去世不久，吕后当政，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禁了南越国铁器。这叫“经济封锁”。吕雉大概不入赵陀法眼，听到吕雉封他经济线，不理三七二十一，公然派兵打长沙国，和中央搞起对抗。吕雉那边对应派一支汉兵征越，下场竟是灰溜溜收拾包袱回来。其中深因，一来汉兵们不熟地形、环境，二来南越兵士经过赵陀训练，实力大增。（看过一些书，说推测辛追的儿子之所以年纪轻轻早早去了，那可能是这次征越的后遗症，我就说辛追的儿子太过于接近“少爷兵”！）幸好，这次战争双方都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轮到孝文帝上台，中原和南越恢复贸易往来，南越撤了帝号。
战云收敛，又一派歌舞升平。中原的礼仪制度源源不绝流入南越，如果不是那样，何来南越王墓陪葬大大小小官制印章出土？“丞相”、“未央丞”，明显抄袭中央官制。如此推论，那个玉舞人，大约也是中原过来的物品了。想不到，中原的汉文化，对赵佗的孙子赵昧（《史记》写成“赵胡”，出土的印章记做“昧”），影响那么大。而赵眜的墓里，非常有趣地出现至今广州特产名菜“串烧和花雀”，估计他是汉和越族的混血儿吧。
文化就是这么奇怪，战争也好，和平也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帝皇也好，平民也好，当时学习汉族的，定然不在少数。
南越一个小王国，上有所好，下必跟随，底下民众默默地接受中原礼仪制度，假以时日，越族从文化上和平融入汉朝版图，不是无可能的事。这个已在另外一些历史上称雄一时，而后消失在历史舞台上的民族身上证实了，看啊，鲜卑族，挨过隋唐再找不到他们的踪迹，但据说北中国人身上拥有不多不少的鲜卑血统；党项羌，同样叱咤风云，一度控制丝绸之路，灭亡后至今仍难扯清他们和藏族的血缘关系。
然而历史仿佛一股缓缓山溪，突遇拐弯，变作急流。上天生了个汉武帝刘彻。刘彻喜爱的是武功，可谓身在宫畔，心在疆场。他刚打胜了匈奴，正志得意满。中央集权日渐一日加强，他当然不能忘掉南越国，掉转枪头对准南方。史学爱把事情某个发展趋势，并沿着这个方向发生的新事件叫做“必然性”。中央集权下，统一入汉朝版图好比“绳圈”，套在南越小政权的脖子上，几乎可以预感。只是没人会料到融合脚步那么快来临。上天没有预定出现的人物，却出现了，这叫“有必然就有偶然”，偶发性因素被史学称之“偶然性”。谁叫天生了这个刘彻呢。
恰好南越国闹内讧，丞相吕嘉（此人官印在我的记忆里好像有份陪葬在文帝墓中）和新立的越王赵兴母子互相猜忌。消息传到刘彻耳朵里，立刻他拍案决定兴兵讨伐。元鼎五年秋，伏波将军路博德和楼船将军杨仆兵分两路攻番禺。虽然杨仆那一路在梅岭血战了两天才进入番禺，毕竟番禺城狭兵少，赵兴本身无什么文韬武略。更为重要的，汉兵军团有和南越国士兵生长环境差不多的夜朗兵相助。在两军合击下，番禺很快被汉兵攻克。史书对这一战的刀光剑影，用四个字概括“纵火攻城”。而去年在市中心（中山四路原儿童公园）发掘出南越王宫御花园，那里空心砖随处见到被火烧过的痕迹，武器碎片东一堆西一堆，掉落地上的瓦当遭人踩成两截。足以证明汉越一战何等激烈！
无可否认，打仗总得有流血、有牺牲。能把战争持续日子限制在最短时间，便很了不起。起码伤亡减轻，把有生力量留待战后恢复。果然，后来番禺的历史发展较顺利，和其他接近中原的南方省份对比好似未曾经历多大战火蹂躏。有时站在我们广州“市肺”白云山山头望过去，觉得不可思议。雄壮的梅关在南雄那边替越兵稍微挡了挡汉兵攻势，难道当时越兵没有察觉出汉人当中多了夜朗人，抑或他们根本不把和夜朗兵共进的汉军放在眼里？因为我至少没有看到历史上对于越兵改变布防的记录。
战后俘虏们何去何从，同样没有明确讲到。我想他们要是怀着宁死不吃“汉粟”之心，怕现在尸骨埋在长堤大马路底深黑的淤泥下。那时候的珠江比现在宽了两三倍不止，现在珠江两岸的大马路，其实在秦汉仍然江涛拍岸。回心一想，若果那时武帝派卫青上阵，太史公会愿意把笔墨停留在这儿多一刻么！
西汉这次平息叛乱不久，官兵、驻兵，陆续南入番禺。越汉通婚在历史懒得理会的地方，一桩桩上演。因此，东汉那尊石舞人出现，来得合情合理。但一仔细看舞女头上发饰，已戴个花钿。花钿在西汉中期兴起，末期开始普及，东汉才流行的。这个小东西，提醒了人们时光流逝。
于是，由秦汉始，不断出现北人入粤，南北融合。形成粤人认同和吸收相当的中原内地文化，同时坚持自己本来那套的特色。举个例子，粤人日常操的粤语。北方人很多听不懂，因为它可是南北混合的语言。如“唔该”（劳驾/谢谢），“唔”字乃最经典的古越语遗留；我们“老广”第三人称的“他”，发音在北方人耳朵成了“渠”，这个原来由北方带过来的古汉语，有诗为证“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观书有感》
悠悠千年，那场战争远到指间难以触及。离开博物馆，遁阶而下，忽然明白到，历史最值得我们感恩的地方，就是那“天下太平”。民族之间既然能和睦共处了，再大的矛盾总可能解决。秦汉而下，汉民族花了多少时间学会和周边的少数民族享着些清静日子，却不料把那些少数民族“同化”了。一边走一边想着石舞人袖子飘扬，嘴里碎碎念着诗经里一段“谁谓宋远？跂予望之”（释义：谁说宋国很远，我掂着脚跟就可以望到），“跂”字在粤语里意思是“站着”呢，至今还属于常用字！那古韵，佩着美女的折腰舞，心头顿时暖暖的。黄土下的卫青，当年不是支持仁政安民的刘据当政吗？南粤后来真的过得安稳了，那么我有什么值得遗憾呢！
标签： 汉代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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