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眼前这张梅贻琦的黑白张片，有我见过的先生中最儒雅的样子。他表情沉静如水，不见波澜，直对镜头，眼光透着一股坚毅之气，又若有所思。特别是站在胡适、查良钊和黄钰生的中间，身躯显得既瘦削又高挑，一身黑布马褂和粗布长裤颇有一种传统读书人的风度和气场。他们合影的时间是1947年4月27日，那一天，正是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而先生的身份是校长。
从1931年走马上任，已是十六年过去。从受恩母校再到服务母校，梅贻琦的清华履历就是他生命的全部光亮所在。初登清华讲堂教书的第一年，梅先生刚从美国伍斯特工业学院学成归来，年仅二十六岁，而台下的学生有的比他还要年长、老成。虽然喝了一点“洋墨水”，但毕竟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半年教下来，觉得索然无味，每天的重复性劳动使这种职业倦怠感慢慢滋生，想要放弃教书，重新择业。一次回到老家天津卫，拜见自己的恩师张伯苓先生，直言自己要换工作，老校长一些恼怒，不无严厉的训斥他：“你才教了半年书就不愿意干了，怎么知道没有兴趣？年轻人要忍耐，回去教书。”梅贻琦一听这话，始而惊愕，继而沉思，最后默不作声地走开了，他没有像同时代的叛逆青年那样，行事决绝，一意孤行，而是在心里接受了老校长的忠告，这一坚守，就是一辈子的事。
当了校长，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当了大官，手握权柄，发号施令。可是梅先生却要一级一级下放权力。他着手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比如教授会，专门审议并改进教研工作，审核学生成绩与学位的授予，推荐各院院长及教务长；评议会，是学校最高的决策机构，也相当于教授会的常务机构，以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以及教授会互选之评议员组成。让教授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人，参与学校的建设大计，以学术标准来评价大学的社会效益，其实是自主办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的体现，也是现代大学的基本做法。中文系的杨振声教授曾担任校委会秘书长，教育学教授黄钰生是建设长，都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风生水起。当了校长，意味着种种特殊待遇的跟进，代表着在校园里的至高权力和尊荣。可是梅先生却要推卸得一干二净，辞掉学校的专职司机和厨子，自己学开车，夫人做饭，拒绝学校无偿发放的两吨煤，不享受电话费补贴。清华虽然是国立高校，政府拨点钱，他精打细算，毫无铺张奢靡的概念。“校长”两个字，对梅先生而言，意味着更重的使命和更多的苦差。
最难忍受的时候要算在西南联大时期了。当时教授的薪水有限，再加上国统区通货急剧膨胀，物价飞涨，民生多艰，一级教授陈寅恪在校中工资最高，也无奈作诗叹道：“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梅家的伙食常常是白饭加辣椒，偶尔是菠菜豆腐汤，哪有多少营养！夫人韩咏华看着丈夫不分昼夜的劳动穿梭，那清秀白净的脸变得愈加黑瘦，心疼不已，想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善生活，卖点小物件赚钱。校长夫人在大西门摆过地摊这事，放在今天，不是作秀就是造假，但在梅夫人而言是实情。后来庶务赵世昌介绍她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两三分钟蒸一块，取名“定胜糕”。梅夫人已经，视力又不好，自然不如年轻姑娘们手脚活络，每天要步行四十五分钟到冠生园寄卖，把脚磨破了，小腿全肿起来，却不告诉先生，怕他为自己担心。
其实，他的夫人从打定主意跟他在一起的那一天起，就毫无怨言地走上清贫之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年，先生迎娶爱妻，居然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婚房，租的是香炉营头条里的小后院，月薪的三分之一给没有经济来源的父母，三分之一供弟弟读书，国立大学校长的职位也没有给先生带来体面的生活，典型的草根男啊。韩咏华本是天津名姝，名门之后，祖上经商做官，家底殷实，完全可以以极为挑剔的甚至傲慢的眼光去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家族过上养尊处优的阔太太生活。但她没有。她本不在乎一些表面的东西，她只在乎自己的心。如果当今之世的女子遇到这样的丈夫，会有多少能坦然地接受呢？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她又怎能忘记，在昆明苦苦支撑的八年，岁暮天寒，家无余财，环睹萧然，心境凄冷。她发现今天刚到家的梅先生有些奇怪，有些迟缓，不是像往日那样奔向书案上的笔墨纸砚，奋笔疾书，而是深情地凝望着正在院中嬉戏的孩子们，而她正在厨房的窗下添柴，煮粥，透过升腾的白雾，她看到先生的嘴角多了一丝安宁的笑。一刹那，这一笑，那么微小，那么清晰，看惯了先生紧锁的眉头和忧郁的脸色，颇感意外的表情，让她在无边的苦涩中觉得有了煦暖的春意。
二
