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泛指唐朝诗人创作的诗词，这是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同时也为后人研究唐朝的民风、习俗，乃至政治面貌的演变发挥了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余光中在《寻李白》中曾有言道李白“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从中可以看出诗就是唐朝文化的象征，不过唐朝文化还步仅仅限于诗歌。
事实上不论是什么体裁，到了唐朝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唐朝文学的兴盛是一个公认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到了唐代，中国文学出现获得了如此蓬勃的发展呢？这需要从多个维度和要素进行剖析。
魏晋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魏晋之前的文学以《诗经》、楚辞和汉赋为主，到了东汉末年骈文兴起，逐步出现了新的文学体裁。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终于单独成为一门学科，不再依附于经学（以四书五经和其他百家学派经典为代表）。骈文是一种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最终定型于南朝梁，将文章之美推向了一个极致。
南北朝末期，中国文学在骈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文学体式呼之欲出。到了唐代，以诗为代表的多种文体写作形式相继出现，只是其他文体都不如诗出现的早、成就大而已，这其中以“唐传奇”为代表的文言小说和词。大家经常说“唐诗宋词”，但事实上唐朝后期就已经出现“词”这一文体了。
天下繁荣、秩序稳定的良好环境 随着文学的发展，唐诗逐渐成为主流文学形式，这当然离不开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唐朝近300国祚，其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中都处于天下繁荣、秩序稳定的历史阶段。不仅如此，唐代在思想文化层面持包容开放的态度，因而吸纳了许多外来文化。正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激起了许多灵感与火花，才进一步促进了唐朝文坛的兴盛。
一个强大的皇朝，不仅给予唐朝文人以极大的文化自信，同时也致使其拥有更为辽阔的视野。这些都对文学的兴盛、唐诗的发展创造了有利肌壤。
积极进取、快意恩仇的社会风气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宏大气魄，又或许是源于隋唐文化当中对南朝婉约和北朝坚韧的融合，唐朝文学往往体现的是一种快意恩仇、直抒胸臆的侠客风范。换言之，高度自信的唐代文人很直率，对自己的人生欲望几乎不加掩饰，秉承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在众多唐诗流派中，既有田园诗这种多以农村景物和农民、 牧人、渔夫等的劳动为题材的歌咏田园生活的诗歌，也有边塞诗这类多以戍边将士、开疆拓土、战争场景为题材的歌咏投笔从戎的诗歌。唐诗之中既可以有风花雪月、也可以写下里巴人；既可以抒发个人喜恶、又能够挥洒家国情怀。诗歌流派的多样化，这也是唐诗鼎盛的原因之一。
武则天时期科举加试杂文 前面提及的是唐诗兴盛的历史因素和环境背景，除此之外唐朝诗歌的实际作用也很明显。武则天称帝之后，对科举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新增“武举”项目、将殿试制度化，同时还科举内容中加试杂文。所谓杂文是相对于经文而言的，则天女帝之前的科举主要考核的内容是经学，严格来说和文学的关联并不大，而杂文所指的是诗词歌赋，这些才是唐朝文学的重要内容。
当科举考试中增加了杂文内容以后，天下学子对诗词曲赋的创作热情迅速高涨，毕竟文学已经成为他们的晋升资本了。从此文学和经学一起成为读书人必学的内容，天下出现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现象，文学从这个时候开始变得无比重要。事实上，细数唐朝著名诗人，多数诗人都出现在武则天称帝之后，在此之前能被人迅速想起的就只有初唐四杰了。
“行卷”和“温卷”风气盛行 仅凭加试杂文还不足以促进整个唐代诗坛的繁盛，然而由于当时科举制度的特殊安排，文人墨客们即便在科考之外也喜好撰写诗作，这是为什么呢？其实，科举制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是隋朝处于遏制门阀世家政治影响力的手段。到了唐太宗时期，又对科举制度进行大规模改革，从而进一步将其稳定下来。然而出于对门阀世家的妥协让步，唐朝的科举是不实行糊名制的。不糊名就意味着考生的姓名会被考官看到，这当然有利于门阀子弟的晋升，缓解了门阀世家等原有选官制度（恩荫制、九品中正制）既得利益者的抵触情绪。不过，也正因为不实行糊名制，考生的名声对考官就有很强的影响力了。
为了在科举之前就令考官知晓自己，唐朝的考生们通过“行卷”和“温卷”的方式，想要在考官面前混个脸熟。所谓“行卷”和“温卷”是指年轻学子们通过四处交游、拜访的方式结交其他士人，尤其是那些已经身处朝堂的达官贵人。他们惯性的方式就是将自己绞尽脑汁创作的佳作编辑起来，送到这些官员府上，以期望人家阅览并欣赏自己，这就是“行卷”。至于“温卷”则是在科举之前，为了防止考官忘记自己而将同样的诗集再送一次。如此以来，诗歌文学焉能不繁盛。
学子远游增长阅历、促生灵感 唐朝诗人往往习惯于远游，其背后的现实逻辑就是为了在科举考试之前取得考官的青睐。然而丰富的交游过程中，这些文人也极大的增长了见识，促生了灵感。许多著名的诗人的足迹都曾遍布小半个唐朝疆域，既赞叹过浩浩大川、又感慨过巍峨高山，如此丰富的阅历也就踊跃出更多的佳作。
除了对达官贵人和文学名士的拜访、对山川河流的游览，唐代文人还特别喜欢巡游佛寺道馆。宗教思想是唐朝文学兴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需要指出的是，唐代的许多高僧本身就是著名的诗人，甚至许多寺庙往往还担负着学校的功能，唐朝佛寺的这种教学属性也是文人墨客愿意与高僧往来的重要原因。以佛教和道教为代表的许多宗教思想也不可避免的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反应，比如李白的许多诗作、比如白居易的《长恨歌》。由于唐玄宗和杨贵妃（道号太真）都信奉道教，因此《长恨歌》的结尾，白居易就描写二人在一个道教仙境重逢相会的场景。
政治开明、思想宽容 正所谓“为尊者讳”，许多其他朝代文人往往是不敢妄自对当朝君王做评论的。后世明清时期大兴“文字狱”，直接导致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万马齐喑的局面。然而唐朝文人并不在意这些，白居易就敢在《长恨歌》中规划和幻想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而唐朝在文化上对儒家、佛教和道家都持提倡态度，对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促进文艺上各种风格流派的形成是非常有益的。
纵观整个唐代诗歌发展，很少受到政治势力的干扰，这也是文学兴盛的重要原因。一个没有权利桎梏、后顾之忧的社会环境，一个自由发挥、不受拘束的文坛风气，必然能够更好的释放唐朝文学的能量。
综上所述，以唐诗为代表的唐朝文学之所以能够获得迅猛发展，是由多方面原因共同塑造的。国家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秩序稳定、文人墨客直抒胸臆的人生观念、科举加试诗词内容的现实价值、学子远游的阅历增长、天朝兼容并蓄的自信气魄等。正是在此背景之下，诗歌进入了繁荣昌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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