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牧:中国几对历史人物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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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对历史人物的比较

  林牧

  中国的文化传统,特别是15 世纪以后的文化传统到底怎样?让我们换一个微观的角度,从几对中外人物的比较上来看一看。哪几对人物?郑和与哥伦布;康熙皇帝与彼得大帝;李鸿章与伊藤博文。这几位历史人物都是在中外历史处于转折关头出现的才智超群而所起作用却大不相同的杰出人物。

  郑和(1371 ——1435 ),他是明成祖朱棣身边最精干最勇敢的太监头头。1405 年——1433 年,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经历了亚非30 多个国家,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完成了世界航海史上最早的一大壮举。

  哥伦布columbue chretahher(1451 ——1506) 他受西班牙国王斐迪南的派遣,于1492 年8 月3 日率领三艘船组成的船队,在同年10 月12 日登上巴哈马群岛的瓜纳哈尼岛。这是欧洲人第一次发现新世界的土地,并在海地岛建立一个据点,派一部分船员留守。1493 年,哥伦布第二次远航。这次远航队有17 艘帆船和1000 多名人员。他在现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北部海岸建立新大陆第一个欧洲人的城市伊萨贝拉。接着,他又在瓦奥地方建立圣托罗斯城,并发现牙买加。1498 年,哥伦布第三次西航,发现了特立尼达,并登上南美大陆。1502 年,哥伦布第四次西航,发现了提尼克岛。

  我们把郑和下西洋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比较一下,可以发现郑和当年的条件比哥伦布优越,可是,他取得的成果却远远不如哥伦布。

  第一、郑和早于哥伦布。

  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在1405 年,哥伦布第一次西航在1492 年,郑和早了87 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在1433 年,哥伦布第四次西航在1502 年,郑和早了61 年。

  第二、明朝初期的国力远远强于西班牙和葡萄牙;郑和船队的规模、质量和人数远远超过哥伦布的船队。

  明朝成祖年间,国力鼎盛,统一了现代中国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全部版图,还收复了朝鲜、安南、缅甸等邻国。西班牙不过是百万人口的小国。

  郑和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七次远航规模相当,率领将士27800 和27500 余人。郑和的船队又称宝船,所谓宝船,就是大小船只连缀在一起的舰队。宝船最大者长44 丈,宽18 丈;中型船长37 丈,宽15 丈;小船长13 丈,桅杆大者九桅,小者二三桅。船数,少则百艘,多则200 艘。郑和为正使,挂大元帅印,副使挂副元帅印,其下属有监丞、火监、内监、都指挥、指挥、千户、百户、舍人、户部郎中、鸿胪寺序班、阴阳官、医官、医士、旅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下、买办、通译、书手等。这个庞大的海上组织,担负着政治、经济、军事三项任务。政治任务是宣扬明朝贤德、缔结邦交;经济任务是以中国之宝物换取西洋之宝物,促进中外经济交流;军事任务是应敌制变,征服不向中国称臣纳贡者。郑和等人在南京绘制的《郑和航海图》,表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里程,以及航道方向的牵星高度和礁石浅滩。途中对船队经过之地都给以命名,其中外国名约300 个,最远的在东非的曼八撒湾,即现在的肯尼亚蒙巴萨。

  再说哥伦布,他第一次西航,只率领了有三条小帆船组成的小小船队;第二次西航,有17 条帆船和1000 多名船员,第四次西航,遭遇部下叛乱和暴风雨的袭击,整整一年处于缺衣少食困难绝望的境地,返回西班牙后贫病交加而死。

  把郑和下西洋时船队的规模、实力和显赫的声势同哥伦布比较一下,郑和处处都占优势,而且优势何止十倍。可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接着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又加以开发,创造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而郑和下西洋的收获仅限于:将中国的政治势力范围扩展到南洋,使旧港和马六甲成为藩属;孟加拉成为盟邦;锡兰岛在中国遥控之下;印度洋上诸海港和东非的忽鲁谟斯、木骨都刺遣使朝贡,尤以占城、暹罗、爪哇、苏门答腊的朝贡较为频繁。从政治上看,郑和下西洋,使明朝的国威可以媲美汉武帝刘彻和元世祖忽必烈。在经济方面则是得不偿失。得的是海外的珍宝和特产,并加强了华侨在海外的贸易;失的是赔本生意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沉重负担。所以,当明成祖朱棣死后,明朝大臣群起反对远航。他们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千万,军民死且万计,得奇宝而回,与国家何益?”