从北平清华园到湖南岳麓书院，从湖南岳麓书院到云南昆明湖，颠沛流离的八年抗战终于结束了，清华师生在北平复校，可是在社会的狂涛巨澜下，读书的校园又怎会是宁静的港湾？国共战争打响，这幅员辽阔的国土将会是谁家的天下？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历来是看客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我们还记得明朝的覆亡带给读书界极大的震撼，天崩地裂，伦理纲常大变，当时的知识分子站成三排队伍：以陈子龙、张煌言为代表的拥明派，以钱谦益为代表的拥清派，还有一派比较特殊，像张岱那样归隐山林，著书立说，算是明末遗民。可见读书人的政治立场是一个敏锐的话题，搞得好是一生荣华，搞不好是要砍头掉脑袋的，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这个道理。
国共对决的形势渐渐明朗，历史教授吴晗选择了中共政权，老朋友蒋梦麟选择了国民党，先生没有急于选择，而是冷眼旁观，只顾埋头于教育的沃土，思索着清华在大变革前夕的命运，他实际上是选择了第三条路：独立。他是自由主义分子啊，不愿卷入党派之争，不为稻梁谋，他的思想就好像纯粹的风，不参杂其他异样的气味，于是我们不难理解，当中共表态、吴晗挽留的时候，他踏上了国民党派来接他的专机，当南京政府邀请他入阁时，他又同样给予拒绝。他要到哪里去？“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飞机起飞了，在如墨的夜空中穿行，南京，上海，广州，香港，巴黎，伦敦，纽约，每一座城市被抛在先生的身后，他要一路向前，追寻着自己心中的教育理想国。
这理想国，终于有了它扎根的地方：台湾，新竹，原子能研究所。
五十年代末年的台岛，本来财政见紧，现在来了一个带着丰厚财富的羸弱书生，一些官僚政客不由打起了自私的算盘，于是，梅先生遭到了的别有用心的怀疑，还没有做事，就有了非议，真是雨雪载道，泥泞难行。先生抱定决心，排除万难，拄着拐杖，七次前往各地勘察，慎重选定新竹县赤土畸为校址。他不贪恋物质的饱暖优裕，也绝无“醉醇醴而饫肥鲜”的追求，先生对自己和家人的严苛近乎残忍，庚款基金不动分文，62岁的梅夫人在美国还要靠自己打工挣钱。如果按照时下的某些观念来看，先生真是十足的傻子，明明守着金库何苦要让自家人过着穷日子？当我们看到先生装有清华基金账目的手提皮包时，就明白了一切。
1961年原子炉装置完成，学校安排梅贻琦在病榻上按动启运按钮，先生心中一直牵挂的“大事因缘”终于修成正果了。而疾病，正消蚀着他那老弱的身躯和最后的生命。月圆月缺几度秋，浮居岛上七年，道一声故国，先生要跟他耕耘的北国、江南、海岛告别了，他归去的应该是一个没有硝烟、没有杀戮、河清海晏的世界吧。我听见有人吟诵着这样的挽诗：“没有死亡\青青草原的云雀重复地唱\清华园荷花池畔的钟声赞赏响应\整整三十年的春风化雨，桃李成行\长城的烽火消散\昆明湖依然宁静……”
不用多说，新竹的清华大学早就声誉远播，蜚声海内外，诺贝尔奖获得者李远哲在这里求学寻觅，数学大师陈省身在这里教书育人，梅贻琦纪念奖章成为毕业生梦寐以求的最高荣誉，而梅园、梅亭、梅林，这些有形的生命标识，几乎是每个人参观校园的人都要来感受的。两方高高的墓碑，上有蒋介石的晚额、罗家伦的题字和蒋梦麟的碑文，蒋梦麟为先生写的文字半个世纪后读来依然亲切和朴实：“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而五百多株梅花树点缀着这块洁净的土壤，处处暗香盈盈，让人翩然想到万丈红尘之外的古典诗意。游客们怀着虔敬之心，在草木亭台间静静感受先生的风范、神采和遗泽，小心翼翼地迈着脚步，不闻细微之声响，只怕惊扰先生长眠海岛的好梦。新竹建园已有55周年了，先生却好像一直没有离开过，似乎是冥冥中守护校园、守望远岸故土的神灵。孟子说过：“故国者，非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想拙劣地仿写一句接上去：名校者，非有建筑之谓也，有先生之谓也。是先生，唯有先生，足足撑起了一所大学的脊梁，代表了中国教育的尊严、真理和良知。我一直认为，梅先生和蔡元培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将大学教育做到完美的两个人。隔着长长的台湾海峡，隔着广袤的中原腹地，乃是北京的胞校，这里除了档案馆里蜡黄的纸张和沉暗的字迹，几乎寻不到先生那瘦长的身影。北京清华园百年校庆盛典之时，花团锦簇，人山人海，在杰出校友名录里，列出了那么多的政界名流，商业领袖，可是老校长的席位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模糊，套用一句诗就是：冠盖满京华，斯人独不见。
教育，代表着一个民族最远大的前程。在兵荒马乱、兵戈四起的年代，在饥寒交困、衣食不济的环境里，先生赋予这项常态事业以最淳朴、最本真的面貌，他的优雅、谦和、清澈和坚定，使动荡的教育之火不熄，使那一代学人啜饮甘泉，他那“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性格，有着举重若轻的伟力。记得郁达夫在《悼鲁迅》一文中写道：“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但愿后人带着前人的遗志走下去。
标签： 初出茅庐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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