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学理论体系吗？
——《中国近现代史上十大思想文化人物评说（前言第一节）》
文章作者：[华山剑]
第一节，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模式的破坏及其他的“新史学”
1898年9月19日，协助光绪皇帝进行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谭嗣同游说手握军权的袁世凯发兵诛杀朝中后党，袁世凯告密，21日，接到密报的慈禧太后下令捉拿变法人士，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人被杀头，光绪皇帝被软禁，变法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被迫逃亡日本。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变法人士在国内的“强学会”组织和他们所办的刊物全军覆没，1898年12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开办了《清议报》，继续推广“强学会”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主张。梁启超在海外期间，一直都在思考究竟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中国变法成功，后来，他越来越感觉到应该从史学观上去动摇中国的专制政治文化基础，于是，他在1902年1月开办了《新民丛报》。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开始发表连载文章“新史学”，拉开了他的第二次文化革命行动（他的第一次文化革命举动，是1896年在变法刊物《时务报》上连载他的“变法通议”系列文章，这为1898年的戊戌变法奠定了相当的社会舆论基础）。
梁启超在“新史学”的系列文章中开宗明义的说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饮冰室文集·新史学》）梁启超这里说的“泰西”，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方”。
梁启超在海外流亡期间，主要接受的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改革经验，而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福泽谕吉，就是以贬低中国的旧文化和褒扬西方文化作为自己的文化革命宗旨的，这，对于梁启超等一大批中国留日人员都有相当的影响。梁启超是怎么样看待他所认为的中国旧史学的呢？他认为，中国的旧史学有四个重大弊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以，梁启超认为要强大中国，首先就要象西方那样提倡民族主义。而“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然遍览乙库中数十万卷之著录，其资格可以养吾所欲，给吾所求者，殆无一焉。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己也！”（《饮冰室文集·新史学》）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梁启超迫切希望改造中国史学现状的急燥情绪，也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混乱状态，他实际上是把国民的政治伦理观念混同成国家的史学观了，所以，连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新史学”有许多“奇谈怪论”。
经过连年的内外战争折磨，加之戊戌变法的社会动荡，当时的清朝政府已经日暮西山，这样的历史背景情况下，使得流亡海外的梁启超等人的言论倍受国内革新人士和有革新倾向的人士的关注，梁启超所办的《新民丛报》流传到国内后，实际上在国内开始酝酿了一场“新文化革命”社会思潮，这就是说，后来由陈独秀等人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奠基在梁启超1902年以来所发起的“新史学”基础之上的。
由于受梁启超“新史学”的思想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许多学者开始了中国的“新史学”研究，所以，“新史学”研究，是中国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今人应该高度注意到的。
当时中国的“新史学”，大致分为了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王国维等人为首所开拓的利用西方科学方法开展的中国各种文物、人类学，甲骨文、汉简、戏剧、民俗、音乐艺术等考古研究，一种就是胡适等人所开辟的试图以西方思想文化理论去逐步取代中国思想传统的国故研究，这样的国故研究，大多体现在使用欧美各式各样的社会科学理论去重新诠释和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成果；如果说王国维等人的国故研究是在强化中国文化传统的话，那么，胡适等人的国故研究，恐怕在目的和方法上就完全相反了，胡适一直就坚持认为“中国的国故书籍，实在太没系统了。历史书一本有系统的也找不到……”（《研究国故的方法》东方杂志1921年时八卷十六期）。胡适要给中国提供的系统方法又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他从他的美国老师杜威那里学来的“科学”理论，也就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理念。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虽然极其不成熟，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新旧转折历史时期，许多人对新文化人物崇拜有加，而梁启超个人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召感力是十分巨大的，所以，这“新史学”后来对中国思想文化传统的破坏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后来的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激进言行，特别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潮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应该说都是受到了梁启超“新史学”言论的相当影响。
梁启超的“新史学”究竟有什么样的主要观点呢？随着梁启超自己知识视野和思想的继续发展，他对他自己的“新史学”理念又有什么样的修正呢？
由于历史局限的原因，梁启超生前的“新史学”观一直都是漂浮不定的。他于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连载文章“新史学”的时候，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主要是接受的严复等人宣传的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的认为历史有因果规律的历史主义观念的影响。到了1922年的时候，他又根据当时流行西方的历史无因果律的历史观，对自己过去的“新史学”主要观点进行了否定。到了1926年他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时候，他已经将西方的各种史学观和相应的史学方法撂在了一边，开始对中国传统史学观和传统的史学方法进行研究和筛选了，这段时间中，梁启超学习了许多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思想情感也从崇拜外国转向了坚持民族文化传统，显然，他是在为完善自己的“新史学”理论进行着重新的学习和思考，但是，还没有等到他重新夯实好自己的“新史学”理论基础，1929年，年仅57岁的梁启超便因病而中年夭折了。
现在，我们回眸梁启超的“新史学”，可以这样评说，其给后来的中国带来了以下几大社会后果：1，由于梁启超的“新史学”的巨大社会影响，思想文化界开始将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传统定位为“封建专制文化”，同时将中国几千年历史社会形态定位成了“封建专制历史”；2，极大的冲击和破坏了中国原来的史学传统观和方法；3，发动了中国国故研究热潮；4，点燃了“反中国封建专制文化历史”的新文化运动之火；5，引入了一些西方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方法论……
从梁启超在1902年正式提出建设中国的“新史学”始，时间弹指一挥间过去了整整一百年，直到2002年的今天，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依然还没有建设出令中国人感到满意的“新史学”模式，这，是令所有中国知识分子所汗颜的事情。
2002年2月8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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