  为什么郑和下西洋远远不能获得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巨大成果呢?是社会制度的限制吗?不是,当时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都是君主专制国家,而且,他们的典章不如明朝完备。我认为是文化传统在起作用。地中海沿岸的欧洲国家,在文艺复兴以后,继承了希腊、罗马开拓、进取和务实的精神。西欧国家派遣达. 伽马、麦哲伦、哥伦布远航,是为了开拓殖民地和寻找新的通商地区。而明成祖朱棣派遣郑和七次下西洋,一是为了宣扬大明朝的声威,扩大称臣纳贡的属国、属地;二是为了搜寻奇珍异宝,供皇帝和贵族享受。我认为中西对外关系的根本区别在于:西方政府是争实力,中国政府是争面子。所谓争面子,就是只要外国人称臣、纳贡,承认我是天朝上国,承认我是天下之中的“天子”就行了。至于开拓新大陆,新领地,我们天朝够大了,不感兴趣;至于通商贸易,我们天朝万物皆备,只需要奇珍异宝,哪怕我多给外国人一些金银、丝绸、茶叶、瓷器都行。这种做法至今犹存,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和环境中,即使像西方有的学者考证:郑和的船队到过美洲,也不可能完成开发新大陆的伟大历史任务。

  再说清朝的康熙皇帝玄烨和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 玄烨(1651 ——1722 )是中国历史上极少数符合儒家“内圣外王”. 标准的明君。中国历代君主中享受圣祖庙号者,恐怕只此一人。迪卡尔和伏尔泰都曾大加赞扬。中国史学会所编的《中国通史》对玄烨有一段结论式的评价:“康熙在位61 年,殚精竭虑,勤于政事;用兵临敌,无所畏惧,定三藩,统一台湾,亲征格尔丹,进军西藏,业绩可嘉。平日力戒骄奢,节用爱民,不尚虚文,力行实政。在位期间,社会经济相对发展,文化政策以怀柔为主,提倡程朱理学,兼用西方科技,整理文化遗产,对清代文化影响卓著。”

  彼得大帝一世(1651 ——1725 ),俄国沙皇和皇帝。他比康熙皇帝晚生21 年,迟死3 年,大体上是同时代人。他和康熙皇帝都是大有作为的历史伟人,但是价值取向和治国之道却大异其趣。康熙是儒化,彼得是欧化,1697 年,彼得亲自随同“大使团”到西欧。他化名为米海伊洛夫下士,用四个时间在萨尔丹荷兰东印度公司的造船厂学习造船技术;又到英国德特福德皇家海军船厂做工,并参观工厂、学校、博物院,到英国国会旁听。回国以后,彼得把尽可能迅速的赶上西欧发达国家作为奋斗目标,进行了涉及行政、工业、商业、技术和文化方面的一系列改革。他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改造了陆军,建立了海军,创立了各种世俗学校,提倡翻译西欧各国书籍,创办了俄国第一家报纸,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还取消了国家机构中按门第升迁的旧规。代之以按照官员实际表现提升的新制度。彼得大帝为俄罗斯近代工业、教育和海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只是他在政治上更加专制,镇压人民起义也很残酷,在这些方面不如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是一个才智超群的皇帝,他自己懂七种夷语,精通西方的数学和天文学,可是,他却不能像彼得大帝那样,发展工业,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发展航海事业,这就不能不从文化传统方面去找原因了。中国以儒学为主体,融合佛、道、法思想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太强大了,连康熙自己都是一个彻底儒化了的儒君。他只能认识到人口不过100 余万的满洲人要统治百倍于满族的汉人,只能运用绵延2000 年之久汉人们容易接受的孔孟儒学、程朱理学。俄罗斯就不同,他们除了东正教,没有中国这一套根深蒂固、庞大严整的文化传统,比较容易接受西欧的文化。

