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对一个人的评价必须要有一个“坐标系”，如同在数学上确定一个点的位置必须要有坐标系一样。如何评价一个人也首先要确定从哪个方面去看，而不存在“笼统”去看的问题。国人喜好把人分为“好人”和“坏人”，对极大多数人来讲都是所谓的普通“老百姓”，这样就自然而然以普通人的标准建立了“坐标系”。一人如果讲信用，勤劳，有智慧，有责任感，乐于助人，同情弱者……，我们就认为他是个“好人”。如果是有些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有缺点，就以普通人的标准综合一下，得出好、坏的结论。正因为是有了这个“普通人”的“坐标系”来看问题，得出对一个人的评价一般是不会有争论。但对于公众人物来讲，我们不可能按普通人的“坐标系”来谈论。此时由于大家选择的“坐标系”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此时我们要谈对人物的评价，你是从哪个方面去看就非常重要，真正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此时如果我们想到先调整一下彼此的“坐标系”，可能就不会争论下去。现在对争论的政治历史人物总是谈什么“三七开”，谈什么成绩多还是缺点多。这种笼统评价一个人的做法是算糊涂账，是反科学的，是没有意义的。例如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室抢救出十个人的生命，在外面又谋杀了一个人，我们不能得出他的行为“总体是好的”这样的结论。在数学上，只有“同类项”才有合并也就是加减的结果；在物理上量纲不同的量是不可能做加减法的。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行为是多方面的，某一方面做得怎样，我们只能在这方面来评价，没有“合并”起来看的理由。如果我们本着这种分析方法去看待一个人，就不会得出某人“伟大”之类的极端评价。
人们在对一些政治历史人物评价时，常常以这个人产生的社会影响或是他的“思想”作为论据，认为有什么“伟大的思想”，对社会进程有什么决定的影响，等等。今年是辛亥革命百周年纪念，我们回顾一下对孙中山先生的评价，就会发现有很多不理智，稀里糊涂盲从的现象。孙中山先生在半个多世纪以来，非议较少，海峡两岸都予以肯定，被尊崇为“国父”，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对他的赞扬主要是指创建共和，结束了王朝的专制体制，建立民主宪政国家；他的主要思想集中在提倡的“三民主义”上，认为这是中国历史思想上的一大进步。
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当时从表面上推翻帝制并不是很难做到一件伟业，而是结束清王朝的专制统治是明摆着的事，关键在于如何“过渡”，如何走“下一步”。实际的历史现实说明当时并没有取消帝制的基础，主张推进先立宪的“先知”们的目光才是正确的。果然是武昌一声炮响，并没有发生多大的社会动荡，清王朝就垮台了，明面上结束帝制当然也是一种进步，值得赞许。直接做到这一点的是袁世凯，他在结束清帝制这一事件上采用给清皇室一定优惠，换取清王室的退位，是避免社会更大动荡的措施，是值得赞扬的一个政治家的行为。辛亥革命是上世纪付出代价最少而有显著成果的革命，而袁世凯所起的作用在今天又得到多少人的赞许呢？至于他的称帝做法，不过是不识时务，现实也使他自食恶果。将他斥为“窃国大盗”，岂不知当时在民主极为脆弱的社会基础上，清室的退位勾起数不清“野心家”的“窃国”欲望。混乱的社会给“革命”提供了机会，也给了“真命天子”“黄袍加身”的机遇，致使民国初期很快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我们赞扬孙中山是因为推翻了帝制，从这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上看，孙中山并没有在人们的认知上推翻帝制，就是进入新世纪了，赞扬皇帝的文章和影视剧也常常得到人们的认同。现实中也没有建立起民主立宪的共和国，就是武昌起义也不是他直接指挥。当时赞同推翻清王朝专制体制的人很多，而辛亥革命只是从表面上推翻了帝制，仅从这件事上讲，武昌起义的勇士们，逼迫清室退位的袁世凯都比孙中山更值得赞扬。而从对民主立宪知识的普及上来讲，从宣传民主立宪来讲，应当赞扬梁启超。
孙中山被肯定的重要一点是奠定了“革命党”发展的基础，他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创建初期也得到他的扶持。两党在重要政治场合都悬挂他的画像，而且是唯一都被两党高调肯定的历史人物。孙中山力主把中国建设成民主自由的共和国，这也成了两党的目标，是符合了人民的意愿。既然是人民的追求，提出这个目标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关键是提出实现目标的好方法、好措施，以较少的“牺牲”来达到目标。而孙中山给两党指出的是从俄国学来的“武装夺取”之路。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就指出走这条路的危险性，同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民主宪政的目标向背的，用这种方法是达不到真正的“人民的意愿”。历史的进程果不其然，武力讨伐的结果是引发十年内战，继而使日本乘虚而入，随后又有了更为惨烈的三年内战。国民党在台湾当然也有功绩可言，并在局部实现了民主宪政，但这一功绩应当记在蒋经国的身上，和孙中山就离得远了。从现实历史上看，孙中山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么，在理论思想建树上是否有值得纪念的呢？
