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身退：检验政治家成色的最后一块试金石
此处所说的政治家，是那些以国事为重、关心民族未来的国务活动家（statesman），而不是一心角逐权力和选票的政客（politician）。政治家与政客的分野不在于权位高低，而在于所做之事的性质。身居庙堂者或许只是政客，位卑言轻者却可能是政治家。
由于言行举止关乎国家的颜面、运势乃至命运，以及苍生黎民的福祉，政治家属于格外惹人关注的那一群人，尽管和平背景下的我们更习惯于笼罩在商业领袖与娱乐明星的光环之下。传记作家们便经常不由自主地将选题的目光投向政治家，而这一类传记也往往会成为流行甚广的畅销书。
他们如此重要，也就难怪史家和大众以精细甚至苛刻的眼睛打量他们了。才智、德行、情感、风度、境界……人们用尽了神学的、科学的、伦理的、美学的——一切度量，把他们放到一架巨大而无形的天平上反复称重，尔后将他们的斤两写进教科书以示后代。
一颗恒星自有陨落的那一天，一名政治家的事业也有迟早降临的终点。智慧、功业、品德，这些人们面对政治家最常使用的考量标准，以及人们最常津津乐道的事迹，多归于政治家所经历的前期考核。那么他们要面对的最后一次考核是什么，或曰检验他们成色的最后一道标准是什么？
遍览古今中外历史，我想最恰当的答案无外乎避免雄心异化成野心，权力神化为魅力，不让衰迈的身躯、周遭的宵小变成人生画布上的污点，选一种体面、潇洒又不失主动的形式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若以一个非常具有中国智慧的词语来说，就是“功成身退”：“功成之日，即当归隐。”（当然说这话的人最后逝于五丈原了）
中国史上有很多功成身退的例子，尤以范蠡、张良和刘基为著。在古代中国，皇帝几乎是无法功成身退的，因而做到这一点的以臣下居多，尤其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名臣。不过，他们功成身退虽是主动为之，却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可同患难却不能共富贵的君上正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们，不退多半会有性命之虞。功成身退，多少有些被迫的意味。
随着君主让位于共和、民主取代专制，现代世界也出现了若干功成身退的典例。如华盛顿在美国独立后便主动辞去总司令一职并遣散军队，总统任满两届后坚决不再连任，而是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弗吉尼亚农庄。再如曼德拉数十年深陷囹圄，却只做了一届总统便果断让位于姆贝基了。相对来说，这几桩发生在现代的功成身退事件更具有启示意义，毕竟我们就身处这样的时代里。
以华盛顿、曼德拉这类人的才德、资历和威望，继续担任元首是毫无问题的。那么，他们为什么毅然在功成之后飘然而去？
“当一个领袖处于荣誉巅峰时，他本人却敏锐地意识到：让权力过于集中或长久滞留在某人手中，无论如何都是危险的、不道德的，都是对国家利益和公共权力的损害，都是对民众力量的蔑视和不尊重。”（王开岭：《英雄的完成：踏上回家的路》）
这一回答触及了问题的焦点：权力。如果恰当一点，我们更应该称之为公共权力。而权力会腐蚀人。
掌权的日子久了，功业与威望积攒得多了，人多少会有些志得意满，变得自以为是，甚至刚愎自用。特别是一些大政治家，以其非凡智慧，的确“是”的时候更多些。日子久了，容易养成“自我一贯正确”的习惯，而他的追随者们则会形成“他一贯正确”的习惯，两下里合到一起，便会造就一个骄矜的政治家。但是天地、自然、社会、国家大的很，即便一个人才智绝伦，也绝不可能洞悉一切，知识总是有边界的。所以，除非存在一个足够强力的刚性框架可以限制权力的为所欲为，否则一个习惯了以自我意志决定一切的政治家会变得极其危险，他的一意孤行可能会变成整个民族的灾难。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许多有名的皇帝和领袖在其漫长的统治期内，呈现出一幅先明后暗的画面了。即使是以从谏如流著称的唐太宗，在晚年也是听不进反对意见的。
一个人长期处在权位上，容易形成对于权力的迷信，认为权力无所不能。有这样一种观念，再加上个人的魅力和威信，当政日久的政治家会有能力超脱于法律和制度恣意行事。但是法律最大的威严就在于人们不敢挑衅其威严，所以，当领袖们带头将宪法和法律踩在脚下或弃之一旁时，法律的威严也就荡然无存了。如此一来的政治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为后继者再次践踏法律的成本已大大降低，而按照成本与效益分析的思维模式，践踏法律会成为理性之举。
另外，迷信权力会让政治家变成权力的奴隶。当你太在意一件事物的时候，你就会成为它的奴隶，比如爱情，比如手机，比如权力。古今以来有无数视权力如生命的政治家，他们在其一生中可能把无数人变成了阶下囚，但他们多数都没意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也沦为了权力的奴隶。如果说自由是人的终极追求，那么被权力奴役也绝不是一件光彩之事。