  最后,讲一讲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李鸿章(1823 ——1901 ),清朝政府洋务自强运动首领,一度掌管清廷的军事、外交、经济大权。公元1863 年,即日本天皇继位的前4 年,李鸿章就在广州设立广方言馆,教授西洋语文。1865 年明治天皇继位的前两年,设立江南制造局。1870 年,李鸿章建立规模较大的天津机器制造局。1872 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建议选派幼童赴美留学,每年30 人,同年,李鸿章与沈葆桢合力筹建中国第一个轮船公司——招商局轮船公司。1875 年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1876 年,李鸿章派遣卞长胜等七人赴德国学习陆军,沈葆桢又派福建造船学生30 名赴英法学习海军与制造。1878 年,李鸿章集合官商资本创办中国第一个开发矿产的“开丰矿务局”,左宗棠创设“甘肃织呢厂”。1882 年,李鸿章建筑旅顺军港,并筹设上海机器织布厂。1884 年,李鸿章建立天津武备学堂。1888 年,李鸿章建立中国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1891 年和1892 年,李鸿章在上海先后设立造纸厂与织布局。与此同时,张之洞也在湖北设立大冶铁工厂,汉阳钢铁工厂和织布、纺纱、制麻、剿丝四局以及毡呢、铁钉工厂。

  这个由李鸿章领导,由张之洞、沈葆桢等开明的封疆大吏共同运作的洋务自强运动始于同治初叶,终于光绪中叶,历时30 余年。可是,这个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运动并为全面展开,反而遭到挫折,陷于停顿。其原因是主张洋务自强的人只是极少数思想开明的大臣,绝大多数政府官员都是顽固保守的程朱理学的门徒。他们认为所谓洋务都是“奇技淫巧”,不是我们天朝礼仪之邦所应当学习的。一班高贵的孔孟程朱之徒以入同文馆学习洋文为羞耻。下层蒙昧的民众也反对修铁路、开矿山。他们认为修路、开矿会侵占百姓田地,破坏风水和祖坟,闹得神鬼不安。专制愚昧的慈禧太后被上层顽固守旧的大臣所包围,也受到下层愚民的影响,时而赞成洋务,时而反对洋务,时而盲目求战,时而屈辱投降。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这些有眼光、有才干,力图富国强兵的开明大臣,夹在中间,实在难以做事,也难以做人。像李鸿章这样生不逢时、难以施展其才干和抱负的人反而代慈禧太后和保守派大臣受过,落了一个“卖国贼”的骂名。

  伊藤博文(1841 ——1909 )生逢明治维新的盛世,得以大展宏图。他先后担任明治维新时期的首相,枢密院院长、贵族院院长、朝鲜总督等显赫的职务。他的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组织两院制议会,取消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和战败了中国。他使日本在东方国家中首先实现了政治、经济的近代化。

  1895 年春天,在马关,李鸿章同伊藤博文有一段私人对话。大意是——

  “伊藤揶揄李鸿章:想当年中堂大人何等威风,谈不成就要打。(1884 年伊藤博文因日本要侵略朝鲜来华与李鸿章谈判,被李断然拒绝)如今真的打了,结果怎样呢?当时我曾经给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一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异处,结果会如何?伊藤博文思索片刻,表示: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的谈话,转引自2002 年5 月13 日《学习时报》刘悦斌文章《从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一段对话谈起》。

  从以上三对历史人物的比较,可以看出:中国人,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领导人和社会精英,论聪明才智,都不比发达国家的人差。中国在近代为什么落后,是由于在16 世纪以后,没有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文化传统相对的落后了。专制主义、奴隶主义使中国人因循守旧、闭关自守、停滞不前,丧失了汉唐时代奋发有为、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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