孙中山可能是忙于“革命”的缘故，并没有创作出系统而有思想的理论著作，他的政治主张集中在他的“三民主义”上。我们仔细分析孙在这三个主义上的言论，可以说很多都是泛泛而谈的空话，在实践上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首先他所提出的“民族主义”，最早是“驱逐鞑虏”的大汉族主义，这比各民族要相互融合的观念落后。国民党执政时的国旗意义也比民国初年的“五族共和”旗帜更缺少民主性。同时孙在为了取得革命胜利上不遗余力，多次乞求国外势力对中国的干预，他最后的成功就是“联俄”的结果，此时民族主义何在呢？关于建立民主自由宪政共和国的理念，上面已经提到，不再多述。至于提到的“民生主义”不过是全世界人们都追求的“普适价值”，这在王朝专制时期也有“民为贵”之说。“公平”、“正义”是人们普遍希望的社会状态，出现严重的贫富不均和劳动力极其廉价的现象是需要改革的。孙中山笼统地提出的“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些语言反映的是多数普通公民的意愿，只要是有远见的政治家都会提出的，而关键是结合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强调这些笼统的话语，而无切实可行的措施，很容易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破坏了经济秩序，继而引发社会的剧烈动荡。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只有“空话”而无实际措施，在土地问题就是最典型的。败退台湾之后，实行了切实而温和的“土地改革”，为民主宪政打下了经济基础。而这些和孙中山无关。
我们分析上世纪中国社会出现的混乱和战争，不少都不难找到孙中山的“影子”；而社会出现的进步现象，如民国初年的脆弱宪政现象，文化、思想解放的现象，报刊自由发行的现象，工商业大发展的现象，都很难找到是孙中山提倡的结果。我们崇拜他，给他塑像，不就是盲从吗？笔者不是基督徒，但注意到基督教中最重要的戒律之一是不得崇拜偶像。这一观点看上去是让你单独崇拜上帝，而实际效果就是不要将人“神圣”化，不要极端看待一个人。不去崇拜具体人物的做法正是民主宪政的需要，我们分析欧美民主立宪国家莫不遵守了这一点。任何一部成熟的宪法，没有将具体人名写入宪法的，也不存在“某某（人）的思想”是立国之本的说法。
人是爱好思考的，同时又懒于认真思考，独立去仔细分析。这种人性上的缺陷很容易使人产生对“偶像”的崇拜。人们推崇某个人，实际上反映的是思想上的“共鸣”或是某方面的共同“爱好”，这在“专业”层面上是完全合理的，如众多的“追星族”，以及对一些思想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的认可。但当追崇的是与执政集团有关的“政治”人物时，常常是和对“权力”的认可有关，也常常透露出对“胜王败寇”丛林法则的推崇。此时不再会有“宽容精神”的民主，而容易产生对“专制”的赞扬。例如对孙中山的推崇，背后反映出的就是对国民党“党权至上”的认可。当极端去看待一个政治历史人物时，这个人的真实历史已经没有意义了，所以一个对中国历史进程并没有做出多少正面贡献的人被封为“伟人”、“国父”，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能保持自己的“思考”，做到一个有理性的人，就是拒绝“极端”的去评价任何人，尤其是政治历史人物。这一点是稳定社会必备的“语言环境”。语言上的争论常常引起“行动”，在对人的评价争论上往往出现在“挂画像”、“塑雕像”等具体现象上。如果是在个人“领域”，如家中，愿挂谁的像是个人的自由。而在公众场合，尤其是“政治性”比较强的广场应当去掉产生“个人崇拜”的土壤，不去挂具体政治人物的画像和立塑像。人们对很多历史政治人物评价的崇拜常常转到对所谓思想（言论）的认知上，人们常常用一些“伟人”的语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这又是一种错误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处理社会具体问题时，不能以“某人”所说的话或“思想”作为行动的依据，这也是实现真正“法治社会”的前提。一种观点有意义不在乎是谁说的，而在于真实反映了现实，能指导实际的进程。尤其是能符合“法”的要求。如果我们从一个人所创造的“思想”去评价这个人，可以将对人的评价转到对言论（他的思想）的评价上。此时参与评价的人应当熟知这个人的主要言论。例如对孙中山进行评论，应当去分析他的文集中有多少符合逻辑，有多少具有实际意义。没有系统看过他的言论集的人是没有资格来抬高或贬低他。尤其我们不能对某人类似广告词的片言只语来评价他，例如孙中山题词“天下为公”，就认为他“伟大”，是没有道理的。
人们喜好对历史人物做出评价，如果作为学术问题，或者是茶余饭后的闲聊，我们应当养成从某个具体的方面去看的习惯，多谈具体事件，少一点笼统而极端的话语，要给对方留点交谈的余地。理性评价政治历史人物是我们提倡民主立宪绕不过去的话题，而“理性”就是拒绝极端褒贬任何一位历史政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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