天比人强。任你飞天遁地无所不能，也有垂垂老去的那一天。老病迟早会找上每一个人，包括政治家。当一个人虚弱的时候，他对周围世界的控制力会减弱；当一个人老了病了的时候，他对事物的判断力会下降。这是寻常人通过日常经验便可以意识到的定律，可这一切发生在政治家身上就会成为可怕的事情：执掌巨大的权力需要有充沛的体力和精力，治理广袤的国家需要具备清晰无误的判断力。权位上的一举一动，都与千万平民的祸福生死休戚相关，来不得一丝马虎。
只是，主动放弃权力绝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众所周知，丘吉尔有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特点。显然，“伟大人物”是丘吉尔自诩，“伟大民族”指的是英国人。丘吉尔自认功勋卓著，应当继续领导国家，但在二战后的首次英国大选中他却丢掉了首相宝座。因此当他向记者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听者不难从中闻出酸楚、嘲讽和恼怒的味道。后来他又以77岁高龄执掌国政，即便在生命垂危的中风之后，也仍然死守首相大权而不允许丝毫旁落（电影纪录片《丘吉尔的秘密》忠实地再现了发生在1953年的这一幕）。我们可以将此事解读为一位著名老人向世人展示他的顽强意志，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特别是结合他的那句“名言”，我们却也很容易便看出他对权力的深度迷恋。
丘吉尔可是自幼浸润于英伦的自由民主传统，自身文化修养又极高，尚且不能免于权力的魅惑，足见从权力中脱身而退有多难了。因为时间会把掌权变成一种习惯。多年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朝退下来陷于落寞，这种对比强烈的反差的确是令人难以忍受。
只是不论如何艰难，功成身退仍是一名政治家所能拥有的最完美的选择。假如在战后大选失利后，丘吉尔便功成身退，从此逍遥自在地安心过着富足而悠闲的绅士生活，在写下优美的文字之余点起一支上好的古巴雪茄，我想他定会留下一个代代传颂的美丽童话，而且也不必饱受以年老多病之身却要执掌最高权力的痛苦了。
也许会有人说，后继无人，国将奈何？这个理由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而且成功地“吓阻”了无数政治家“不敢”离位，本来退居二线的，重又回到一线工作，或者潜伏在幕后，像“太上皇”般继续遥控政局。众多英明卓著的政治家就这样在一种欺骗和被欺骗的氛围中，沦落成死守权力的独裁者或孤家寡人，被蒙蔽以及老迈昏聩又把他们变成历史的笑柄，落得一个晚节不保的凄凉下场。
其实，后继者问题往往是多虑了。谁都能胜任美国总统，这绝不只是一句笑谈。万历皇帝曾经多年不理朝政，文官集团照样支撑着国家运转无阻，（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可见首脑的作用实在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话说回来，每个国家的每个时代都会有一大批才俊之士，找一位合格的继任者从来都不是难事。就像我们国家的某一年，人们惶恐地以为天塌地陷了，可这么多年过去后，太阳不也照常升起？
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功成身退会成就一个完美的政治家，未能如此的人往往也在“合理的不完美”的名义下得到了人们的谅解。因为人们常说，不完美才显得真实。这句话放在常人身上完全正确，教导我们要以宽容之姿看待他人，不过放在政治家身上便不那么恰当了。只因他的“不完美”，一个民族可能会陷入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一个国家可能会陷入千里无鸡鸣的混战，只因他的“不完美”，成千上万人可能会失去生命……鉴于政治家的特殊性，他“不完美”的代价太过高昂以致人们承受不起，他的“完美”实实在在属于必要的德性。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当那位智者写下这句话的时候，他一定想到了人世间因权力争夺而引发的种种暴虐或龌龊的惨剧、闹剧……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似乎更符合人之本性，多多益善似乎是更为常见的人生追求，而功成身退实在不是人生的常规准则。所以，古来能做到这一步的人，都是些参透了天地变化、化天道为人道的大智者，屈指可数。正因稀缺，才显得弥足珍贵。若说功成身退是一种境界，功成身退的政治家则无一例外都是境界超凡之人。他们本来就很伟大，这一境界更是极大地增益了他们的伟大之处，将他们与那些不失伟大却为人诟病的同行截然区别开来。
最后，让我们以三句话来结束本文：
功成身退，是政治家为世界所能做的最后一件善举；
功成身退，是政治家所能拥有的最后一项品德；
功成身退，是检验政治家成色的最后一块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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